贾 云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江苏南京 211200）

一、问题提出

自Hochschild 提出“情绪劳动”的概念——工作中，调整自身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以产生符合组织要求的情绪表达行为[1]，研究者开始关注劳动者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国外教育领域的研究发现，教育工作者的情绪劳动对所有层次的教学活动来说都是重要成份，是实施有效的专业教学的前提[2]。国内对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的研究始于台湾地区，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的情绪劳动与职业倦怠有显著关联[3]。近年来，关注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的大陆研究者越来越多。如，李俊刚和郭苹关注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的特点[4]。孙阳关注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发展的特点[5]。张一楠发现，情绪调节中再评价、组织气氛中同事行为、感情承诺影响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深层表现；情绪调节中表情抑制、组织气氛中园长限制行为、教师亲密行为影响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的表层表现[6]。翟金成发现，男性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表层表现与收入显著相关[7]。刘萱的实验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团体辅导能减少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的表层表现，增加深层表现[8]。林娇娇的调查发现，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的自然表现和深层表现与职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职业自我效能感可显著解释情绪劳动中15.1%的变异量[9]。杨伟平等人发现，组织和家庭支持对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的深层表现和自然表现有正面影响[10]。余胜美调查发现，学历、园所类别和园所级别对情绪劳动均有显著影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