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颖

（1.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2.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3.广西民族大学 教务处，广西 南宁 530006）

一、研究的缘起：界定“地方”与再看侗族人地关系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浪潮席卷，“时空压缩”给人们带来无助、迷失和不安，自然环境与社会空间亦成为供人消费的“景观”与“奇观”，“地方”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空间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关注的话题，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社区营造”“留住乡愁”等行动和议题的焦点。

关于“地方”内涵与外延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人文主义（或译作“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理论取向。人文主义视角强调人的主体经验，可追溯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和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提出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都强调人对地方的情感依附。[1]段义孚认为，相较于“空间”，“地方”是感知价值的中心，是意义中心和关怀之所。[2]建构主义视角关注“地方”与集体记忆、权力和认同的关系。在全球资本、话语、权力关系角逐和竞争下，在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意识形态作用下，“地方”成为建构认同的工具和文化资本的符号。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指出，政治经济权力参与“地方”建构，既带来希望，也暗藏危机。[3]20世纪70年代时，段义孚等人将“地方”视为一个静态概念，90年代后，建构主义理论对其修正。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提出“全球地方感”概念，认为“地方”是一个发展的、绝非静止的过程；不一定非有边界；没有一个单一的、独一无二的身份认同，充满了内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