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辉 杜荣 秦瑞敏 徐满厚

摘要：山西省境内的吕梁、太行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区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本研究以该片区所辖4市21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从山西省统计局统计年鉴及国务院扶贫办获取研究区内2008—2018年共11年农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價，旨在探讨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大片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地域差异性，随着时间推移，农业经济发展有所好转，但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落后的农业机械削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总产值降低，在农业种植中施用过多化肥造成土壤贫瘠、土壤质量下降，引起农作物产量减少，进一步导致贫困加重。因此，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精准脱贫时，要“依地施策、依时施策”，改变该区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走绿色、包容、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

关键词：连片特困区；可持续农业；主成分分析；山西省；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志码：A论文编号：cjas2020-0226

An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Yang Xiaohui， Du Rong， Qin Ruimin， Xu Manhou

（College of Geographic Science，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Abstract： Lvliang and Taihang， two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Shanxi Province， are the main targe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f China. In this paper， 21 state-level specia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4 cities of these areas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ata of the study areas from 2008 to 2018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Shanxi Provinci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overty in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poverty- stricken areas in Shanx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Lvliang and Taihang， and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improv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However， farmers’extensive use of backwar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reduced their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the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The application of excessive chemical fertilizer in agricultural planting has led to poor soil quality and crop yield decrease， and further aggravated poverty. Therefore， wh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carried out in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implem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ime”， change the traditional backwar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in these areas， and take a gree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oad.

Keywords： Contiguous Poverty- stricken Are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anxi Province； Agricultural Economy

0引言

經济欠发达地区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与发达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该区受人类影响较小，在新的发展过程中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1]。连片特困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的“欠发达地区”，依托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在精准扶贫政策下实现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迫在眉睫。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2]。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3]。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要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必胜信心[4]；脱贫攻坚越到最后阶段，越要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抓紧抓牢[5]。

21世纪初期，中国扶贫事业取得巨大进步，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中国贫困已不再是因政策与制度缺失等带有普遍性因素造成的“面上”贫困，取而代之的是因区域环境、生产条件等差异导致的“点上”贫困[6]。在中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因而片区扶贫攻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7]。从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战略提出开始，该区的发展状况成为了很多学者的研究热点[8]。邢慧斌等[9]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技术系统对燕山—太行山区8个连片特困县的教育精准扶贫进行了实证分析。陈厚义[10]采用层次分析法评价3个连片特困区县域经济的基本竞争力。张骏逸等[11]运用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大别山连片特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李永红等[12]运用GIS和BP神经网络技术方法对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村域空间贫困进行了分析。朱青[13]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对喀斯特地区贫困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分析。Garong Nima[14]以拉拉托村为研究对象，从教育、培训、信息资源和管理组织3个方面探讨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扶贫开发的现状和发展，但是不同学者研究的区域、角度、方法都不同，针对山西省集中连片特困区农业经济的研究并不多。

山西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省，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发展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整个省的经济水平[6]。山西省有4个市共21个县列入国家确定的吕梁山和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方是山西省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深、攻坚难度最大的地区[15]。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到山西考察；2020年5月，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山西，进农村、访农户、看企业、察改革，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行调研。因此，研究山西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该省的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对全国人民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共同迈入小康社会更是至关重要。为此，本研究以山西省连片特困区21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农业经济入手，针对研究区内2008—2018年共11年的农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片区内的农业经济进行评价。通过对研究区内农业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该地区经济贫困与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以期对山西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相关的建议，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以山西省内21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区域（如图1所示），涉及大同市（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灵邱县、浑源县和大同县）、忻州市（五台县、繁峙县、静乐县、神池县、五寨县和岢岚县）、吕梁市（兴县、临县、石楼县和岚县）和临汾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汾西县和大宁县），选取研究区内2008—2018年的农业经济数据。研究区域经济较不发达，区域内城镇化进程慢，发展水平低，城镇人口就业率低，影响第三产业发展进程，导致大量人口外出[6]。山西省28.47万深度贫困人口中，65岁以上无劳动力的18.92万人，家庭成员丧失劳动能力的9.55万人。与此同时，区域内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恶劣，全省15.6万hm2的国土面积中，70%是丘陵和山地；437.2 hm2耕地中，76%是旱地；33 hm2旱地中，70%是中低产田，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使得贫困问题更为严重。

1.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为山西省4个市21个县城农业经济数据，时间跨度为11年（2008—2018年），来自山西省统计局统计年鉴及国务院扶贫办检测数据。采用收入贫困发生率指标（收入贫困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值）来反应该片区的经济贫困程度，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建档立卡项目，可以较为真实的体现当地收入贫困情况。考虑到长达11年间的数据，部分地区偶有缺失值，本研究采用邻近值均值替换法填补缺失值。

1.3评价指标的选择

本研究主要从农业经济入手，探究该地区经济贫困与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因此排除了自然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采用了各个地区11年常住人口、乡村人口、从业人口等指标用于计算收入贫困发生率；以及农民粮食产量、机械用量、用电量等指标，再结合人口数与播种面积，用于计算人均水平和面积水平上的农业经济指标[6]（如表1所示）。

1.4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单位，可显著影响主成分分析结果，因此在进行分析前本研究对选取的指标做无量纲处理，采用的无量纲处理方法为标准化[16]。利用SPSS 26.0统计软件，将原始指标进行数据Z-score标准化。经过处理后的指标数据均值为0，若i地区t年的某指标大于0，则说明高于平均水平；若小于0，则说明低于平均水平。

1.5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并对具体有依存关系的现象探讨其相关方向以及相关程度，是研究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17]。本研究中，将21个地区11年的指标做皮尔逊相关。利用SPSS 26.0统计软件，得到7个指标两两变量之前的相关关系，进而分析脱贫指标与贫困因素。若相关系数为正数，且显著性小于0.05，说明这双变量之间为正相关。若相关系数为负数，且显著性小于0.05，说明双变量之间为负相关。若该相关系数显著性大于0.05，则说明无相关。当相关系数小于0.4时，说明两变量是弱相关；当相关系数在0.4～0.6之间则为中等相关；当相关系数大于0.6时，说明两变量为强相关。

1.6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是将多个指标转化为少量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18]。本研究以21个县地区为单位，将7个标准化处理指标在SPSS 26.0统计软件中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矩阵的特征根与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并得到因子载荷量，求出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然后，根据线性表达式计算出各个成分因子得分，且利用方差贡献率为权重，求出综合得分[19]。最后，将各主成分因子的综合得分按照百分制进行折算作为评价分值，可以更真实、具体地反应该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

2结果与分析

2.1评价指标间的相关分析

对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7个指标进行相关分析，随后得到皮尔逊相关矩阵表格[20]（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7个指标之间大部分存在显著相关，即显著性小于0.05。

其中，收入贫困发生率（PF）与人均农业总产值（NC）、农村人均用电量（ND）、人均农用机械量（NJ）、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BLC）、单位播种面积机械动力（BNJ）呈现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均在-0.2～-0.5之间，为显著负弱相关，而与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BNH）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77，即为显著正弱相关。说明人均农业总产值（NC）、农村人均用电量（ND）、人均农用机械量（NJ）、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BLC）、单位播种面积机械动力（BNJ）为脱贫指标，这5个指标的增长會有一定作用使得收入贫困发生率（PF）下降。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BNH）则是致贫指标，说明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收入贫困发生率增高。

人均农业总产值（NC）是反应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经济指标，由表2可知，人均农业总产值（NC）与农村人均用电量（ND）、人均农用机械量（NJ）呈现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大于0.5，为中等相关强度。说明农用机械和电力的提高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6，21]。

而农村人均用电量（ND）与人均农用机械量（NJ）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且相关性大于0.6，为强相关。说明农村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会导致电力的大量消耗，使得农村耗电量大幅升高。

同时，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BLC）与农村人均用电量（ND）呈显著负弱相关，与人均农用机械量（NJ）呈现显著正弱相关，说明人均农用机械量的使用可以促进粮食产量。但电力的过多消耗也会使得粮食产量的下降。

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BNH）与人均农业总产值（NC）、农村人均用电量（ND）、人均农用机械量（NJ）均呈现显著负弱相关，表明农村化肥施用过多，会造成农用机械与电力的降低，进而影响到农业总产值。并且，化肥施用过多会导致土地贫瘠，土壤质量下降，加重地区的贫困。

2.2主成分分析

2.2.1主成分分析——评价指标成分将7个标准化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首先应该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若KMO>0.6，且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小于0.05，表明该数据可进行因子分析[22]。通过SPSS 26.0软件分析得到，本研究KMO值为0.644>0.6，且显著性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此外，7个指标的公因子提取率均高于0.6。

本研究按照特征根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0%以上即可提取为主成分的原则，提取出2个成分[23]，累计方方差贡献率为81.416%（如表3所示），说明这次主成分提取结果基本可以反应绝大部分信息。

继续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主成分系数矩阵，以此说明各主成分在各指标上的载荷[24]。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指标与成分之间的相关关系，选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旋转，得到因子旋转矩阵[25]（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7个指标在第1主成分与第2主成分上，均无因子载荷同时大于0.5的情况，说明7个指标不需要进行删减，各成分划分清晰。第1主成分是人均农业总产值（NC）、农村人均用电量（ND）、人均农用机械量（NJ）与收入贫困发生率（PF），反应人均水平上农业经济发展情况；第2主成分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BLC）、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BNH）、单位播种面积机械动力（BNJ），是反应单位播种面积水平上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

由主成分1、2的方差贡献率可计算出权重，第1主成分所占权重为0.594，第2主成分所占权重为0.406。综合主成分等于0.594乘以第1主成分线性表达式加上0.406乘以第2主成分线性表达式。列出综合主成分的线性方程（1）。

Y=0.485NC + 0.527ND + 0.531NJ + 0.505PF + 0.424BLC+0.300BNH+0.474BNJ…………………（1）

2.2.2农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SPSS 26.0统计软件，编辑方程表达式，将7个标准化指标分别代入第1主成分、第2主成分、综合线性方程中，随后在进行百分制折算。可得到每个地区每年的第1主成分得分、第2主成分得分、综合得分与百分制得分，计算出各个县的各个得分平均分。

由表5可知，4个市的第1主成分得分：忻州市>大同市>临汾市>吕梁市，表明在人均水平上，忻州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优于其他市，吕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最差；第2主成分得分：大同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表明在单位播种面积上，大同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优于其他市，吕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最差。从整体上看，大同市发展最好，忻州市和临汾市次之，吕梁市发展最差。大同市中，大同县>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浑源县>灵邱县。忻州市中，五寨县>神池县>岢岚县>五台县>繁峙县>静乐县。临汾市中，隰县>吉县>大宁县>永和县>汾西县。吕梁市中，临县>兴县>岚县>石楼县。

2.2.3农业经济发展的时间特征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地区的发展情况，本部分以年为单位，分析各个市的第1主成分得分、第2主成分得分、综合得分与百分制得分并计算各个得分平均值。由表6可知，4个市从 2008—2018年，虽各有高低起伏，但总得体来说，2018年的各个成分得分高于2008年，说明4个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仔细分析可得，2008—2012年，为缓慢发展期，2013—2015年4个市均有较大发展浮动，为发展迅速期，而2016—2018年，发展逐渐平缓稳定。

3结论

在人均水平上，忻州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优于其他市，吕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最差；在单位播种面积上，大同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优于其他市，吕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最差。整体而言，大同市发展最好，忻州市和临汾市次之，吕梁市发展最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4个市的农业经济发展越来越好，2008—2012年处于缓慢发展期，2013—2015年为发展迅速期，2016—2018年发展趋于稳定。

3.1农业经济与经济贫困的关系

农业总产值、农村用电量、农用机械量、粮食产量、机械动力这5个指标为脱贫指标，而农村化肥施用量则为致贫指标。说明，在农民生产过程中，農业机械的大量使用导致电力消耗过大，虽然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电力的过度使用减弱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农业化肥施用过多造成土壤贫瘠化、土壤质量下降，这引起粮食产量减少，间接导致山区贫困加重[26]。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之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力大大提升，与此同时造成了农村人口失业率的增加，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一些破坏。宏观来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利大于弊，促进社会的进步，农民的体力劳动减少，城乡区别日益缩小。这也表明，“脱贫攻坚”长久战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建设，方便农民用电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总产值。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可以有效地控制病虫害、消灭杂草，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但是过度的使用化肥农药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农药残留问题，应该到群众中去，给农民宣传科学种植，避免化肥施用过多，导致土地贫瘠化[27]。

3.2农业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

在人均水平上，忻州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优于其他市，吕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最差；在单位播种面积上，大同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优于其他市，吕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最差。从整体上看，大同市发展最好，忻州市和临汾市次之，吕梁市发展最差。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同市农村和全国一样，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坚持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建立种粮补贴制度，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8]。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16个“一号文件”，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系列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民收入快速增长。2018年，大同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710元，实现增长“十二连快”，当年增幅全省排名第二；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进展，2018年底，大同市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分别从2014年的745个、31.14万人、18.36%，下降到101个、2.7万人、1.78%，在自身发展以及国家政策扶持下，大同市的农业经济有了显著的成效。吕梁市是特色农业大市，有“红枣之都”、“核桃之乡”、“杂粮之府”的美誉[29]，但是吕梁市十年九旱，地势多为山地、半山地，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远低于山西省乃至全国的平均水平，规模化水平较低，结构性问题突出，且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导致吕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各市。

3.3农业经济发展的时间特征

在11年的时间中，各个地区农村发展较快，2018年农业经济水平远超2008年，且2013—2015年为各个地区发展迅速期，如今农村地区发展已经较为平缓稳定，说明脱贫攻坚政策的实行有了明显的效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曾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30]。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31]。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省委、省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因此，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指导下，2013—2015年研究区内各市均有较大发展浮动，为发展迅速期。经过2016、2017年两年奋战，山西省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分布和扶贫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脱贫攻坚思路需要从注重扶贫数量向更加注重扶贫质量转变，从开发式扶贫为主向开发式与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32]。党的十九大以来，习总书记将精准脱贫放在战略位置，并针对脱贫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新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为脱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2016—2018年山西省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各市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平缓稳定。山西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到2019年底，全省5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由13.6%降至0.1%以下，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生态扶贫、光伏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造林合作社等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4讨论

本研究主要对21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业经济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探究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对山西省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有了科学的评价，同时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意见，今后应该对自然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进一步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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