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玺铭，乐胜奎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陶行知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出生于徽州，曾赴美留学，学成后归国创办了多所学校，其一生都在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服务[1]。“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是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2]。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孔子的教育思想有着相似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为“两千年前孔夫子，两千年后陶行知”[3]。抗战时期，陶行知将西方教育思想与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先后开展了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和战时教育运动，促进了抗战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4]。在教育实践中，陶行知生活教育、教育救国、儿童本位的思想影响了当代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对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陶行知抗战时期的教育实践概述

(一)发起普及教育运动

1.发起普及教育运动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加剧了民族危机。为此，陶行知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明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痛苦的根源，大众要用自己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2.提出“小先生制”

普及教育的开展存在着诸多障碍，为此，陶行知提出了“小先生制”。1933年4月6日，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初等教育参事会上，陶先生作了题为《小先生与普及教育》的演讲，演讲中他提到小桃教会祖母识字的故事。晓庄师范被迫关闭后，当地会识字的儿童自发组建起了学校，校长、老师、工人都是小孩子。陶先生赠诗一首：“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1934年3月，南京、九江、汉口等地都推行了小先生制，截至1935年初，全国23个省市普遍采用了小先生制[5]。

3.成立工学团

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与宝山县交界的孟家桥成立了第一个工学团——山海工学团。陶行知先生用庙宇当做校舍，请木匠来教学生自己做桌椅板凳，打破了学校和社会、老师和学生的传统界限。之后，又成立了晨更工学团、宜兴西桥工学团、沈家桥棉花工学团等十几个工学团。

(二)发起国难教育运动

1.发起国难教育运动的背景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反帝运动，12月12日，陶行知与宋庆龄、沈钧儒等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日寇在中国的肆意妄为进一步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面对危机，陶行知推行的普及教育已无法适应当时的国情，为此，陶行知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国难教育运动。

2.成立国难教育社

1936年，上海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任理事长，张劲夫任总干事。国难教育社作为教育机构，其办学方式与传统的教育不同。教学内容上，陶行知倡导教人知其所以然，让人民大众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也要教民众联合起来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除此之外，国难教育社在教学方法上也更具有多样性，如举办国难演讲、举办军事技术讲习班、进行国难教育设施情况调查等。

3.组织新安旅行团

自1935年10月10日开始，在陶行知的支持下，汪达之任新安旅行团团长，开始了一行十五人的全国修学旅行。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走过了浙江、江苏、山东、甘肃、山西等16个省，到过许多大城市，如杭州、南京、北平、天津、西安、香港等，总行程达两万五千多里。新安旅行团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走到解放战争，持续了1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壮举。

(三)发起战时教育运动

1.发起战时教育运动的背景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也开始了。作为外交使节，陶行知深感救国任务的艰巨和紧急，组织国内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将国难教育运动改为战时教育运动，并将《生活教育》改为《战时教育》。

2.创办育才学校

在普及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陶行知发现许多有天赋才能的孩子没有得到被培养的机会，感到十分可惜，为此，陶行知归国后便筹备创建了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使其成为抗战救国的优秀人才。育才学校的孩子们有特修课和普修课，但没有考试，也没有分数的评比。育才学校十分重视课外学习和学生的自主管理，如音乐组的学生要负责组织全校的合唱团，自然组的学生就要领导大家认识大自然、普及自然知识。而且，育才学校的每一位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教周围的百姓识字认字，把学到的知识教给他们。

二、陶行知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分析

(一)生活教育思想

陶行知在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教育理论是生活教育，这是其诸多教育理论的基础。自1926年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起，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便逐渐形成，此后的二十年里，陶行知发起的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都是在生活教育的理论指导下逐步开展起来的。

陶先生说：“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也就是说，生活教育的范围极广，凡是我们生活中有的，都是教育。生活教育包括一切课外活动，不仅教人读书写字，也教人如何做人做事。课内和课外、做人与做事、思想与行为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陶先生说：“生活教育下只有纵的分任，绝无横的割裂。”生活教育打破了学校和社会的围墙，在“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下又衍生出“社会即学校”这一理论。

在抗战时期，从陶先生所做的教育实践当中可以看出其生活教育的理念。普及教育运动时期，由于资金困难，不能建学校，陶先生就用庙宇、工厂来代替学校。国难教育运动时期，新安小学的学生们在生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开始旅行修学，在旅行中学习知识。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前进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

(二)儿童本位思想

和一些传统教育家不同，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视儿童。他认为小孩子很有创造力，“穷光蛋和小孩子有不可轻视的力量”。陶先生首创的小先生制，直观体现了他的儿童本位思想。在普及教育运动时期，为了攻克难关，将教育普及，陶先生想到了让小孩子来当先生，他相信小孩子有这样的能力，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在国难教育时期，小先生也肩负起了救国重担，为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普及国难知识，小先生们奔走在教育前线，不怕苦不怕累，将自己所学传递给他人。

(三)教育救国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民主主义战士，在抗战时期，他更是将教育事业与拯救民族危亡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生活教育运动是与中国劳苦人民战胜国难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存的。

在普及教育快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由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陶先生立即转向国难教育，他呼吁“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国难教育时期，战火纷飞，陶先生成立国难教育社，向大众传播国难知识，教他们明白中国为何被侵略，让他们自发站立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全面抗战时期，陶先生成立了晓庄研究所，帮助解决了桂林民众受教育的问题。陶先生不断变化其教育运动，目的是使教育更好地配合抗战，为抗战服务，实现全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三、陶行知抗战时期教育实践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要打破传统，创造创新

陶行知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人，他把创造引入生活领域，运用到教育当中，可以说，他“教育思想的灵魂是创造精神”。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提出，打破了传统认为的读四书五经才是教育，在学校才能受教育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应该是创造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便是“要求受教育者在掌握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6]。

事实上，我国的教育是普遍缺乏创造性的教育。从八股取士到应试教育，从来都是老师拿着书本讲，学生只管往脑袋里灌。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开展创造性的教育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应该提倡创新的大环境，不管是社会还是学校，都应该鼓励学生创造创新。学校应该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地方，而不是关押学生的牢笼。现在许多学校的封闭式教育、魔鬼式训练，已经严重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甚至有些学生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帮助改善这种情况。其次，想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还需要富有创造力的教师。教师要能够吸取最新的教研成果，并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将其运用到教学中。最后，教师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习惯，将其培养成创造型人才。

(二)教育应信任学生，使其自主发展

小先生制的成功证明学生是完全有能力去教授知识的，教师应该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信赖。从学校的教学实际情况来看，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教师总认为学生没有自主探究的能力，但实践证明，学生是完全有能力自我探究、自我学习的，应该给予其充分的信任和肯定。

小先生制是“把儿童真正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提出来的，体现了陶先生一贯倡导的民主作风”。从家庭教育来看，许多家长并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进行教育，并且由于过于溺爱自己的孩子，不仅包揽了他们所有的生活，甚至在学习上也给予了过多的帮助，这样并不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陶先生认为，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发展。首先，应该要真正了解儿童，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立的、平等的生命个体去看待，尊重并且信任他们。所以，不管是教师还是父母、社会还是学校，都应该转变对儿童的观念，尊重并且信任他们，通过教育帮助其自主发展。每一位教师都应该谨记陶先生的话：“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你，也不是我，是小孩子自己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7]

(三)教育是从爱出发，爱满天下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是从爱里出来的，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于教育事业，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条件更加艰苦，可他并没有放弃，因为他爱每一个学生，爱整个中华民族。

早在创办晓庄学校的时候，陶先生就说过，“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8]。陶行知先生爱并信任每一个学生，让他们担任起普及教育和国难教育的重任。陶先生不仅爱学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的爱更表现为对全民族的爱。陶先生曾说：“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器，爱力不是刀剑所能阻碍住的。”[9]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陶行知发起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以此来唤醒人民的斗争意识、拯救中华民族。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信条，也是对他一生教育事业的高度概括。如果没有爱，就不会有这一切的教育实践，从爱出发，最有力量。

最能触碰人心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爱能改变一个人、重塑一个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肩负起传递爱的工作。在这个价值观越来越混乱的时代，教师要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真正把学生当朋友，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从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带领他们，给予其正确的引导和帮助。爱的教育，是最有力量的教育，陶先生爱满天下的教育思想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反复揣摩、认真学习。

四、结束语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以生活教育理论为基础，发起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理念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陶行知先生坚持用教育来抗日、救国。本文对陶行知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教育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但其教育思想内涵过于深刻，期待能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一起研究和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并将其真正实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