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玲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

党群关系是指政党与群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其关系如何对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1]，在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党群关系的新内涵，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深化和丰富对党群关系的认识，从为群众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从为人民服务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宗旨得以明确和不断践行，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一、明确角色定位和关系定位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与西方国家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选举”的产物，而是在伟大的觉醒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产物。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党的角色定位和与群众关系定位，矢志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并为之不懈奋斗。

(一)角色定位：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与过去的一切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利益是政党与群众结成政治关系的内在动因和现实基础，利益代表是政党联系群众的首要功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要求，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群众性政党，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从政党功能的角度，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3]809，强调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必须是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

1944年，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彻底地真正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的鲜明的标志，毛泽东指出要全心全意，就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三心二意搞空架子，要做到“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3]1094-109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七大党章中，成为广大共产党员的根本要求。

“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明确了党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像一根红线贯穿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勇毅前进。

(二)关系定位：鱼水关系、师生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是有机相连的整体，二者都是政党政治中的必要因素。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辩证地阐明了政党与群众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明确了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共产党是推动力量和领导者；另一方面，党不能离开群众，必须以工人群众为依托。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党离不开人民群众。毛泽东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毛泽东对群众有很多形象的比喻，比如“铜墙铁壁”“眼睛”“上帝”“水”和“土地”等，强调要时时处处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特别强调要构建新型的党群、干群关系，当官不是为了做老爷，高高在上，干群之间绝对不是猫鼠关系，应该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陈云同志也有很多经典的关于党群关系的论述，他多次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认为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一切工作都会“鲜有希望”。在延安时期，他更是多次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提到“党离开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4]171。

党是阶级的先锋队，要带领群众前进，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灯塔。毛泽东认为首先要甘当学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做到“不耻下问”，因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3]864；当然党也不能老当学生，群众的认识也需要我们去提高，群众组织起来以后还要加强领导，要当人民的先生。

张闻天对党群关系也有非常经典的阐述，他认为党与群众的关系是为矛盾统一律所支配的，政党与群众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1939年，张闻天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处理与非党员群众关系时产生的一些错误倾向，在《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党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原则：(1)党是群众中的一部分，在全面依靠群众的同时，必须保持党自身的特性，要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体现先进性，始终站在群众的最前沿；(2)党在“迁就”群众的同时，必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这种“迁就”是为了让群众能克服自身的保守性，激发他们的革命性；(3)党在满足群众现实切身利益的同时，要教育群众不能仅仅满足于改善局部的生活，要为了远大理想而奋斗；(4)党走在群众前面的同时，要给予群众“必要的实践时间”，要善于等待群众一起前进；(5)实行统一领导的同时，党要充分尊重、发挥群众团体的主动性、积极性；(6)党要向群众虚心学习，同时也要积极地领导群众[5]，等等。在阐述六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张闻天也对种种错误倾向诸如“宗派主义”“庸俗的尾巴主义”“经济主义”“空谈主义”“盲动主义”“自流论”“狭隘经验主义”等进行了精辟分析，大大丰富了党群关系理论。

二、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途径

为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认为有效途径就是必须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是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解决群众实际生活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

(一)注重调查研究，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进行正确、广泛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重要前提，只有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要、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联系群众、为民办事，这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尤其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从而进一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认为如果离开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陷入空想，产生盲动的错误，就会脱离实际。1930年在《调查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109的重要论断，这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基本观点和经典概括。

调查研究由“调查”和“研究”组成，“调查”是深入实际，熟悉了解情况，搜集生动现实材料的过程，“研究”是整理调查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的过程。二者既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又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的研究，进行改造、制作、加工，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为更好地解决问题提供保障。他形象地把调查比喻为“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提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批评那种不解决问题的调查是“清谈主义的调查研究”，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

调查研究的有效还有赖于正确的调查，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必须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不能单凭热情，而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特别要注重调查的技术，对周围环境做系统的、周密的、正确的调研，和群众交朋友，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才能够化为群众的意见，并见之于群众的行动，在实际中加以贯彻实施落实落地。

(二)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时，可以看到“利益”范畴无处不在，关注利益问题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切入点。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毛泽东认为，要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要把革命运动推向全国，就要重视、关注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既不能疏忽也不能看轻，只讲空话是没有用的，强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46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要发动组织起农民就一定要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和需求。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改良农民生活的主张。比如，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是“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大中地主和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农民。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把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紧密结合起来。1928年2月，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宁冈大陇等地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分田，湘赣边界各县、区、乡政府建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来加强领导，5月到7月的三个月间，宁冈全县，永新、莲花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都普遍分了田。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规定对一切土地进行没收，全部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给农民个别耕种，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的联盟[6]156。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保证农民有饭吃，又让地主也能过活，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施，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些做法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也使农民们坚定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深信共产党是为他们而战斗的，他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信念是因为共产党给他们带来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惠”[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因此要给人民以“新的利益”。

比如在维护政治利益方面，毛泽东强调制定民主政治制度，保障民主政治权利。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和核心内容，毛泽东强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7]677。党群关系民主化的具体实践以陕甘宁边区最为典型，边区率先开展普遍的民主选举运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选举法规，比如《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743，《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在选举资格上又规定无“党派”差别，充分彰显和贯彻了选举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根据当时一些农民不识字的状况，还创造性地改进选举方式，采取“投豆法”“烧洞法”“画圈法”等颇具中国乡土特点的投票法，选民参政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使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鄂豫皖边区访问时，亲眼见证了边区人民用黄豆、绿豆、蚕豆做选票，踊跃参选，她感叹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

在保障人民的文化利益上，中国共产党也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觉悟。毛泽东意识到文化不发展，经济、政治、军事都会受到阻碍，因此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改变中国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状况。在革命根据地，基于战争时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经费保证的现实，毛泽东倡导通过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夜校和识字班来满足老百姓学习文化的要求。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到，“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学”，那些年纪大、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太远的人，则编入识字班，“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用此方法，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9]。这种通过开展识字运动来帮助人民提高文化的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仍被使用。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参观边区后说，在边区最忘不了的便是大众行进的脚步声与到处充满的歌声。

三、密切党群关系的领导方法

如前所述，相信和依靠群众，并不等同于一味地跟在群众后边，去迎合群众，中国共产党把群众组织起来以后，还要加强领导和教育，要走在群众的前面，不能犯“尾巴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以及找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与依靠力量的现实需要中，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领导方法。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这是党的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和要求。1922年党的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要求，在不断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认识到，革命运动要组织好、引导好群众。1928年11月李立三首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提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10]。1929年《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筹款工作、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解决红军给养问题都要经过群众路线。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红军打仗的目的和意义，强调红军打仗还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认为如果“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6]86。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总结群众路线的实践经验，概括了党的正确的领导方法，认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899，并详细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过程和环节：首先“从群众中来”的是来自群众的各种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这是最原汁原味的真实反映，我们将这些意见集中起来之后的任务就是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整合，从而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比如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再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解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化为群众的意见，通过“化”获得群众的认同，就能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的行动中检验意见的正确与否。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3]900。

要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一要甘当学生，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三要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群众的领导中，毛泽东还极其反对官僚主义，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6]124。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向南方局机关和新华日报社干部作整风报告时所写的提纲——《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提到领导群众时要做到：“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到模范作用；领导者在必要时应该忘记所受的侮辱；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11]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五万多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着重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思想进行了专门论述，指出群众路线是党与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强调要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领导群众，分清领导党组织与领导群众的方式，学习适用于各种环境的领导群众的艺术。

(二)发挥组织作用，依靠支部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为了更好地巩固党的基础、扩大党的力量，在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要求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要求党的支部必须经常用党的政治主张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192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强调组织工作是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1927年通过的党章中明确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要积极领导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更为重视，领导生产成为农村支部的首要职责，强调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应以人民生活的好坏为标准[12]。在农村依靠农村支部和党员的力量组织人民群众劳动互助，通过劳动互助来领导群众的生产，团结最广大的群众，排难解纷，强调开展群众工作要以多上门、少开会为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陈云是第一个有专文论述党的支部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在1939年《解放》杂志第73期发表的《支部》一文中，陈云阐述了工厂、农村、机关和军队等主要单位中设立支部的原则要求及其作用，深刻阐述了党支部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任务，强调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是最基础的，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要依靠支部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支部在群众中做日常的宣传组织工作，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要充分发挥支部“核心的堡垒的作用”，具体来讲就是支部要在群众中发挥好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动员和组织群众以及征收和教育党员等主要作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及其成员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及时地去“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依据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4]150，将党的政策主张传播深入到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走到党的方面，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使党的政策主张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作为党团结凝聚群众的核心，支部还要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组织的力量；支部还必须注重领导和教育党员，注重挑选和培养支部干部，保证支部独立地进行工作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党群关系理论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极大地密切了党群关系，真正达到了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程度，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和历史资源。党密切党群关系的理论、历史与经验被惊呼为“奇迹与奥秘”，为党群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