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小妮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毋庸置疑，母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勒克莱齐奥的母亲均是法国人，她们都有和子女在殖民地国家生活的经历，但她们面对白人殖民者以及殖民地人民，也就是“他者”及其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深深地影响着子女的文化身份认同。这一点在两位作家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以下简称《堤坝》)和《奥尼恰》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目前国内文学评论界尚未有对两部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对比研究。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通过对比小说中两位母亲形象来阐明母亲对子女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

一、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嘉定市(如今越南的胡志明市)，并在那儿度过了人生的前十八年。她的作品大多以自己和家人在印度支那所亲历的生活为背景，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堤坝》就是其中一部。故事发生在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期间，母亲受法国当局殖民地宣传海报标语“殖民地的财富在等着你们”的鼓动来到法属印度支那。发财的梦想还未实现，丈夫却因病去世，留下年幼的儿女，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的肩上。他们是白人殖民者，却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白人。母亲用自己当钢琴教师十年积攒的全部积蓄向殖民地当局购买了一块地，希望能成为水稻种植大王。然而，因为母亲没有贿赂土地管理局，得到的竟是一块根本无法耕种的盐碱地，这块土地每年都会被太平洋的海水吞噬。母亲并没有放弃，她鼓动并带领当地人一起修筑了堤坝，可无情的太平洋海水一次又一次地将堤坝彻底摧毁，母亲终于绝望地病倒了。她又希冀于女儿苏珊嫁给有钱人来改变他们一家人的命运。种族的优越感，阶层的差异，结果可想而知。

母亲是天真的，她对殖民地官员的贪婪毫无所知。正如劳拉·阿德莱尔在《杜拉斯传》中所写的：“曾经如此相信殖民主义的美德，而后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叛与嘲弄。”[1](P61)虽然同为白种人，但也有差异。就如同小说中所写的：那些年代，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城市都分为白种人的城市和非白种人的城市，而白种人的城市又分为上城区和下城区。只有发迹了的白人居住在上城区，那里街道十分宽阔，人行道两边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白人们在他们别墅的阴凉处午休，晚上在城中心的咖啡馆露天藤椅上悠闲地喝上一杯。母亲渴望跻身这样的白人上层社会，虽然痛恨白人殖民官员，但她骨子里是有种族主义偏见的，有白人的优越感。儿女整天和当地土著居民的孩子们混在一起，母亲经常告诫他们：“你们不是越南人，因为你们是法国人，你们必须停止与小越南人见面，你们必须穿上鞋，吃炸牛排，不应该如此行为不端。”[2](P6)虽然生活在白人的最底层，但母亲还有钱雇佣当地土著人下士夫妇为仆帮他们料理家事。即便最后没钱再付工资给下士，下士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母亲家里毕竟每天有吃的，有房子可睡。“他明白母亲的苦难，但是，在他自己的苦难和母亲的苦难之间，他无法找到共有的衡量标准。”[3](P452)是的，尽管母亲一家受到白人殖民官员的压迫而生活拮据，但他们的生活与当地人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平原上每年有大量的孩子饿死，“孩子死得那么多，以至于人们不再为他们哭泣……挨饿的孩子面对青芒果永远是饥不择食的。另外有些孩子溺死在河里。还有些孩子死于日射病，或变成瞎子。有些孩子和野狗一样体内塞满了虫子，给憋死了。”[3](P359)母亲就这样成了边缘人，生活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相对“他者”而言，她是白种人，与生俱来拥有优越感，她不愿与当地人混为一谈；相对白人殖民者而言，她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因为贫穷又遭到同类的压迫与排斥。母亲成了两者中的另类。

二、多元文化的接受者

勒克莱齐奥1940年出生于法国尼斯，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七岁那年，他跟随母亲踏上去非洲探望父亲的旅途，父亲当时在尼日利亚作英军的战时医生。也正是在这次为时近一个月的旅行中，他开始了最初的写作。他的自传体小说《奥尼恰》就是此次旅行所见所闻所感的真实写照。这是一部关于儿子樊当寻找父亲的小说，也是作者探寻自己文化身份的小说，母亲玛乌在此次旅行中对待殖民者的态度以及非洲当地居民“他者”及其文化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樊当。

《堤坝》中母亲带着发财的梦想来到法属印度支那，而《奥尼恰》中母亲则是出于对丈夫的思念与爱踏上非洲这块土地的。小说中母亲玛乌写信给丈夫：“吉奥弗洛瓦，你就在我的生命里，我就在你的生命里。我们分开的时光将不再继续……正是为了你，我进行这次旅程。”[4](P18)所以，玛乌从未如此的幸福。终于抵达奥尼恰——这座欧洲殖民者统治下的非洲小城市。起初，玛乌很难适应这里艰苦炎热的生活，她更讨厌白人殖民者那一副副丑恶的嘴脸。每个星期在地区行政官官邸都有聚会。男人们身着制服，手端威士忌酒，聊着公事，女人们说的全是她们年轻非裔仆人的不是。玛乌跟随丈夫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也是唯一一次。那次是在地区行政长官辛普森府上，当时他准备在花园里挖一个游泳池。也许是因为根本不想付工钱，辛普森找来了一帮黑人犯人干活。一根长长的铁链把他们连在一起，每人左脚踝上带着铁环，要想不摔倒，他们必须同步走。玛乌被眼前的情景震惊到了：白人殖民者们坐在白色的长条桌旁，享用着美味的菜肴，欢声笑语不断……而玛乌的双眼却无法离开花园尽头那帮干活的苦役犯，他们的喘息声和脚踝上铁环的碰撞声让她喉咙发紧，想要哭。玛乌气得声音发抖，站起来说：“可怎么也得给他们一点吃的喝的吧，瞧瞧，那帮可怜的人，他们又饿又渴！”[4](P69)她的同类以惊愕讽刺的神情看着玛乌，甚至丈夫也不理解。辛普森不能饶恕玛乌鲁莽的行为，想办法让他们一家离开奥尼恰。而在离开前的这段时间，玛乌却爱上了非洲这块热土。就像小王子驯服了狐狸一样，玛乌也“驯服”了土著人玛利玛。玛乌教她看画报，看报纸，她还努力学习玛利玛讲的语言，跟她学在屋外准备吃的，学做当地的美食：芙芙、烤木薯饼、花生汤。还有聋哑人奥雅，一开始也是胆怯不敢接近玛乌，玛乌试着用自己发明的手语跟她说话。渐渐地，奥雅也开始跟她说话了，她脸上的表情活跃了起来。玛乌和她们还有市场上的人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她从来没有像爱他们一样爱过什么人。他们实在太温和了，眼睛那么闪亮，举手投足那么纯洁，那么有风度。”[4](P139)“她明白了她来到这里，来到奥尼恰之后所学到的一切，这是她在任何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4](P141)玛乌对非洲人充满了爱，又以包容的心态接纳着“他者”文化。与此同时，她将本民族的文化教给儿子樊当，用意大利语给他唱摇篮曲，督促他完成英语和算术功课。母亲将欧洲文明与非洲文化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三、子女文化身份认同

正如柳鸣九先生所说的：“小说(《堤坝》)中的母亲，就是作者自己的母亲，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上就是作者母亲的经历。”[5]母亲的贫穷、贪婪，与生俱来的白种人的优越感以及渴望跻身白人上层社会的梦想也影响着杜拉斯，“双重的文化身份使得她一直存在漂泊感，始终游离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无论哪一方都寻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感。”[6](P58)在越南时，白种人的身份使她享有优待，如《情人》中她可以坐在司机旁专门留给白人的座位上，这不自觉地拉开了她与当地人的距离。虽然潜意识中杜拉斯已经被东方文化同化了，她和哥哥们与越南小孩厮混在一起，不穿鞋，说越南语……母亲经常提醒他们“你们是法国人！”，然而家庭的衰败贫穷又使她成了白人同类中的异类。《堤坝》中苏珊第一次在有钱白人居住的上城区散步时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十分可笑。“嘉尔曼错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在这些街道上，走在这些人行道上，走在这帮贵族富豪和王子王孙中间的。大家并不拥有同样的生活才能。他们似乎在熟悉的环境中，在他们的同伴中，迈向确切的目标。而她，苏珊，则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同伴，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存在过。”[3](P410)回到法国后，杜拉斯人生前十八年所经历的东方文化与法兰西文化格格不入，她又成了自己母语文化的另类。她曾说：“我来到法国这个腐朽的国家之后我是处在缓刑期里。”[7](P148)这时的杜拉斯处于一种文化无根的状态。为了尽快地融入法兰西文化，为了忘记羞于启齿的东方生活经历，她早期的作品将笔触放在了能体现法兰西传统文化的外省，但因为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些作品并不受欢迎。《堤坝》中，她一将目光转向自己亲身经历的印度支那生活，成功便接踵而至。杜拉斯找回了文化自信，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认同自己属于东方文化，她在创作中不断地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堤坝》中的“诺先生”，《情人》中“他”以及《来自中国北方情人》中的“中国情人”，透过一系列越来越真实的“他者”形象，在与“他者”文化的碰撞中杜拉斯不断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

勒克莱齐奥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法国去非洲工作了，对他而言，父亲是陌生的。所以，他对此次寻父之旅内心一开始是抗拒排斥的。作为作者的代言人，小说《奥尼恰》中的主人公樊当亦是如此。他根本不愿去非洲，尽管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他在日记本上写下的题目“一次漫长的旅行”也足以表明他内心的煎熬，完全不同于母亲玛乌向往、幸福的心理状态。到达奥尼恰之后，母亲虽然一开始很难适应非洲的生活，但通过努力她最终接纳并融入了当地人的文化，爱上了这块热土。而儿子樊当能够顺利地接纳非洲当地的一切不能说与母亲对待“他者”的态度无关。樊当很快便与黑人小孩博尼成了好朋友，学会说博尼的混合英语和各种粗话，像博尼那样善待这块土地上的各种动物，他再也不像英国人那样穿着厚重的皮鞋和羊毛袜，他赤脚奔跑在草地上。“他那早已从皮鞋里解放出来的脚板已经不再苍白和娇弱。现在，他的脚底生了老茧，呈现大地的颜色。脚趾的指甲已经断了，脚趾是分开的，可以更好地抓住地面、石头和树干。”[4](P85)樊当热爱着非洲这块土地，“因为所发生的这一切，樊当再也不相信会离开奥尼恰，回到欧洲。他感到自己就出生在这里，在河边，在这片天空下，仿佛这一切他自小就熟悉不过……樊当望着河，心脏怦怦直跳，感觉到心间有种神奇的力量，有一种幸福。他不再是外来人。”[4](P180)此时，奥尼恰经历的所有已深入到他的灵魂，在与“他者”文化的一次次碰撞中樊当的文化身份得到了认同。这也正是作者勒克莱齐奥所寻求的：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文化，倡导文化的多元性，以赞赏的目光接纳“他者”文化。

四、结语

《堤坝》中的母亲就是杜拉斯母亲的真实写照。一方面，白种人的优越感使她不愿与印度支那土著人混为一谈，虽然贫穷但依然要求儿女像法国人那样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另一方面，因为贫穷遭到白人殖民官员的压迫，渴望但又跻身不到上层白人圈子。母亲这种扭曲的心态影响着杜拉斯的文化身份认同，使她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身份探寻过程。而《奥尼恰》中，母亲玛乌既输出着欧洲文明，又努力学习当地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了非洲文明，与“他者”融洽相处。小说中勒克莱齐奥的代言人樊当自然而然地被母亲影响着，他和渔夫的儿子成为好友，像非洲人那样赤脚走在这片热土上，热爱着奥尼恰的暴风雨、河流、自然风光……勒克莱齐奥在他的作品中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存，对非主流文明的颂扬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由此可见，同样是与“他者”及其文化的一次次碰触，两位母亲均为法国人，但母亲的截然相反的态度造成了子女文化身份认同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