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华

(中共晋江市委党校，福建 晋江 362200)

在全球化进程中，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一直存在。近年来，在诸多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学者中，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关注，其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了解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及全球化的未来出路。

一、全球化的困境及表现

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全社会在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益处的同时，也承担着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在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政治上，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深，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合作环境进一步优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态、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国际主义思潮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经济上，随着国家间开放合作的加深，资本和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全面加速，提高了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效率，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更加细致。文化上，在世界市场的作用下，国际贸易不仅增加了产品的交易量，同时增加了文化和服务资源的交易量，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不同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接触与碰撞也全面加剧，跨国旅游作为一种休闲需求愈发普遍，“外国人”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其作用进一步明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成为全球化发展新的推动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显而易见。然而，如鲍曼所言：“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1](P1)随着全球化发展，其弊端和问题也明显的暴露，对全球化不满的声音逐渐增强，犹如一座“活火山”般终将喷发。

将这座“活火山”引燃的，当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带来的难民危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本就严重，加之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使得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破坏力呈几何级增强；“阿拉伯之春”造成大量的难民涌入欧洲，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原本就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的保守主义政治阵营陆续登上了欧洲政治舞台，使反全球化的思潮由民间转向官方。反全球化浪潮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

第一，在地域上，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为反全球化浪潮的中心。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理论上，都存在对全球化强烈的反对态度，并在全球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刺激下愈演愈烈，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在这些国家中，民众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时间较晚、程度较低，进而受到全球化的威胁也相对滞后，并且这一现状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在形式上，底层民众和一些环保组织成员的街头抗议成为反全球化浪潮的“急先锋”。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底层群众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失业浪潮和难民危机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中，受到更为强烈的威胁，因此他们成为反对全球化的“急先锋”，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本就对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持批判态度的一些环保组织也参与其中，成为街头抗议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街头抗议或静坐等非暴力的形式，表达对全球化的强烈不满。这种抗议活动极少采取极端暴力形式，正如郁建兴所说：“反全球化运动的暴力形象，无形中降低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正面号召力，……这违反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初衷，也是真正想表达观点的反全球化人士所不希望看到的。”[2](P183)

第三，在发展趋势上，反全球化浪潮从底层民众向国家政治蔓延，也就是从民间转向官方。在欧美国家中，街头抗议和思想家的批判使持反对全球化立场的民粹主义得到相当规模的民意支持，加速了极右势力的崛起，改变了西欧国家的政治格局。反全球化现阶段表现出国家政治成为主导力量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为全球化的未来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反全球化浪潮为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全面挑战，全球化也面临自发展以来的最大危机与困境。因此，探索个中缘由、正视此次危机则显得十分迫切。

二、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分析

反全球化的产生原因，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而要探究这一问题，便要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问题入手。

在鲍曼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关注全球化实际上是关注经济(资本)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是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3](P137)换言之，其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恰是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着手，分析其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并主张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正视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两极分化是直接原因

鲍曼认为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并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深入而加剧。这种两极分化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间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取舍与权衡之中都广泛存在，成为反全球化兴起的直接原因。

第一，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不均造成贫富差距持续增加。虽然发达国家内部以及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两极分化，但发达国家全球化程度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全球化问题也更明显、更严重，这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为反全球化浪潮中心的原因。也就是说，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民健康水平提高并没有普惠大众，这些领域中存在明显的发展失衡，它在给少数人提供机会的同时，却将相当一部分人严重边缘化。而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将相对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采取相对宽松的劳动力流动政策，致使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面临破产、底层民众大量失业。因此，全球化使物质差异更加恶化。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两极分化同样存在，只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作用处于发展期且程度不及发达国家，因此其反对全球化的程度不如发达国家那样强烈。

第二，社会分裂加剧，并出现“流浪者”和“新穷人”。在全球化发展失衡的作用下，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正在向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模式转变，也就是说少数富者享受了全球的多数财富，而大多数贫困者拥有的更少，整个世界被分为两个更对立的阵营。”[4](P242)对此，鲍曼指出，后现代时期消费者社会已经取代现代时期的生产者社会，成为社会状态的主流。这个社会对其成员的首要要求便是具有消费能力，有能力消耗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为之付费。其中每个人都渴望成为一名“消费者”，渴望在社会中展现自己的能力，而“与其它一切已知社会一样，后现代消费社会也是一个阶层化的社会”，[1](P83)因此“消费者”和“新穷人”在这个社会中并存。消费者社会中的穷人已经不仅仅是指那些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人群，而是“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5](P85)这部分人群与“消费者”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但其无法达到社会要求的标准，因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生活之外。他们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因此对生活现状格外不满。而在“新穷人”的群体中，有一部分人为了生存，被迫漂泊于异国他乡，成为“流浪者”。

鲍曼认为，全球化使得地域空间失去了对个体束缚的能力，“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移动着的”，[1](P77)但每个人移动的目的却不尽相同，根据目的的不同则被分为“旅行者”和“流浪者”。与“消费者”和“新穷人”对应，“旅行者”和“流浪者”同样是一对并存的人群，每一名渴望成为“旅行者”的人对旅行这个话题都会侃侃而谈，但正如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消费者”一样，那些无法随心所欲的旅行的人便成为了“流浪者”。如果说“旅行者”是为了娱乐消遣、为了践行其身为“消费者”的功能而旅行，那“流浪者”便是为了自身生计、为了成为一名“消费者”而旅行。在国家之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大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转移带走大量的工作岗位，因此“流浪者”开始了第一次“旅行”；而在世界工厂回迁，一些“流浪者”又要开始第二次“旅行”。同样，在国家内部，城市化使得大城市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而逆城市化也促使二三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陡增。为了一份工作，“流浪者”只能随时的移动，而当金融危机和难民潮使得其这种移动都无法满足生计时，其自然成为反对全球化的“急先锋”。

第三，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造成的全球生态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造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两极分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增长。但与以往环境破坏的特征不同，“当代环境退化形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具有全球性。”[6](P567)以全球变暖为例，世界各国为工业发展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各国享受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诸如海平面上升、气候异常等后果同样由各国承受，而要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则更需要世界各国的合力。因此，在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的情况下，人类环保意识逐渐觉醒，环保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向公众揭示严重的环境问题，并随着其影响力的提升逐步向国家政治层面深入。

(二)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根本原因

资本全球化是“以资本为轴心把全球整合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的过程”。[7](P21)换言之，在资本的作用下，固有时空被打破、传统民族国家失效，社会出现新的阶层划分，“地球村”逐渐变成现实。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资本总是以不同的载体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正是资本本身具有的扩张属性发挥了推动作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P276)

鲍曼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跨国公司成为资本的一个重要载体，产业资本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量不断增加。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发展全面加速，其年增长率达到6.5%，而贸易种类也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增加为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多种类型。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其对资源、市场和贸易规则的控制力也日益增强，并且在一些领域的参与程度超过了国家间的直接贸易，跨国公司间的行业竞争取代了国家间的行业竞争。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由于占据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起始于少数发达国家，因此，国际贸易以这些国家为核心，形成亚洲、拉美国家为初级商品制造业的聚集区而中东和非洲成为原材料供应地的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导致初级商品制造业迅速减少而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制造业迅猛发展，而国际贸易的格局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变化。在这些形成和变化中，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迫适应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差距持续增加。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样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造成持续加大的两极分化。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初级产品制造业时，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面临失业和被迫成为鲍曼所谓的“流浪者”。而在发展中国家适应发达国家调整本国产业结构时，失业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在资本全球化的作用下，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失去生存能力，与此同时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日进斗金，这便是发达国家成为反全球化浪潮核心的根源所在。

由此，资本全球化使得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社会阵营进一步分裂。而资本在其流动性属性的驱使下，不仅促进跨国公司，同时也促进了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的快速发展。在它们的作用下，固有时空被打破，传统民族国家面临崩溃。对此鲍曼认为：“政治崩溃和经济全球化绝对不是相互抵牾、你争我夺，而恰恰是最亲密的盟友和同谋！”换言之，无论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需求，不得不打开国门，深度参与包括商品、服务和文化在内的多种贸易类型，采取更为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适应劳动力的需求，最终将促使国际贸易更加便利的发展。此外，传统民族国家的崩溃为民众带来新的认知，这种认知使得传统民族国家被“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和“表演行会式的共同体”所取代，进而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社会进一步撕裂和失序。[9](P309-313)正是这股极端的力量，成为反对全球化阵营中最激进的势力，为客观看待反全球化的后果、解决全球化的问题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总之，反全球化浪潮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加剧而加剧，而资本的全球化是形成两极分化的根源所在，它使得传统民族国家面临崩溃，阻碍资本和贸易全球化的壁垒被打破，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同时，也使得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一步盛行，最终成为了反全球化浪潮最强烈和最极端的一股力量。

三、全球化的未来出路

在当今世界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时，许多国家采取“逆全球化”的解决方式。与逆城市化类似，逆全球化主张采取与全球化相反的应对方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恢复传统的民族国家界限。但这些逆全球化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全球化的问题，反而加大了全球化问题的危害。在世界各国早已紧密联系的今天，逆全球化不仅给世界未来发展蒙上阴影，同样不利于本国发展。因此，解决全球化问题，促进全球化优化，才是未来全球化的出路。

鲍曼研究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但并不反对全球化，其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分析着重在于引导人们发现问题、看清问题，并随着其对全球化问题所带来后果的批判，试图超越全球化问题，为全球化的未来引出出路。全球化问题的根源是资本全球化，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是恰当处理反全球化浪潮、为全球化未来提供出路的关键所在。

首先，致力于建立共和主义的国家。鲍曼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状态是“流动的现代性”：资本脱离劳动力的束缚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治与权力分崩使人失去有力的支撑、个人追逐就业岗位而漂泊失去有形的家园、异国文化入侵带来的思想混乱使人失去精神家园。因此，鲍曼主张以全球化为基础，建立全新的民族国家形式，保障个人的政治参与、劳动生活和心灵慰藉能够得到满足，主张“要建立一种有能力照料国家，使其事务可以适当运行的社会，以及建立一种有能力防止社会运行自行其是以至于无节制的国家”，[10](P156)有效的解决民族国家崩溃和时空压缩带来的问题，使新的民族国家成为与资本流动相制衡的力量，促使资本全球化在共和主义国家间有序发展。

其次，优化分配以缩减两极分化。在探寻能与资本相制衡的力量后，鲍曼主张解决全球化发展失衡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而两极分化恰是反全球化的直接原因。这个分配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解决鲍曼提出的“流浪者”和“新穷人”的问题，首先要保障公民的就业和基本收入，使“流浪者”找到自己的家园，并让公民不因贫穷缺席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则是要合理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重视并回应环保主义者的观点和主张。合理的分配使得各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参与共和主义国家的建设，从而推动全球化问题的解决。

最后，建设多元文化的社会。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使得社会中的个体思想混乱，导致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想盛行，因此鲍曼主张“将公民权利与文化指令和公民的自我归属相分离，并使后者成为一种本质上决不影响公共权利的私人事务”，[10](P186)力图重新审视多元文化。主张不同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反对文化的同质化，最终促使文化交流突破“衣帽间式”和“表演行会式”这样的虚假共同体，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和接受文化，重构个体思想的安全感。

总之，反全球化浪潮的根源在于资本，而解决问题也要从制衡资本着手。面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树立全新的民族国家概念，并以此达到制约和优化资本的目的，最终促使受全球化影响而失去客体和精神家园的人们重新找到慰藉，共同支持并促进全球化的未来转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