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梅，张伟栋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引 言

国内对布迪厄理论的研究中，“审美配置”(aesthetic disposition)这一概念并未得到重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布迪厄并没有从经验层面论证审美配置，没有给审美配置做清晰的定位。“审美配置”这个概念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以下简称《区分》)中被提出，斯沃兹认为“配置”是“习性”概念的一部分，习性首先表达的含义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果，但“配置”所要表达的是其中两个核心要素：结构与性格倾向。(1)[美]戴维·斯沃兹：《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审美配置”就是指在社会结构影响下形成的个体内在的审美倾向性。在区隔论中，塑造个体审美配置的是维护静态阶层划分的教育体系，这种理论话语中的个体配置是极为单调地彰显阶级地位的身份标签。近年来，审美配置逐渐被一些社会学家注意到并基于此展开社会调研，发现审美配置元素的复杂性。审美配置的复杂形态并不完全符合僵硬的阶层区隔，其形成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丰富多元的文化场域。其实，从布迪厄对审美配置的部分阐释中也能发现其与文化场域的直接关联：“(审美配置)被规定为合法的艺术认识方式”(2)[法]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无论他们是否有办法适应这些规则，他们在客观上都受这些法则的限制”。(3)[法]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第42页。运用合法的社会艺术认识方式，不仅仅是区隔论中的统治阶层的规定结果，自主的相关文化场域运动也参加了合法眼光的设定。

审美配置作为一种理论切入点，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解读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朱国华教授在《对祛魅理论的祛魅解读——布迪厄社会学诗学研究策略》一文中，认为布迪厄的理论有着明显的两种逻辑：一种是以趣味、区隔、再生产、阶级为中心的审美和艺术的社会学美学，一种是以场域、斗争、文化自主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场的文化社会学。布迪厄从文化社会学出发，进入文学艺术场域内部，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的形式、流派等，并对作者、画家本人进行社会成分研究，由此将“重点旨在讨论文化商品消费的社会学美学与主要是研究文化商品生产的文艺社会学一起，构成了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社会学诗学”。(4)朱国华 ：《对祛魅理论的祛魅解读——布迪厄社会学诗学研究策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如果说社会学诗学的研究是从文化生产论出发，在探讨场域自主性的同时，结合区隔论分析具体的创作者和作品，以审视文学艺术的社会性非自主性特征，是一种整体性的元社会理论的论述；那么审美配置概念是希望从文化接受(或者消费)的个体出发，将文学艺术场域的自主性生产直接与个体相关，个体的审美不仅与阶层区隔相关，还具有多元场域直接影响下的丰富性，将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两种逻辑相连，由此，反思文化作为区隔的有效性，是从与社会学诗学不同的另一种方向做整体性论述。

并且，选择从个体出发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社会学不能仅仅讨论社会的普遍结构与规律，而应该以个体的人为本，如果脱离了“习性”去讨论“场域”和“资本”，那就没有真正掌握布迪厄所开创的个体社会学的意义。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只有在考虑到身体存在的某些普遍特征时，才能理解社会游戏最本质的方面。虽然布迪厄的场域论可以完全不需要个体的习性论就能将场域游戏论说清楚，场域就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力场，但是，人与粒子不同，人具有塑造场域的能力。习性、资本、场域环环相扣，对个体和具身化的重视，正是布迪厄理路的创新点与独特性。所以，将个体的审美配置作为理论切入点，重新审视布迪厄元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更加凸显了其个体社会学的特色。

本文将对审美配置与多元场域的具体联系以及审美配置与个体的深层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并思考本质上多少有些异化的外部现实是如何实现具身化的？社会中的多种配置是如何在身体内共存的？这些配置以何种形态被持存或者被遗忘？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具体分析。通过对多元场域下的审美配置问题的探寻也可以重新审视当下社会文化建制的复杂结构，结合当下的文化生态更切实地思考区隔与符号暴力问题。

一、审美配置与主体的复杂关系

布迪厄的作品经常遭到批评，原因有二：一是过于静态，二是只能具体地运用于法国社会。(5)Jeffrey J. Sallaz and Jane Zavisca,Bourdieu in AmericanSociology, 1980-2004.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33, P21—24, 2007.从布迪厄对“审美配置”概念的相关论说中就能看出这两个特点。区隔论适应于20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因为文化资本在当时法国社会的特殊地位，以及独特的教育环境，使审美配置和习性其他的元素一样作为阶级区隔的个人标签。虽然布迪厄已经注意到审美配置形成过程中文学艺术场域的直接影响，且将教育体系与场域产生的合法眼光结合分析，但由于区隔论所强调的影响方式是维护静态阶层划分的教育再生产体系，因此，布迪厄最终依旧以阶层区隔为重，没有强调多元场域对审美配置的直接影响。这样的言说方式下产生的审美配置十分单一，完全受制于资本的社会划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布迪厄的批评并不完全正确，布迪厄所提供的是方法论工具，是理论视野，他一再强调需要根据历史的社会结构来调整这些概念的具体定义，强调具体实践，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情境来重新审视审美配置的概念意涵。

对审美配置的分析首先需要了解其作为个体审美倾向的内部结构。布迪厄认为审美配置被普遍运用于一整套认知模式，使人以不同的方式去认知、体验、记录审美对象，并与人的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审美配置与审美经验息息相关，自康德理论之后，审美趣味的纯粹性一直在被强调。布迪厄对纯粹审美体验进行祛魅，认为纯粹趣味是教育的产物，掌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层将纯粹趣味合法化，使与本性相连的感官趣味被配置于没有资本接受高等教育的下层人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迪厄将纯粹趣味和感官趣味作为两种相异的存在于不同人身上的配置实体。帕森斯(Parsons)对审美经验做出了发展心理学层面的解释，认为“个体的审美认知有一个进化过程，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呈现出更成熟的判断，随着阶段的进展，艺术评价与个人偏好的关系越来越小，而与技巧和艺术理论的关系越来越大。”(6)Michael J Parsons, A suggestion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children,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34, P305-314, 1976.帕森斯认为人的审美认知的最初阶段称为“偏好”(favouritism)，是根据作品的形态、颜色等外表所产生的喜爱，可以对应于布迪厄的“感官趣味”；而第五阶段，即最后阶段审美认知根据的是“传统”(tradition)，即根据作品的历史时期和传统来鉴赏艺术作品，这里也就切合了布迪厄的纯粹配置需要通过习得的观点了。虽然帕森斯的理论依旧忽略了这些阶段与个体复杂的心理状态之间的具体联系，但他通过发展论从认知心理内部对审美配置作了阶段性区分，对布迪厄的简单的实体性划分提出了质疑，由此对审美配置的理解可以更深一步。

斯泰恩(Stijn)和罗斯(Roose)认为不同配置是可以在个体中共存的。他们在谈论音乐和电影时，认为个体在鉴赏时存在着三种审美配置：创新配置(innovative disposition)和情感配置(emotional disposition)，电影还要增加一种动力配置(action disposition)。“创新配置是指一个人认为形式上的创新和对电影作为作品的定位(即特殊的或创造性的摄影作品、原创的程度或风格)在评价电影时更加重要。它使个体配置根据媒体本身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来评价电影。情感配置更注重情节：它指的是电影在情感上打动观众的能力。”(7)Stijn Daenekindt and Henk Roose, A mise-en-scène of the shattered habitus: the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on aesthetic dispositions towards film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 P48-59, 2013.动力配置则是指个体享受声影画面的刺激的倾向。这三种配置概念也能与布迪厄的感官趣味与纯粹趣味相对应，创新配置者将电影或者音乐视为艺术对象，通过对作品形式的了解和相关知识的训练，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拥有鉴赏能力和反思能力的人，更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趣味。情感配置和动力配置更符合于感官趣味。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斯泰恩与罗斯从经验层面证实了多种审美配置的共存的复杂状态，根据个体的状态、不同的情境可以展现不同的配置，创新配置虽然更加成熟，但是并不代表与感官和情绪相关的情感配置和动力配置就不起作用。甚至在一些丰富的鉴赏过程中三种配置一起参与行动，难以分清相互之间的界限。

审美作为认识能力的一环，与心理因素息息相关，由此也导致了审美配置的复杂性。个体的审美配置不仅是逐步成熟的，而且与情绪、认知、身体体验等各种机能都有所关联。这种复杂性使得无论是对审美配置成因的分析，或者是审美行为发生时对配置因素的探讨，都不能仅仅基于静态阶层分化的理论背景，而需要根据更加具体的情境加以分析，并找出其中的规律。布迪厄认为习性就是“必然性构成的德性”，人在无意识中计算着自己的“必然德行”，为了找到一种“恰如其位”的感觉，但其实一些不必然的东西已经被内在化了，成为了配置之一。他的理论中将个体的审美配置极端化、简单化，个体在某一阶段似乎只拥有一种配置，并一定会完全表现出来。它作为个体的身份标签，赋予个体一整套的感知模式、评价标准，由此实现阶层区隔。在这样的语境中，个体不抗拒，没有其他欲望，没有其他动力，从不厌倦在实践中投资。因为这种模式就是个体的社会存在模式。但事实并非如此，审美配置是一种内在的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它与现实的实践行动必然存在不契合之处，现实中物质资本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完全在思维层面实现阶层分化。布迪厄仅仅根据现实因素所造成的习性和地位的错位分析或者把学术圈作为例外(即虽然从资本划分处于中产阶级，但是学者的审美水平与贵族相当)，远不足以概括这种不契合。因为，审美配置与社会身份不相对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审美配置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是部分来自于自主性场域的直接影响，而它们的实现也是在多元场域中的行动里实现，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所形成的合法眼光使审美配置内在地具有一定独立性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体体现自由选择的空间。

二、多元场域下的审美配置

布迪厄对场域的定义更多指的是关系性的生产场，对外为边界、对内为合法地位不断做着符号斗争，在社会学诗学的理论语境中，场域还作为在资本的类型和数量基础上形成的结构性权力空间。如果研究对象并不是参与场域斗争的行动者，而是文化消费者的审美配置，这样的研究角度是否成立？就这个问题，布迪厄曾说：场域的边界在于其影响消失的地方。文化接受者也是场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多元文化场域生产出来的先进文化理念也不仅仅是为了构筑自主性场域自身，争夺人的无意识空间才是其最终的政治性目的，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消费者的场域性研究是可行的，且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化消费者是否可能越过布迪厄设定的区隔界限直接面对丰富的场域文化呢？(8)虽然场域中的行动者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基于资本的阶层分化，但是就其产生的知识理念对个体的影响过程而言，我们不需要去细分场域中存在的阶层区隔与现实区隔的不同，在这里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具有自主性和多元性的场域性质上即可。答案是可以的，我们总需要从具体的个体接受层面来解释那些阶级的叛逃者和边缘者、解释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多重社会人格、解释文化杂食理论的社会本质等无法回避的扰乱阶级层次的社会问题。首先，从审美配置的内在性主体因素来说，从上述对审美配置的内在元素的分析中已经得出配置中存在着灰色地带，这些灰色地带无法完全地被表征为阶级身份，主体内部多种配置并存，审美行为发生时并不必然运用最佳配置。第二，随着教育普及、社会流动性增强，个体获取文化知识形成配置的成本降低。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很大空间上脱离阶层的资本限制获取各种文化知识，不断更新自身配置的文明程度。第三，人能拥有审美自主空间是因为权力机制留下了空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同法国社会一般倚重文化品位作为阶层区隔的划分工具，文化资本被重视的原因更多在于其可以作为当权者象征性支配的工具，如同伊亚尔《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对美国社会文化生态的描述一样：文化资本的本质不是作为剩余价值被占有，而是权力支配的运用。所以对于看似属于两种逻辑话语(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多元场域和审美配置可以相结合进行探讨。

我们可以用布迪厄经常列举的一个社会现象为例：教育普及之后，法国学生所获得的配置无法兑换曾经被承诺的社会地位而出现“集体幻灭”，他们通过不同形式的反抗和逃避表达了自身的不满。在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布迪厄所说的错位问题，即认知层面的审美配置与阶层分化的资本配置的错位。但布迪厄关于这个例子仅仅用于阐述阶层区隔出现的例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审美配置可以不用成为阶层标签的内在条件。这个现象可以证实：审美配置的形成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出身阶层的文化限制，教育普及之后大量人可以通过学校或社会教育实现审美配置的转变，使审美配置达到更加文明的程度。伯纳德·拉合尔(Bernard Lahire)认为，我们必须将信念的配置(disposition of believe)和行动的配置(disposition of acts)区分开来，否则这个世界很难解释像幻想、挫折、罪恶感这些由信念与行动配置的差异，或者是信念与真实行动的可能性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现象。(9)Bernard Lahire, From the habitus to an individual heritage of dispositions: Towards a sociology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Poetics,31,P329-355, 2003.审美配置属于信念配置，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只停留在象征符号的信念层面，可以不用受制于行动配置的落后，由此导致学生从教育中获得的配置难以通过资本转变为真实文化行为后的落差感。由于审美配置对合法自主文化强调，与现实世界对权力逻辑和商业逻辑的依附与谄媚，行动配置难以达到符合审美配置条件的自主性，幻灭和挫败感由此产生。文化自主场域所形成的合法文化就是建立在反资本主义逻辑之上的，通过学院教育获得的审美配置也具有这个特点。虽然信念配置与行动配置不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信念配置仅仅是一副假面，在形式层面停留，这种配置之下潜藏着真正的本质。虽然不同场域所形成的本质不同，人可以同时拥有不同配置，但是它们也同归于一个个体(假设健康正常的个体)，审美配置在现实中的失落会由匮乏转变成欲望时刻影响人的行为。

审美配置的形成也需要遵循相关场域的游戏规则，不仅仅是资本，能力不同的人在同一场域规则之内获得的配置的程度并不一样。法国学生幻灭的例子也可以用在这里，即它说明了教育作为相对公平的竞争场，学生拥有通过教育获得更好配置的可能性。布迪厄阶级理论的僵化就在于个体无法探求自主空间，他只强调教育，但却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人的能力和信念问题。虽然教育机制是权力的再生产机制，但我们不能忽略它也是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自主场域。场域中存在的符号斗争、整套的游戏规则与对天赋和能力的强调，在教育场同样适用。习得能力强的人可以更快地适应场域规则，通过某种竞争意识将外在的义务和压力内化为自身的需求，将习得的知识内在化为配置，获取配置之后又很快在场域内被再确认。审美配置的形成过程与这种习得和转化的能力息息相关，即使这种形成不是通过教育场而是通过其他的场域，能力对配置形成的促进作用是十分关键的，正如拉合尔所言，能力维度与配置维度首先应该区分开来考虑，但两者之间又有相互促进的作用。(10)Bernard Lahire, From the habitus to an individual heritage of dispositions: Towards a sociology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Poetics, 31, P329-355, 2003.

布迪厄把习性放到一种关系的循环系统中，主观配置从客观结构中产生，然后又通过行动在结构环境中再生产客观结构，布迪厄将习性作为阶级结构的产物，必然与位置相关联，外化习性的行动也是用于阶层区隔的合法化。场域影响下的审美配置也在实现过程中表现出与场域因素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人的惯习和配置并不是天然地导致行为，而需要和场结合，并且结合非常紧密。多元场域下形成的审美配置必将表现出多语境的丰富性，对激活审美配置后的效果研究，需要结合不同的情境和主体的状态具体分析。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认为，在原初社会形成的惯习和配置作为阶级身份的标签，它们可以在各种行为中普遍适用。但是经过后来许多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发现，习性和配置的实现与具体情境息息相关。拉合尔认为，现代人并不是整一的个体，他是由复杂的配置图表(charter of disposition)整合在一起的，配置多元受语境限制。在特定语境中，激活特定的配置需要内力与外力的同时作用。(11)Bernard Lahire, From the habitus to an individual heritage of dispositions: Towards a sociology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Poetics,31, P329-355, 2003.这种内外力的作用如同斯沃兹在《文化与权力》中提到的期望、计划与机会，拉合尔也在文章中提到了配置的强弱、以及面临具体场域时配置的不同表现。审美配置在形成过程由于对场域的适应程度的不同形成了强弱不同的配置，强配置因为形成时具备兴趣、付出时间久，并且在这个相关场域内被实施的频率高，所以会更加深刻地印刻在人的无意识中；弱配置则因为产生于强制和压力、耗费时间短，并且脱离了某个场域没有什么被实施的机会，这些配置可能会因为缺乏实现它们的条件，或者因为限制它们的条件而减弱或消失，如许多人在孩童时期的强制教育下形成的配置很容易在离开学校之后被淡忘。拉合尔认为，实施审美配置的情境与形成这种配置的情境越相近，配置就越能更完整地表现出来。人的无意识中具有复杂的配置图表，当遭遇某一特定的场域情境，与该场域相关的配置才最可能被实施。审美配置的表现行动与场域的关系十分重要，这里并不仅仅只是阶级身份的问题，还具有更加深层的、复杂的规律。

多元场域下的审美配置研究并没有代表审美配置的主观随意性与无规律可循，而是结合具体的场域从中寻找个体在某种情境下存在的普遍特征。从个体的配置角度去理解各种情境中社会化的进程和规律，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而社会学的意义正是在于不断探究的过程，而非囊括一切的结果，这同样也是布迪厄的实践反思理论的核心要义之一。

三、从审美配置的多元性反思区隔与符号暴力

布迪厄在区分中所设定的由审美品味作为阶层区隔的工具，是因为权力阶层将文化作为剩余价值来占有，这与法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内蕴有关。经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发现个人的审美配置并不必然与阶层区隔相关，不仅在于审美配置的主体性因素的复杂性，更在于个体所面向的社会并不仅仅是阶层权力再生产的教育体系，而是丰富多元的场域文化，由此形成的审美配置在具体情境中被激活时所呈现的审美行为也趋向多元。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依旧运用布迪厄的整体视野，探求布迪厄的理论力量，不从某单个的场域内部、或者某个组织机制内去考虑由占位不同而导致的身份区隔，而仍从整体社会层面去看待审美配置的人群区隔，这种区隔是否存在？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如何界定由审美配置产生的符号暴力和自主空间？

首先，我们需要回到概念本身，重新审视“区隔”的本质意涵与运用方式。区隔的核心要义在于精英阶层希望与大众区隔开来的愿望，精英阶层掌握主动权，他们的审美配置是建立在对大众趣味的否定之上的。区隔的关键是一种排他性，是统治阶层对被统治者的边界意识，边界意识合法化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文化将被统治者的配置在无意识中结构化。其实如此就不一定需要被统治者承认和接受精英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在很多实例中都表明民众阶层不仅对精英文化斥以不屑，甚至年轻人倾向于制造非主流的文化以否定主流高雅文化)，统治阶层只要在必要的时刻具有显现自己身份的区隔能力即可，即掌握显现身份的技巧，这种排他性才是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只要仍然存在统治与被统治阶层的对立，就一定存在区隔，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而我们的目标就是探求当下社会通过文化符号实现的区隔方式；其次，区隔、习性、配置等作为布迪厄最核心的理论因素，总是与当下的一些社会价值论有所冲突，比如文中所呈现的审美配置的自主空间与他的阶层理论的不切合。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布迪厄的理论力量，因为我们依旧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区隔与符号暴力的存在。布迪厄理论的不适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文化资本”这个同质化的理论来找到社会各个层面都适用的“零和博弈”的关系模型，在这个模型之中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可以被比较。(12)Lamont Michele and Annette Lareau,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6,P153-168, 1988.如此布迪厄的理论就处于被剥离了大量真实语境的虚空之中，很难运用于当时法国之外的社会。霍尔特(Holt)顺着这个思路将配置养成中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称为“虚拟文化资本”(13)Douglas Holt, Distinction in America? Recovering Bourdieu,Poetics, 25(2-3),P93-120, 1997.，这种资本是与布迪厄论述中同质化的文化资本的意义等同，就如同一种货币，需要在现实的场域中进行兑换才能使审美配置实现。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配置必须在具体情境的实践中才能实现，用在此处即是：配置必须要在具体情境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区隔效用。

明白了区隔的排他性本质与对实践的依赖性，再来分析多元场域下审美配置的区隔在何种意义下实现。教育场域的开放与相对独立性、文化场域的多元与细分、文化知识与文化产品的成本降低，以及历史的变迁也已经耗尽了文化资本的象征力量，导致各个阶层的喜好都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部分，由此很难通过对喜好和消费对象的研究调查找出阶层的区隔因素。很多社会调查反映了这个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彼得森的文化杂食论，他发现那些拥有高文化资本的人是大众文化最热情的消费者，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喜好高度重叠。但这种针对文化消费对象的调研在当下社会中已经不再适用，机械复制的信息文化时代，大多数人都可以几近无成本的渠道去了解各种高雅文化知识。由此，霍尔特提出，消费的区隔标准已经隐化了，不是以消费的对象和类型作为区隔标准，而是以消费风格作为区隔标准。(14)Stijn Daenekindt and Henk Roose, A mise-en-scène of the shattered habitus: the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on aesthetic dispositions towards film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9 (1), P48-59, 2013.所谓消费风格，即为消费行为所体现的独特性。所有的配置必须反映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区隔，布迪厄的区隔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不同类别的文化产品和活动需要不同水平的文化资本才能成功消费。那么如果消费对象的相关信息已经被大众共享，上层阶级就会通过对文化的精通程度、对文化的体验方式等来展现区隔。文化实践比仅仅熟悉文化要微妙得多，精通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和资本在文化场域中不断实践才能获得，单从审美角度来说，区隔就在于去罗浮宫看原画甚至购买画作与大众仅仅熟悉画作的行为之间。即使对于彼得森所研究的大众流行文化，上层阶级可以在为自己心仪的文化投资行为中以及与该文化中心的接近程度实现与普通消费大众之间的区隔。布迪厄在《区分》中所提及的时间、精力、金钱等上层阶级才拥有的大量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元资本，依旧可以在具体消费过程中实现区隔，只不过不能仅仅依据消费对象来划分阶层。

符号暴力是与权力息息相关的，符号暴力的本质在于通过符号实现剥削，语言使这种剥削成为了共谋形式。布迪厄理论的关键是他的政治性目的，所以对符号暴力的反思与反抗就是他理论的目的核心。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不同，如上世纪法国一般将审美配置作为主要区隔标准的地区较少，在此情况下，如果说《区分》中的符号暴力更多是强调象征符号使阶层区隔合法化的层面，那么当下的符号暴力更加强调布迪厄所说的另一层面，即权力社会中信息不对等造成的意识形态剥削。信息的流动速度之快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审美配置的自主空间，但在更大层面上成为了集权政治的帮凶，通过信息剥削导致意识形态的剥削，从而使大众沦为更加配合的、更加彻底的被剥夺者。

如果说区隔和符号暴力仍然以它们的合法面目存在，那么本文所说的多元场域下审美配置的自主空间的意义是否存在？区隔得以存在的形式在于统治阶层对自身风格的消费导致的阶层划分，霍尔特认为，审美仅占运用于风格消费的习性品味的很小一部分，因为在大多数社会中文化资本和这些文化衡量标准之间呈现出一种弱相关性，布尔迪厄所描述的在法国上层和中上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知识渊博的高雅艺术消费者在美国社会中很少见(15)Douglas Holt, Distinction in America? Recovering Bourdieu. Poetics, 25(2-3), P93-120, 1997.。这种现象在西欧之外的国家地区十分普遍，甚至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在分析法国社会时将审美配置作为区隔的主要武器也不再合适。当审美配置不再作为区隔的主要因素后，反而拥有了更过的可能性，正如前文所言，审美配置的形成和实现之所以会受多元场域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它有了象征统治之外的自主空间。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明确，布迪厄的所有理论都指向政治性目的。虽然前一段讨论到审美配置依旧会通过消费实践形成区隔力量，因为被统治阶层没有足够资本消费，但这并不影响审美配置的形成和实现的多元化、自主化，因为审美配置更多的是作为信念配置，它不一定需要实现和兑换为高雅的文化实践，只要能在人的无意识领域占据位置，就已经具有一定意义了。布迪厄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就在于争夺人的无意识空间，如果多元场域下的审美配置的形成对人在抵御意识形态权威审美时起到作用，那么对个体审美配置的关注也就有了它的意义。布迪厄在反康德纯粹审美时对反思性审美的悬置，对文学艺术作品深层的力量的悬置，却在晚期分析艺术文化场域时意识到这种阙失，又对它们这种直面社会揭露社会的力量进行肯定，而个体审美配置的多元化和自主化正是这场文学艺术场域的符号革命所希望带来的东西。

结 语

在布迪厄的阐释中，配置完全作为被阶层分化的社会教育给结构化，然后再从个体出发去加入权力再生产的实践。当我们发现当下审美配置作为区隔的力量并不如布迪厄所言，对审美配置的研究语境也需要适当调整。审美配置本身作为个体的认识机能、行动机能以及无意识领域三者的结合，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在结合多元场域对审美配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配置与实践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阶层分化和再生产之上的，而是与场域的多元、自主和独立性有关，在面对不同的场域，适应不同的规则，审美配置的形成和被激活都是极为复杂的。在这种形式下，区隔和符号暴力也并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统治阶层以文化消费风格作为区隔的方式，而符号暴力则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剥夺。审美配置虽然无法获得或者转化成为文化资本，但是具备自主和多元特征的配置可以在人的无意识领域、在人的信念层面形成抵御意识形态剥夺的力量。这也是这篇文章所希望论证的：在布迪厄的元社会理论中，运用他的概念工具找到个体的自主空间与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