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波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作为致力于社会革新与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旧”之别从来都是其现代意涵的重要表述内容。诚然，“除旧布新”抑或“革故鼎新”的线性历史进化装置唯有在“旧”的否定意义上才能获得“新”的合法性。然而“民间”虽带旧色，却非全然陈腐；虽呈俗态，但仍鲜活可爱的底层文化特质是否应该理所当然地被排除于“五四”叙事之外？换言之，作为极具本地、民族底色的“民间”是否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是以何种方式或途径参与的，又具有怎样的具体形态呢？注目于施章及其“农民文学”观，即是希冀以此为例对如上问题予以探究，这不仅是对“五四”的反思，更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应有之义的阐扬。

一、“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

提及施章(1)据李昌《施章生平事略》，以及《云南省志(卷75)社会科学志》《云南省志 卷80人物志》《官渡区志》所记可考：施章(1900—1942)，初字佑文，又改仲言，昆明市官渡区六谷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尤爱民族民间文艺，曾在昆明县立师范学校和省立高级师范求学。1924年，施章考入中央大学文学系深造，1927年毕业，几年后考入中央研究院，毕业后留校，研究国学。著有《新文学论丛》《新兴文学论丛》，均由中央大学出版。另据蒙树宏《施章三题》对施章著述补充：“《读了〈坚决号〉后》，署名为施孝铭，发表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30年1月15日。”查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发行部1930年7月出版施章著《新文学论丛》内收《读了〈坚决号〉后》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所刊文章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