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恒，伍志燕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于1846年，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首次在这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巨著中提出并使用。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也未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1]但意识形态在维护国家安全战略上，影响重大。因此，深入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及其特征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指的是“分别以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以及各式各样的先知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与德国社会主义”,[2](P141)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二，是从广义上理解的“意识形态”，它是阶级社会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维系其统治地位而炮制的特殊性概念，即“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为意识形态赋予了新的性质——虚假性，其主要来源于统治阶级在获取政权的手段和目的上都带有强烈的欺骗性，并利用带有虚假性和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控制人们以实现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真实目的。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对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而产生各种虚假的想法。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2](P78-79)这种虚假的观念是将现实世界和主观世界颠倒的思想体系，是使具体的人和抽象的人本末倒置，用观念来代替社会现实，是把对现实的批判拘泥于思想批判与宗教批判等思辨的唯心主义观念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在物质生产资料上占有统治地位，其阶级意识通过意识形态得以集中反映。而意识来源于物质，由此可见，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不仅体现在物质领域和政治领域，也体现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是以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同时这一物质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也占有统治地位。”[2](P42-43)在阶级社会里，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不得不将其思想观念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将自身特殊利益包装为人们的共同利益。从观念上来讲，就是以绝大多数人所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并将其认定为唯一合乎理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以长期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二)意识形态的特征

1.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内容都集中体现特殊时期一定阶级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意志，并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都是通过各种媒介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渗入到社会中，使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而达到社会整合和维护阶级统治的目的。由于意识形态成为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思想上的统治和追求利益的手段和方式，意识形态始终属于统治阶级而非被统治阶级，因此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2.意识形态具有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是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而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P12)思想、意识、观念起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交往以及语言相互交融的，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人们的想象和思维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识与观念，并通过交流来加强和传播这种意识形态，即人自身的思想和观念的产生与社会现实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实践中的人们在社会交往和物质活动中的产物，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通过行动能动的作用于现实生活过程。”[2](P151-152)“意识形态是盘踞在人脑海中的思想体系，它是思想、观念、概念、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它来源社会存在，而非人脑固有，是对社会存在中现实的人与人、人与物的真实反映，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4](P30)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并不是绝对独立的，它的依存性使其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产生，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当新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产生并上升到支配地位时，社会意识形态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将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任何时期都具有社会历史性。

二、意识形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意识形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最根本的客观因素源于“社会层面的物质利益与社会的生产方式；影响意识形态发展的主观动因来自于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与思想观念；而促进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的外部因素正是由世界历史性的交往与互动所构成”。[5]

(一)物质利益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

以个人角度而言，追求个人特殊的利益无可厚非，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视角来看，更多的是追求共同的社会利益。正因为在共同体中存在着共同利益和个体特殊利益的矛盾斗争，国家这种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才得以存在，而这种与实际利益相脱离的形式始终是建立在各个大家庭及部落集团中的血缘联系或大规模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在现实生活中，利益主导着人们的意志和行动，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多种利益群体，社会分化随之而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分工决定了利益的发展状况。由于单个个体所追求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矛盾，因此资本家主义国家不得不将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加工美化为‘普遍’利益，用所谓的普世价值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统治。”[5]

(二)人的活动及思想认识的影响

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的活动的影响，现实的人的存在无疑是一切历史的首要前提。“无论是虚假的意识或是空虚的幻想，都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思想升华物，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起着一定的作用。”[5]随着人们的不断探索以及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意识形态的虚假部分被真正的知识所取代，人们思想上的升华得到了现实支撑。因此，意识形态在人的推动下突破了原有的边界。

(三)世界历史性的交往互动和普遍联系的影响

世界历史性活动具有广袤的覆盖面，几乎渗透现实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从过程来看，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是完全统一的，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取决于他现实关系的丰富性。”[6]也就是说，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社会物质关系对意识形态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准确定位以及意识形态边界的世界性延展共同决定着世界性历史活动与人的活动的关系。而人的活动及思想观念正是边界主体在世界历史性活动中的表现特征。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思想的现实意义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散发着真理的光芒，彰显着不被历史湮灭的价值。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它指的是对立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而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必须要发挥其独特的协调和整合功能，实现对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和人的价值取向的正向引领，使社会系统正常运行。只有确保国内政局稳定和经济的良好发展，才能使这种意识形态在全社会传播，让人们以公民的角度在日常生活认可并自愿遵循社会准则。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西方国家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视作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良机，利用我国对技术、资金的需求，以科技和经济为载体大肆宣扬所谓的“西方文明”；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和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通过影视作品、卡通漫画、电子游戏等方式，不遗余力地灌输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政治主张，从而混淆视听，诱导人民群众的判断，影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认同。另一方面，国内有一些人打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号，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幌子，宣扬西方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企图腐蚀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动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然而，正是这些噪音的出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和斗争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些外来思想利用其传播载体的隐蔽性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众多的外来文化，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多样性、差异性更加凸显，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层出不穷、相互交融，对人们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在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中，一方面，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的具体实情，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用持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另一方面，必须用坚实有力的措施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和腐朽思想，努力在多变中谋求对策，在多样性中寻求共识，在多元化中确立主导，形成协同一致、认识统一的良好局面。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批判性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特有的科学思维方式和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便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为基础，通过对其生产方式、经济文化和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各种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当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各种社会思潮之间交锋日益激烈，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性仍然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为增强社会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思维应遵循以下途径：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宝库注入丰富的内涵和科学的智慧，为自觉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因此，必须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武器，只有宏观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要义与内涵，才能对错误的社会思潮旗帜鲜明加以批判。”[7]第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始终把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合理解决放在首位。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源自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相结合，着眼于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从而唤起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和信赖。第三，由于当前部分群众自身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的现实环境中缺乏足够的甄别能力，因此，在给予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关照的同时，还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使其在面对危害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侵蚀时，能够及时做出有力的回击。总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特征对其进行科学地分析与批判，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

(三)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息息相关，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就当代中国而言，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前提是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若要全盘照搬西方的经验，文化软实力建设必然会失去正确的方向。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我们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力，用科学理论为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坚持以人为本、联系实际、改进创新，“让人民群众能够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的红利、参与文化发展的过程、开展文化创新的活动，共同发展，增强文化认同，提升公民文化素质”，[8]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二是用马克思意识形态指导文化产业发展。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得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同，从而发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促进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互动。通过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将其贯穿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三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人才队伍的培养。具体来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正确政治方向，使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的现实中丰富知识体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提高人的素养，推动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

四、结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颠倒的唯心史观，并揭示了被代表人类一般本性所掩盖的现实，即真实的阶级剥削与压迫。马克思对于这种颠倒性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只有从经济生产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才能探究其根源，这为批判阶级社会提供了前提，为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启示。历史实践表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意识形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联系我国实际情况，按照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