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茁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0)

豪族是秦汉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王权，下至乡里，都能够看到豪族的身影。根据豪族和王权结合程度的不同，豪族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并且不同等级的豪族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关于豪族层级的观点，日本学者东晋次先生在《东汉的乡里社会及政治变迁》一文中提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产生了士大夫豪族—土豪—小农的序列构造”[1]。并且这个体系上与王权相通，形成了一个“由士大夫豪族推行的地域支配体制的联合而构成的国家体制”。崔向东教授在《汉代豪族研究》一书中也指出“王吉家族通过举孝廉和任子世代与中央政权结合，超越地方而发展成为中央士大夫豪族”[2]也说明了豪族之间确实是存在不同的层级，并且在这些层级之间是可以通过某些途径做到相互转化的。但前代学者们对于豪族的等级的阐述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对豪族的等级进行详细阐述，也没有说明不同等级的豪族对地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在豪族等级的划分、不同等级豪族对地方的不同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对于豪族等级的划分，根据史书记载，豪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是：“中央豪族”“郡县豪族”“乡里豪族”。

一、中央豪族

中央豪族是指与王权结合程度最深，或者长期与王权相结合的豪族。这样的豪族在整体上看，数量是最少的，但所掌握的权力是最大的，对国家整体上的影响较大。东汉的邓禹家族是典型的中央级豪族，可以通过对邓禹家族的研究说明中央级豪族的特点。

(一)中央豪族的特点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3]599这是《后汉书·邓禹传》中关于邓禹发迹的记载，在这段话中明确说明邓禹在很早的时候就与光武帝刘秀结识，在王莽末期各路英豪起兵推举邓禹时，邓禹都是“不肯从”的态度，直到光武帝刘秀“安集河北”时，邓禹才“杖策北渡，追及于邺”，追随光武帝刘秀，并且为其出谋划策，为邓禹及其家族能够成为东汉时期重要的豪族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在这之后邓禹帮助刘秀四处征战，官位也逐渐上升，最后被封为大司徒、酂侯。后改封高密侯，进位太傅。邓禹的弟弟邓宽被封为明亲侯，邓禹的儿子们也被封为侯，这时邓禹家族已经成为当时权力至高无上的家族。在这之后，邓禹家族也不断和王权进行紧密的结合，不仅家族的人在朝为官，并且多与王室联姻紧密结合。例如，“乾尚显宗女泌水公主”“褒尚安帝妹舞阴长公主”“昌安侯袭嗣子藩，亦尚显宗女平皋长公主”[3]606，在其孙辈中还出现了东汉和帝皇后邓绥，在其玄孙辈中出现了东汉桓帝皇后邓猛。这都说明邓禹家族通过不断地和王权进行结合，巩固自身的发展，从而成为当时权力顶尖的中央豪族。

中央豪族的另一个特点是高度的儒化。从邓禹家族来看，邓禹本身就是出身儒学，“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3]599在邓禹家族发迹之后，邓禹更加注重家族的儒学化，邓禹一共有十三子，“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3]605这都说明作为一个中央级豪族，邓禹家族的儒学化程度是相当高的，这也为整个家族的声望增加了筹码。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3]619这就是中央豪族。

从豪族的作用上看，中央豪族的作用主要是巩固王权，维护统治。在东汉初期邓禹就帮助东汉建立起强大的政权，之后邓禹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大多入朝为官，帮助东汉王室统治社会。在后期的邓禹家族，尤其是东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在和帝驾崩之后，主持东汉政权，帮助东汉政权度过了“水旱灾害”的几年，称得上是“兴灭国，继绝世”。但可以看出，中央豪族的管理是很难进入到地方的，他们进行的管理大多还是高层次的管理和对下级豪族进行约束和压制，对于地方上具体的、细节上的管理还是较少的。

(二)中央豪族的形成方式

在东汉，中央豪族的形成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军功或者军功之后，另一种是外戚。军功或者军功之后这样的形成方式多见于朝代形成初期，跟随皇帝进行征战，王朝建立后因功授爵。典型的代表有东汉的邓禹家族，因为跟随作战，待王朝建立后被授予中央级的官职，甚至因为一人军功荫及家族中的其他人，最后将家族发展成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大豪族。大官僚地主、外戚这样的形式多见于王朝中期，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出现争夺的时候。这个时候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对权利的争夺需要取得各个势力集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势力会相继扶持自己的势力，从而培养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豪族集团。例如，“(梁)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再迁虎贲中郎将。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修明堂、辟廱、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迁太仆。”[4]梁松虽然因为自己祖辈的功劳“嗣九江太守”，但也是由于和皇帝联姻，才使得其家族得到了发展，成为影响力较大的中央豪族。

总的来说，中央豪族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应该是：与王权的结合最为紧密且长时间与王权相结合，家族整体的儒学化程度较高，具有良好的家风和学风，对整个国家的整体走向有一定影响力。

二、郡县豪族

郡县豪族指的是在某一个地区(州郡)影响较大，对州郡的各种事务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的家族。这样的家族一般属于中央豪族在地方的分支。可以通过对丁鸿家族的研究说明郡县豪族的特点。

(一)郡县豪族的特点

丁鸿的父亲“封定陵新安乡侯，食邑五千户，后徒封陵阳侯”[5]，说明丁鸿的出身就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这就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5]丁鸿跟随著名的儒学大师桓荣学习，之后“事桓荣”，在桓荣府中做事。这说明丁鸿早期是依附于桓荣这个中央豪族进行发展的，然后在朝中评定《五经》，因才高志明而被拔擢为校书。这就说明，郡县豪族在早期应该是依附于某一强大的中央豪族进行发展，然后通过自身的才学得到统治阶层的赏识，从而成为官员，进而发展为地方性豪族，也就是郡县豪族。

从郡县豪族的数量上看是比中央豪族多，因为一个中央豪族往往依附着很多门客，上文曾提到的“丁鸿事桓荣”中的桓荣就是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中央豪族，《后汉书》记载桓荣“徒众数百人”[6]，这数百的徒众虽然不可能全部被统治者看中继而取得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基数相对大，所以有机会的人也是较多的，那么这些依附于中央豪族的“徒众”们就成为郡县豪族的主要来源。

从与王权的结合程度上来看，郡县豪族与王权的结合程度是较低的，这一类豪族与王权的结合方式主要是在王权的官僚队伍中任职，而不是采取与王权联姻的形式。这样的结合方式是较为简单的，而且在这样的结合方式中王权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郡县豪族除了依附于王权之外，往往还需要一个中央豪族作为保护，在无法和王权继续结合的时候，作为自己与王权的链接，这也就是为什么郡县豪族一般都要依附于中央豪族的原因。

郡县豪族自身的儒化程度也是较高的。由于郡县豪族的出身是要依附于中央豪族的，而依附的方法就是成为中央豪族的门生。由于某些大的豪族本身就是大的儒学、经学家，所以，成为他们的学生就是最简单的依附方法，桓荣和丁鸿就是例子，但郡县豪族的儒学化只限于儒生本身，其家族整体的儒化水平并不是很高。

从郡县豪族的作用上看，主要是起上下连接、沟通的作用。这些人向上可以跟皇帝、中央豪族沟通制定政策。“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7]，记载的就是丁鸿和上层豪族交往议论的情况。由于王权和中央豪族的势力不能直接作用在地方，所以，有一些政令需要郡县豪族进行传达。再有，郡县豪族往往作用于某一郡或者某一县，所以，郡县豪族对于稳定社会具有较强的作用。

(二)郡县豪族的来源

根据郡县豪族的特点，可以大致看出郡县豪族的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作为中央豪族的分支；另一种是学习经学然后被统治者所选中，进入官僚系统发展成为豪族。

1.中央豪族的分支

首先根据中央豪族的特点可以知道，中央豪族其本身也是鸿儒。在东汉经学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必然会有很多人追随他们进行学习，这样这些中央豪族就有了很多的门生。或者一些比较有才智，但家族没有什么背景的人会依附于中央豪族，以获得机会进入到统治者的权力体系之中。要注意不管这些人获得多大发展，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很少有超过他们原来依附的中央豪族，所以，这批人就形成了一部分郡县豪族。

2.学习经学者被统治阶层选中进入官僚系统发展成为豪族

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统治阶层包括两个部分：王权统治阶层和中央豪族统治阶层。由于王权和中央豪族都要强化自身的势力，所以，两者都要对有学识、有能力的人进行笼络和选拔。“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8]，说的就是光武帝刘秀听闻刘昆有学识，然后将刘昆封为江陵令，纳入了官僚体系之内，这就是王权统治阶层对豪族的选拔。“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欢”[9]，这说的是寇恂因为有计谋，常常和邓禹商议，邓禹认为其才能惊异就与其相交往，并且在之后光武帝平定河内的时候，由于“大司马朱鲔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9]，所以，光武帝向邓禹询问可以镇守河北的人选，邓禹在这时就向光武帝举荐了寇恂，随即将寇恂封为“河内太守 ”，成为东汉官僚体系中的一员，然后发展成为豪族。

从郡县豪族的特点和来源上看，郡县豪族是在统治阶级的管理和约束之下，所以，郡县豪族的作用主要是对王权和中央豪族的支撑作用，以及帮助王权和中央豪族管理王权和中央豪族无法直接管理到的社会层面，成为统治阶层管理社会的一个触角。

三、乡里豪族

乡里豪族，是在豪族体系之中最低等级的豪族，这样的家族一般都处于豪族的起始阶段，一般是由乡里中擅长经商者以家财起家，然后在地方上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由于乡里豪族的影响和地位较低，所以，在史书中关于乡里豪族的记载少之又少。但乡里豪族作为一些豪族的起始阶段，在记载一些大家族时可以看到乡里豪族的一些影子。“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10]，说的就是樊宏的父亲樊重擅长农业、擅长货殖，在家中积累了很多财产，但樊宏并没有仗着身家在乡里鱼肉百姓，而是“赈赡宗族，恩加乡闾”，所以，“县中称美，推为三老”，樊重成为东汉官僚体系之中最低等级的“三老”。

(一)乡里豪族的特点

乡里豪族在整个豪族体系之中的数量是最多的，实际掌握权力是最小的，但乡里豪族却是王权管理地方的重要手段。“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11]8，三老是汉朝在乡里设置的管理乡里教化的官员，其本质上还是汉代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虽然三老是由乡里的百姓推举而成，但三老依旧是在王权的控制之下，并为王权服务的。

从乡里豪族和皇权的结合程度上看是最低的。这些乡里豪族和王权既没有像中央豪族那样与王权联姻，也没有像郡县豪族那样通过通经而入仕与王权结合。这些乡里豪族并不是由统治阶层直接选中，而是由于这些人在乡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乡里的百姓所选中，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所以，王权是不会和这些人直接结合的，但由于豪族层级一层一层的控制和管理，使得这些人—乡里豪族—最终成为在豪族体系中为王权服务的最终一环，这些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比不上中央豪族和郡县豪族，他们对于社会最基层的管理和控制是中央豪族和郡县豪族所不能比的，“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11]1119，这些豪族在乡里的影响力实际上都已经超过了当地乡里的县令。

从乡里豪族的儒化程度上来看，由于乡里豪族主要的来源是地方性商人、地方性财主，所以，他们自身的儒化程度并不高。但在其成为豪族之后，为了发展自身，会丰富自身，学习一些儒学，也会附庸风雅，广结鸿儒名家。乡里豪族本身的儒化程度并不高，为求自身发展，他们会让自己的后代学习儒学，以求被统治阶级选中，成为更高级的豪族。《后汉书·郎顗传》中记载的“顗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12]，说的就是郎顗除了继承了其父亲郎宗的“占卜业”，还兼修经典，成为地方大鸿，这就为其后被“州郡征辟”奠定了基础。

从乡县豪族的作用上看，主要还是对社会最底层的管理。由于王权不能时时刻刻地管理社会基层，所以，乡县豪族就担当起让“王权下县”的责任，成为王权管理社会底层的最重要的一环。

(二)乡里豪族的来源

书中关于乡里豪族的记载较为稀少，但可以根据史书中各豪族家中发迹的记载窥探出乡里豪族的来源，可以发现乡里豪族基本上都是家中有一定资产者，并且是对乡里有一定积极影响的，这样的人一般会被乡里百姓推举为“三老”，从而获得入仕的机会。

综上所述，随着豪族发展到东汉时，豪族的体系日趋完善，王权对豪族的管理也更加严格和规范，整个豪族体系在王权的管理之下形成了“中央豪族—郡县豪族—乡里豪族”的层级体系。在这个层级体系之中豪族的分化相当明显，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为维护国家、社会、基层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怎样，豪族体系只不过是王权管理社会的一部分，让王权可以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