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武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老庄思想曾对佛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佛学又为中国士人全面深入理解老庄思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自魏晋时期僧肇、支遁首开“以佛释庄”的先河以来[1]，直到清末民初，这一支脉历久而不绝。其间鸿篇伟著、特见卓识者叠出，较具代表性的有唐代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疏》、北宋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南宋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明代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以及憨山德清的《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论》、晚清杨文会的《南华经发隐》、清末民初章太炎的《齐物论释》。而自晚明以降，桐城派亦“与庄子结下不解之缘”[2]167，并且从明清易代之际的方以智、钱澄之开始，桐城派的庄子学研究就镌上了浓厚的“以佛释庄”色彩。这一方面当与他们的家学渊源或治学经历有关，如方以智的庄学思想即深受其外祖父吴应宾(吴氏为憨山德清弟子)的影响，而后又直接受到“金陵天觉寺爱国僧人觉浪道盛的影响”[2]167；另一方面，又与其因亡国破家之恨而产生的遗民心态有关，即他们寄希望于借助庄、佛来排解心中愤懑，并守护个人的“出处进退”[2]168之志。其后社会情势虽在不断变化，但此一释庄倾向却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在姚鼐的《庄子章义》、方潜的《南华经解》、马其昶的《庄子故》、叶玉麟的《白话译解庄子》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而作为民国时期皖江地区庄子学研究大家，以及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