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曼 李云霞 陈 琳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加入经济全球化，随即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自1993年全球化初见于国内杂志以来，我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不乏全球化在我国发展历程，但将全球化进程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研究的则是比较少的。本文将我国的全球化进程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党派之一，面对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及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抵制到融入，从融入到推动并引领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一、抵制到融入：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态度转变

全球化思潮传入我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成为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原料供应地。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开明之士“开眼看世界”，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但囿于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不可能对中国被迫卷入的全球化有一个清晰地了解，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召开之前，中国经历了由开放倒逼到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建成了对外开放格局，逐渐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概括起来大体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

这个阶段是各阶级阶层争取民族独立，力图经济上摆脱西方不平等的全球化进程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研究中国革命规律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了解世界，并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早在1921年，毛泽东刚刚成为共产党员时就提出和论述了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相结合的思想，把中国革命问题纳入国际背景之中，确立革命道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1]474。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1]680一方面，毛泽东主张人民战争；另一方面，尽力争取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实现革命胜利。反对帝国主义，不仅是力图摆脱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谋求国内和平；同时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力图摆脱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沦为殖民地。

(二)1949—1978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是中国内顾并试图缓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尤其受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开始探索脱离并抵抗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1949—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1 000多家企业，由我国政府加以监督和管制。而丧失特权的外资企业，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甚至有些企业放弃经营或自动转让，有的由我国作价收购，变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跃进、共产风、大炼钢铁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1957年，中苏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灾难。在这一时期，是不允许外商来华投资办厂，就是与外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上，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放在第一位，首先与苏联结成同盟。在政治上，实现与法国、美国、日本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但在这一时期，面对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在外交策略上，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战略。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从“一边倒”到“三个世界划分”，逐渐加强了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与法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建交，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扼杀新生中国的图谋，也正如邓小平总结的：“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2]64

(三)1978—2000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九五”计划的顺利完成

这是中国为融入全球化奠定基础性理论阶段。中国能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浪潮，得益于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召开所形成的国内客观环境。查阅邓小平的系列讲话和相关著作，其实并没有直接对“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进行过表述，但却存在大量与之意思相近的词语，如“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邓小平站在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为中国能够融入世界全球化的浪潮创造了客观条件，奠定了理论及实践的基础。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提出，是中国能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前提。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点”，同时，又为国内企业加强与外资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重申加快改革和加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回顾历史，全球市场的形成是全球化形成的主要标志，中国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对接”提供了经济制度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江泽民也对全球化予以明确的关注，并在1998年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必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人们需要普遍关注的趋势，将使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2000年，“九五”顺利完成，为我国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国际环境方面，1985年，邓小平说曾指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2]105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已经转变成当今世界的主题，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快和深化改革，形成对外开放格局，为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做好准备。

但在这一时期，我国主要的发展目标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以，这一阶段主要是借全球化“东风”，通过吸引外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发展本国经济，而很少提及中国“走出去”，在经济方面为全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2001—2012年，从加入WTO至党的十八大

这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阶段。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五”计划，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迈出实质性步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3]，我国日渐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在这种新形势下，历经15年，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进一步接轨，同时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范围及程度进一步加深。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对话与合作，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建立多边信任措施，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4]2001年10月，中国举办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江泽民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提出中国将“与各国人民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5]，特别是江泽民曾指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6]511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逐渐缓和，多极化成为历史发展必然，特别是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日密，这也为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同时，江泽民在多个场合中也谈及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也为中国全面审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在这一时期江泽民也曾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6]191从单纯强调“引进来”到强调“引进来” “走出去”相结合，充分证明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水平在进一步提高，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不仅是利用国外先进的资源发展自身，在这时期还强调了中国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也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更深度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胡锦涛也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最显著的特征。”[7]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并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从法律上保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分割问题。健全和完善与世界通行规则相配套的经济法律体系，《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和不断完善，体现了公平竞争原则，契合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及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表中的具体承诺。特别是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中持续获益，这也标志着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二、从融入到推动：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战略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转变发展格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逐渐成为逆全球化趋势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下，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大引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主要的对外投资国。“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坚持开放发展单列一章，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空前加深、前所未有。“十四五”规划依旧将坚持对外单列一章，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此外，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对外开放经济新格局，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8]，这一理念不断得到丰富及发展。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顶层设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领导人在新时期从全人类进步的高度出发，为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所面临问题提出的一份中国方案，其内涵越来越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表达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美好愿望及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的趋势下，提出的既着眼于人类进步，又立足于世界繁荣稳定的崇高理念，为全球化的继续推进提供了中国智慧。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化的发展描绘蓝图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9]273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深入阐述这一理念。党的十九大将这一理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道确定为中国外交的总目标。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为实现各国及其人民共享平等尊严、发展成果和安全保障，顺应时代要求，而提出的蓝图。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经济霸权等全球横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世界经济价值链的底端、利益分配不平等、技术壁垒、贸易壁垒、贫富差距拉大。各国期盼听到中国声音，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其本质要求就是共赢，就是要营造“春满园”的百花园，这就为全球化的发展描绘了蓝图。

(三)“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范式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9]289随后习总书记在国内外重大场合中多次深入浅出地解读“一带一路”倡议，使其逐渐成熟并日益完善，成为惠及参与国及世界(涉及亚、欧、非、拉美等国)的一条合作之路、开放之路、繁荣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智慧启示下，在面对世界逆全球化及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以及各国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来维护自身平等的发展权益及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中，中国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四)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化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解决伴随而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明显自顾不暇，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其基础和核心，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合作范式。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共商共建共享，强调在全球治理中各国集思广益、通力合作、共享成果。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召开，习主席在会上首次系统阐释全球经济治理观。201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了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提出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迫切性，并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及建设者，为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三、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

近年来，逆全球化之风肆虐。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政策上内顾倾向明显，从对外大举推行美国价值观、大兴全球扩张到实施各种贸易保护、贸易霸权措施，意图打压以中国为核心全球新兴经济体，倡导“美国优先”，重构全球经济秩序。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经济似乎按下了“停止键”，西方国家极力重塑本国实体经济，国际贸易及资本全球流动趋势渐缓，严重阻碍全球化进程。作为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而逐渐崛起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在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重新制定中仍具有大有可为之势，无疑是处于重大的战略机遇期。

(一)中国道路打造升级版“全球化4.0”的空间提升

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从1.0至3.0时代，在每次更迭的过程中所依靠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起主导国家在全球化红利的获得上占据优势。但随着发展理念改革创新和经济利益深度融合，共存思想和命运共同体模式越来越深入人心，并引领着全球化健康发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仅创新了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也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利益分配新格局提供了新举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为推动全球化更新换代，打造升级版“全球化4.0”提升空间。而“全球化4.0”并不是再次塑造一个一家独大的全球化，正相反的是建设一个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发展新模式。

(二)建设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可能性上升

话语权掌握在拥有经济控制权者的手中，顾名思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国际话语权的地位和影响力。长久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裹挟渗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西方话语体系占据着绝对的控制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淹没在其中。而随着实践的发展，西方通过话语霸权建构施加政治影响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大举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影响其国家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我党的领导下，逐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并且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定地位。以此为契机，在国际上建设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可能性上升。

(三)为世界贡献现代化发展新模式的机会增加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大势做了准确“把脉”，提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0]。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东升西降”，即发达国家发展势头渐缓，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势头正盛，处于上升期。长久以来，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红利的绝对攫取者，强力实施经济霸权，迫使发展中国家遵从其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发达国家式的现代化道路所惠及的人口只有10亿人左右，并不是普及全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其根本目的是攫取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等。而中国实现现代化之路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亦是一条平衡、普惠、共赢的发展之路，这也给那些既希望独立又希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新发展模式。

(四)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条件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脱胎于二战后形成的势力结构，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然而现今，全球性问题甚嚣尘上、愈演愈烈，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失灵”现象时有发生，越来越没法满足世界各国的发展需要，这就为中国参与并且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条件。二战结束后，世界随着多极化的趋势逐渐发展，中国成为多极中极为重要一极，特别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改革现行不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涌现。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外交理念的进步，逐渐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规则制定者及引领者，致力于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平等、合作、共赢，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引领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引擎和助推器。面对逆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面对全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在推动“全球化4.0”的发展、提高国际话语体系、为世界贡献现代化发展新模式及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还应面向国家国内发展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和发展观分析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面对的问题，故此，提出几点建议措施。

1.坚持创新驱动，全面打造发展新优势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的演变，中国凭借其丰富的自然及劳动力优势，获得了发达国家资源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为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进入世界市场、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很好地历史机遇。但随着中国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中国劳动力价格提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柬埔寨等相比“劳动力红利”降低；并且能源资源消耗严重，逐渐匮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出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一以贯之的优势在逐渐丧失。在新技术革命中，中国要毫不动摇地推动体制改革的精准落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利用“互联网+移动监测”等手段，全天候进行生态监管，降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保护环境并提升环境质量。在国际竞争中逐渐提高主动性、自主权，改变不利地位。

2.主动出击积极谋势，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二战后，现行国际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且在旧的全球经济规则体系下，中国大胆尝试，深化改革，从地域开放到产业开放，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从其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发达国家所制定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且更加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从潜心蓄势转向积极谋势，理论上提出了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新秩序，实践上“一带一路”的建设，形成惠及周边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

3.转变传统发展模式，推动新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世界各国抓住经济发展机遇，实现发展，但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商品生产国际梯度转移，也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破坏、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拉大等。中国改革开放后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遭受发展方式“三高一低”，经济发展“高”“血”“压”，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环境恶化等诸多困境，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15年，习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转变传统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转向新的重点行业领域，积极有效去产能，同时，解决一些领域的“低效率洼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历百年历史，面对全球化浪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到融入再到推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期间不乏挫折、退步，但总体发展方向是前进的，应该辩证地对待中国全球化之路，同时，应明确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处于大有可为战略机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