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小兰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业待兴，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社会新秩序新生活的构建等各方面，都有赖于参与其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生产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1]这对新中国面临的各项建设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和障碍，为尽快改变这种现状，满足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有针对性和侧重性地对工农群众进行培训和教育的成人教育便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为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提出和实施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将成人教育纳入全国统一的学制体系，充分凸显和保证了成人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全国各地由此掀起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大力开展成人教育活动的高潮。重庆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成人教育的方针政策，结合重庆实际，具体制定和实施重庆成人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成人识字教育、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工农大众素质的全面提升，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确立和发展、新社会秩序、社会生活和社会风尚的建构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成人识字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2]同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总方针，“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的伟大工作”等主张，确定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指出“加强工农教育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3]并提出工农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在上述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重庆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积极开展成人识字教育，1950年上半年，参加文化学习的工农和城市劳动人民有31111人，1952年上半年增加到198110人(不包括北碚)。业余文化教育普及到所有机关、工矿、街道和农村。职工中已扫除文盲2603人，农民中已扫除文盲3685人，市民中已扫除文盲6901人。[4]在此基础上，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推广速成识字法，大力开展识字运动的决定》，要求建立市、区、派出所(乡)三级识字运动委员会，在巴县建立县、区、乡三级识字运动委员会，针对职工建立各产业、较大型厂矿识字运动委员会，以领导扫盲工作。9月10日，重庆市识字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19日，全市业余学校速成识字班举行广播开学典礼，全面铺开了速成识字的扫盲运动；24日，重庆市识字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要求各级识字运动委员会建立办公制度，设专人负责，发挥统一领导的组织作用。11月底，各类业余学校速成识字班共有学员107716人，除少数地区农民开学较迟外，基本完成144000名文盲的入学任务。[4]大多不识字的工农群众已能读书和看报。

为贯彻落实中央扫盲工作精神，1953年3月，重庆市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6月，第一次扫盲工作会议召开，对速成识字扫盲运动中的盲目乐观、急躁冒进等错误倾向进行纠正，以提高扫盲质量；9月，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及西南区扫盲工作座谈会精神，继续贯彻“整顿、巩固、稳步前进”的扫盲方针，根据群众自愿原则，有重点、有步骤地依靠群众进行扫盲。经过整顿，1954年参加扫盲学习的干部有1000余人，职工63000余人，占职工文盲总数的43%；农民21000余人，占农民文盲总数的14.5%；市民55000余人，占市民文盲总数的9%。1955年，全市青壮年农民中，文盲约占70%；职工群众中，文盲约占50%。重庆市教育局据此制定了《1955年至1960年扫盲规划》。同年12月，重庆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为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发出了《关于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的决定》。1956年1月，重庆市扫盲协会成立；2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出开展扫盲运动的通知，28日，重庆市扫盲协会举行全市扫除文盲广播开学典礼，报名入学的文盲有191931人。在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鼓舞下，领导动手，层层布置，从市领导机关到农业合作社、工厂车间、城市居民段，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1956年上半年，参加学习的文盲、半文盲有近40万人。[4]

二、职工教育的发展

1950年6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指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是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职工业余教育的对象以工厂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为主，内容以识字为重点，采取多种多样并能保持经常的形式。争取在三五年内做到职工现有文盲一般能识字1000个上下，并具有阅读通俗书报的能力。”[2]8月，重庆市文教局联合相关部门，据此指示成立重庆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明确职工业余教育由政府教育部门负责，在工厂、企业内部由工会负责，加强了对全市职工业余教育的统一领导和有效组织。重庆市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制定了“以政治为主，结合文化学习”的办学方针。1951年2月，重庆市文教局发布《关于厂矿职工业余学校学制课程的指示》；并于3月训练派出第一批专任教员，作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骨干，且通过党委和工会发动义务教员，实行“以工教工”；5月，又据教育部《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发布《重庆市职工业余教育实施办法(草案)》，规定大型厂矿一厂一校，或设分部，分散产业或行业则以产业为单位，按系统地区统一建立职工业余学校，小型厂矿则按地区联合成立职工业余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由厂矿、企业工会主办，行政(或资方)协办，政府教育部门管理。

在中央和地方相关政策和制度推动下，重庆职工教育发展迅速。1951年下半年，重庆有业余学校121所，入学职工52545人，有普通班860班，中级班57班，高级班3班，专任教师236人，义务教师1998人。1952年上半年有业余学校222所，入学职工99108人，有普通班2598班，中级班169班，高级班3班，专任教师484人，义务教师4636人。[4]1952年9月，因推行速成识字法，各级领导集中力量抓速成识字的扫盲运动，放松了对业余高小、初中的领导，出现了自流现象。1954年2月，根据中央职工业余文化教育预备会议精神，实行“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年下学期全市有职工业余文化学校189所，入学职工64977人。1956年初，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在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下，很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学习运动。上半年的入学人数达到142000人(包括手工业社员)，比1955年翻一番。[4]职工业余文化教育热气腾腾，许多职工书不离手，有空就学。

三、农民教育的发展

农民教育以扫盲为重点、以冬学为开端。1949年12月5日，教育部《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农村冬学运动是团结教育广大农民的有力武器之一。……这种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着的教育方式，今后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推行。”[5]1950年12月21日，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并要求争取条件将农民季节性的业余学习(冬学)转变为常年业余学习。”[2]1955年6月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适应当前农村新情况新任务的需要，积极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克服农村文化落后状态，已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各地必须抓紧冬季农闲，广泛地开办冬学，使冬季真正成为农民的学习季节。”[5]1956年3月2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必须在工农群众中大力开展识字教育，各地要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6]上述各项指示、方针、政策和意见要求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

全国各地无不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大力推进农民业余教育，翻身做主的农民大众也都积极而迫切地要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重庆的农民亦不例外，重庆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应此积极推进农民业余教育。1950年4月8日，重庆市文教局发出《各公私立中小学认真办理民众教育并划一社教业务的通知》；9月，发出《关于开展群众业余教育的指示》；11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12月，制定《重庆市群众业余教育奖励办法》。次年2月，市文教局又发出《关于群众业余教育的补充指示》，要求区文教科负责领导建立督促检查及会议汇报制度，建立健全社教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以民教民”“民办民教”的农民业余教育。并派出100名(后增为170名)社教专任教师到各区开办民众教师训练班，培训了群众教师1万余名，按照《重庆市工农群众业余初等学校暂行组织章程(草案)》，开展建校运动。农民业余初等学校学制4年，毕业后相当于小学毕业程度，学习科目有国语、算术、政治(从《新华日报》上选取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划分农村阶级等材料)，每周学习6小时。除在校内集中学习外，也可在村、店、院坝分班分组学习。1951年，农民业余学校入学人数为97584人，冬学入学农民达130607人。[7]1955年1月，仅重庆郊区的农民参加冬学的学员就达33000多人，比1954年常年坚持学习的学员人数超过一倍。其中乡村干部、党员、团员入学的达到80%以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壮年社员入学的达到了70%以上。[8]

四、成人教育的历史作用

根据教育学理论，教育具有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两大基本功能，即教育对社会和对人的影响和作用的两大功能。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农教育为主体的成人教育作为新中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和发展必然影响和作用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也必然对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进步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即实现人的现代化，且实现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生活得以改善和提高，使每一个人的潜能和个性都能在社会中得到充分发展，也使每一个人都更好地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由此可见，新中国新社会的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具备适应现代生产和生活的知识与能力，而新中国新社会的发展也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可能和创造了条件。成人教育的发展便是满足这种要求的重要途径，其推进和发展又为新中国新社会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如叶澜先生所言：“教育就象根植于社会这个大地中的一棵大树，时时从社会大地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又时时结出丰硕的果实献给大地。为了生存，它必须适应社会土壤的特点，而它的生存又对社会土壤的改造起着特定的作用。”[9]因此，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人教育的发展对人民大众素质的全面提升，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确立和发展，对社会新秩序、新生活和新风尚的构建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从个人方面说，成人教育可以增长知识、提高智慧、发展能力；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人们的健康，改良人们的后裔。从社会方面说，成人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的文化水准和品质，凝聚人们的力量，团结人们的精神，改良社会的恶俗，转移社会的风气，而发挥教育应有的效能；从而巩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的基础而推进社会……无论如何，成人教育总是发展人类和推进社会有力的工具。

(一)促进了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和现代人格特征的养成

要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军并实现国家工业化，首先要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掌握近代的科学的武器与机器，掌握近代的科学技术，因此“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0]即是说，人民群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而成人教育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武器。英格尔斯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任何一个人在成熟之后，只要有能够学习新经验的适当环境，他就可以获得新的经验，带来新的转变，就可以从传统的心理态度、思想和价值观中解放出来。”[11]成人教育的实施必将促使文盲半文盲的广大工农群众，从传统的心理态度、思想和价值观中解放出来，逐渐养成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环境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从最基础的识字教育开始，逐渐学会了阅读、写字、计算等最基本的也是最有价值的技能。如重庆一零一厂第三场工人林隆全原来只认400个字，经过成人识字教育后提高到认2000字，而且写了一篇5000字的自传，并能写出1000字的长信；又如出席1951年国庆观礼的劳模陈启华，从原来认500字提高到认2001个字，已能阅读《西南工人日报》。[10]在能识字会读写的基础上，他们逐渐掌握更多的工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以及日常生活中诸如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科学常识；逐渐理解和认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政治知识，养成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而由此习得和掌握的每一种技术和技能都必将为他们日后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和活动打开新的天地。学会识字阅读的人们日后会发现他能读书阅报，了解到各种知识、信息和重要事件，能读懂与日常生活和工作相关的各种说明书以及法律条令。学会计算的人们将来可能在工厂等各种行业中担负起复杂工作的责任，他们逐渐掌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又增强了他们进一步掌握和精通更多现代知识和现代技术、进一步认识和改变周围世界的信心和能力。从而逐渐摒弃传统，形成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心理态度、思想和价值观念，养成现代的人格特征，这对于工农群众而言，不论是在工厂做工，还是从事农业生产，无疑都会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进而促进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人教育的广泛开展，切切实实促使工农群众中的许多人先后脱离了文盲半文盲状态，获得了文化的基本武器，增进了知识，提高了素质，增强了能力，因而成为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事业的生力军。

(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教育经济学理论，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熟练程度紧密相关，技术熟练程度又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教育在现代社会生产过程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成人教育作用更为直接。作为针对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农大众的特殊教育活动，成人教育既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发挥着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的需要；又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发挥着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劳动者素质和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苏联学者认为，工人的文化水平每提高1%，社会劳动生产率则相应提高14%，工人多学习一年，机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1.5%至2%，掌握新生产的时间可缩短一半。一个中学毕业的工人在技术上晋升一级，只需要一个小学毕业的工人下功夫的五分之一。[12]一些先进国家采用现代数学的计算方法，算出了教育资本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比率，美国为33%，日本为25%，苏联为30%。在工农业生产中，教育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从几倍到几十倍，甚至数百倍不等。[13]成人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提高工农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从而直接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4]工矿企业的职工“通过学习文化科技知识，进一步激发其努力生产，刻苦钻研各项技术发明和创新的热情，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农民群众通过成人教育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杀虫剂和化学肥料，学会了记账和记工分，懂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生产知识，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15]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之所以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顺利完成“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与党和政府对成人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密切相关。

(三)促进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与民主政治建设

现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同政治民主制度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总是同它的教育发展程度成正比。教育是缔造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真正普及的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普遍的民主。美国贺来斯·孟恩指出：“除非民主的思想和行为的习惯变成了人民素质的一部分，否则，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靠的。”因此，应“把教育当作是培养为使民主成功所必需的公民的必要条件”。[16]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工农群众处于反动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压迫之下，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注定长期陷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新中国的成立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体会了国家主人翁的实感；在经济上也翻了身，人民的生活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而大大的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也要求在文化上翻身，要求识字学文化。广大工农群众被注定为愚昧无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0]成人教育的实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扫除文盲的关键环节和重大任务，这既是新中国各项建设任务的迫切要求，也是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条件和动力。成人教育在提高人民大众文化教育水平的基础上，自然促进他们对民主政治认识的转变，形成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的自觉意识，增进参与政治的能力，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不论是识字教育与职工业余学校，还是农民业余学校等成人教育形式，都对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进行政治教育，向工农大众讲授政治、讲解时事, 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些成人教育活动中，人民群众懂得了“阶级”“主人”以及“翻身”等政治语言，习得了“民主”“普选”和“法律”等政治新名词，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更起到社会宣传和政治动员的作用，使他们形成适应和拥护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增强了他们的翻身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了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增强他们的政治觉悟、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无疑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四)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更新

教育既是一种社会的事业，也是一种社会的职分。既是维持社会现存的文化的手段，亦是助长社会将来的进步的手段。教育本身的内容来源乃是对社会文化的遵从，社会文化的遵从性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成为这种文化的专家，接受一些价值观的义务约束，并获得独立社会的技能和知识。无论何种教育，都应启发受教育者的知识并扩充之，以使文化得以继承和延续发展。受教育者能受社会精神的同化，同时又使社会精神发扬光大，推动社会进步。[16]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中文盲达80%以上，缺乏文化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要使文盲的人们“获得独立社会的技能和知识”，成为“文化的专家”，无疑只能向他们传授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成人教育正是充当了这样的工具。如果说教育具有独特作用的话，它是通过文化武装人、培养人、塑造人以及使个体生物的人成为文化人，重新创造出新的文化，对社会和文化本身发生作用。可以说成人教育增强了教育对社会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造和更新功能，因为仅靠少数知识精英是无法完成教育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成人教育让广大工农群众都能参加文化生活，通过这种教育形式，把他们都引导和纳入到社会文化中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更新。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人教育活动的大力开展，促使文盲半文盲的工农群众掌握了文字工具，更加自觉与积极地参与广泛的读书、看报、歌唱、舞蹈和演剧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了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丰富了其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其情操，提高了其思想道德素质。这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传承、创造和更新，直接推动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五)促进了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的重塑

由于广大工农群众自身素质的差异，使其在成人教育活动中所受教化和薰染的程度不同，但伴随最基本的识字率的提高和各种文化活动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整体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随之得以提升，从学会识字到懂得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生活常识和技术技能。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和技能的增强，重要的是促进了受教育者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在工农群众工余闲暇之时开展成人教育活动，可帮助和引导他们善用闲暇时间，在教育与文化娱乐活动中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素质，为他们提供正当的精神文化娱乐方式，有助于赌博、抽大烟和游手好闲等恶习陋俗的消除，促进社会新风尚与新道德的形成。文化科学知识和卫生健康常识的传授，可引导人民群众走出愚昧与迷信的罗网。必然促成社会向心力增加、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犯罪率下降、公共政策易于推行以及社会风气良好等效果，维护和促进社会环境的安定和谐。

成人教育“不但教人识字、读书和会算，还教人养成好习惯，善用休闲。不但授人以生产技能，还要改造人的思想。不但教人改进家事，有良好的家庭，还教人做好公民、能团结和有组织。不但是注重文化和精神方面，并注重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不但是社会改造的工具，而且是民族自救的途径。”[17]教会人民群众做好迎接和适应新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生活的准备。又促进社会新秩序、新生活和新风尚的构建与巩固，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诸方面提供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