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平山

（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一、“乡村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

就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而言，知识分子是“当然的”城市人。这里的“当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客观上看，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必然是社会化程度比较高或者说经济状况比较发达的一些地方，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知识分子才能够摆脱具体的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可以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进行交易或交换，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生存下去。相对而言，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在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乡村社会里，基本上没有人愿意拿“知识”进行相关的交易或交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天然的“城市人”。第二，由于乡村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那种所谓的“声望资本”以及“软实力”等这样的因素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即便能够在乡村生存下去，但这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知识分子在乡村社会里会显得很孤独，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无论有多么的聪慧，也无论有什么样的才艺，一旦表现出来，往往是一种既无趣又无奈的结局。然而，生活在城市却不一样，城市不仅仅是人口多，更重要的则是城市里聚集了一些拥有各种才艺或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圈子”，不至于寂寞难耐，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是社会的“高”处，而乡村则是社会的“低”处。有才华、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为了能够施展自己、表现自己，必然要选择城市，而不是乡村。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则是：既然知识分子是一些事实上的“城市人”，为什么偏偏要有“乡村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呢？

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正是因为有了社会的转型或更新，才产生了有意识的针对人类社会的自我审视以及随之而来的针对不同社会的区分。

提出“乡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并系统地阐释它的作用和意义的代表人物是一批活跃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学者及理论家，如费孝通、梁漱溟等，由于新文化运动的焦点问题是“文化”，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指向：一是用西方文化来改善中国的文化，二是通过文化的普及来改善国民的素质。所以，针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以农业为主、以乡村为主的中国需要重视“乡村”问题，而这样的责任或这样的历史使命当然由知识分子来担当。对于关心社会的进步以及民族振兴或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来说，树立起一种以乡村社会为主的全局意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虽然积极的倡导并不意味着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乡村）或身份特征，但是，从思想观念上能够重视乡村社会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乡村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理论命题，其次才是一个实践的命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乡村问题的研究都具有社会学的视野。比如，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不应当过度地集中在某个地方，要有一种宏观的布局意识，乡村是一个广阔的区域，如果整个乡村社会缺少文化以及知识的传播的话，那么，社会的均衡发展以及国家建设的长远规划则必然会受很大的影响。无论是费孝通的乡村社会研究还是梁漱溟的乡村文化教育研究，他们都从这些角度阐释了“乡村知识分子”这一命题的重要性。

在一定程度上，“乡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本身已经体现了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叛意识。进一步说，有意识地提出“乡村知识分子”更是一种针对传统社会的挑战。

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文人、书生（即就是知识分子）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御用”的，能够被别人“用”，这就是其价值，也就是成功。相反，如果不被别人“用”，那就是失意、失宠、不得志、不成功的表现，从战国时期开始，无论是纵横家、阴阳家还是军师、谋士，“寻求主子”的过程与经历基本上构成了这些文人以及知识分子们的人生道路。由于古代的“士人”（即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主要是借助于贤明的君主的“慧眼识人”，所以，对于运气不佳、处境艰难的知识分子来说，经常会产生一些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忧愤”的自我书写，尽管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古代社会里是很少的，但是，能够被发现、被赏识、被重用的人则更少，因而，遗留下来的古代的著述以及遗作中，大多部分的内容与哀怨、忧伤、抑郁、悲愤等这些情绪有关。无论后人们有多么高的评价，对于当时的这些文人或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自认为是毫无人生价值可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里总是把“伯乐”跟知识分子要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一言以蔽之，就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人的各种才能或技艺主要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自我展示”出来的。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谓的“士”文化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解读之说。它的基本成分体现在这样两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个人的修为，其目的是为了层次的提升，获得相同层次或者更高层次的人的认可，在古代文人以及知识分子的眼里，人的尊贵、人的价值是通过自己所交往的“别人”的身份或地位来界定的，如果得不到普通民众的理解或认可，他们不仅不在意，而且还很有可能成为清心寡欲、自视清高的一些理由。二是等待别人的“慧眼”来认识自己，让别人来举荐自己，通过别人之口来描述自己，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庄重、稳健、深沉、含蓄，甚至是神秘莫测，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想办法促使别人、引诱别人来进行必要的“三顾茅庐”。而自己最好是“稳坐钓鱼台”。与这些个人情感态度相关的抽象术语则就是诸如人格、涵养、尊严、情怀、气节、风骨等。在这个“士”文化领域里，凡事都不要“主动出击”，最好的是“愿者上钩”。换句话说，人的价值有内外之分，内在的价值当然要比外在的价值更为重要。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经过秦汉时期的不断的完善，到了魏晋时期之后，中国的“士”文化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主体。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知识分子需要投靠别人，但这个“别人”并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名门贵族或王侯将相。

总之，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眼睛是向“上”的，虽然他们对于愚人、俗人、农夫、平民等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并没有不友好的态度，但由于没有什么交往，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关系。虽然就中国古代的历史名人而言，无论是书面上的人物传记还是口头上的故事传说，也有一些针对“乡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表述。例如：介子推与寒食节、诸葛亮与卧龙岗、竹林七贤与青山绿水、陶渊明与田园诗等等。可问题在于：与“乡村”有关系并不等于就是所谓的“乡村知识分子”。

然而，值得注意的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思想转折的时代，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新文化”的运动，就是由于出现了这样一批文人以及知识分子，他们敢于提出一些能够“撕破面子”的问题，有针对整个人类历史以及历史观念的各种质疑，也有针对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问题的各种倡议。比如：揭示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文化传统的伪善的本质，戳穿旧文学以及旧式文人的欺骗性等。在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建立方面，“乡村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提出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首先，用“乡村”来界定知识分子，它的意义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在没有削弱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的情况下改变了“知识”或“文化”的属性或实质。

第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整体的思路。这个思路应当突出“乡村”这个社会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应当提高乡村社会所应有的政治地位。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就曾经在他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主张，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建设必须是以农村为基础的，而知识分子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要到农村去，与工农打成一片，同时，知识分子还要担负起针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思想以及精神改造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体现于社会的需求，而社会的需求主要在于以工农为基础的乡村。这样的思想观念显然与古代传统文化里的各种“修身”之说以及各种“境界”之说相去甚远。因此，提出“乡村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叛。

总体上说，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了自己的“书斋”，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社会实践方面。相比之下，那种洁身自好、清心寡欲、闭目养神、修炼自我的知识分子则越来越少。投身于中国革命活动、致力于社会改良活动的知识分子也基本上成为了一个潮流，盛行于当时的“三民主义”以及一大批的“三民主义”的践行者就是最好的例证。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演变成为乡村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却是前所未有的，对于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等方面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乡村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具有现代意味的概念，“乡村知识分子”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熟悉中国的乡村社会，在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方面，主要的材料或题材是“乡村”。第二，在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具有明确的价值倾向性，这个“倾向性”不是别的，正是乡村。第三，主动地并且是有目的地到乡村社会里体验乡村生活，尽可能地使自己真正具有“乡村人”的社会角色。

二、张竞生的“乡村”人生以及“乡村”学术的特点

张竞生被人们视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其原因在于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乡村以及乡村建设是张竞生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他所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领域。除了他年轻时期的诸如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性学之外，后半生的张竞生基本上是一个职业化了的针对乡村建设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者。第二，与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张竞生能够把他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中国的乡村以及乡村建设问题上，而且他的大部分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处境都在乡村。因而，他是一个典型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一个很值得人们注意的方面是：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面，很少有人能够像张竞生这样主动“舍弃”浮华的上流社会并以“实践者”的身份投身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特例。

仅仅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学术领域来界定“乡村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特征当然是不充分的。同样的道理，仅仅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或生活环境来界定“乡村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特征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并且能够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引领之下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乡村）社会的实践当中去才是“乡村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即“玄学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区别、有阶级立场和无阶级立场之间的区别、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区别），张竞生究竟属于哪一种呢？

第一，从学术态度方面来看，张竞生是一个很务实的知识分子。张竞生在他早期的读书求学期间，就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而且是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的政治活动。比如，他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了营救汪精卫的活动（当时的京津地区掀起了各种各样的保同盟会反清活动，汪精卫谋划行刺摄政王未遂被捕），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有思想、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很多，但是，能够将思想或理想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不仅需要一种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而且还需要一种敢于动手开创未来的胆量。实际上，知识分子能够走出自己的“书斋”并能够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务实的学术态度。

从1916年到1919年，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写出了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回国之后，他将自己的所学所思付诸实践。1920年春，时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的邹鲁举荐张竞生担任金山中学的校长。他上任之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引进了西方的一些课程内容，重新调整了师资队伍，主张男女平等，也大胆招收了一批女学生，但是张竞生的所作所为也给他自己招来了一些麻烦（比如，时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由于有多个妻妾和多个子女，而张竞生却大力主张推行一夫一妻和少生优育，所以，作为校长的张竞生与陈炯明之间不仅有矛盾，而且也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无论效果怎样，也无论结局如何，张竞生是一个能够说到做到的实干家，这是当时的人们对于他的一个基本的印象。

张竞生在法国读书期间特别推崇卢梭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的学说。他认为：卢梭的著作《民约论》公开揭示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他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并依据卢梭的理论主张，提出了“民需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民需论》《民力建设》《民智建设》等。这一系列文章的中心议题并不是针对卢梭理论的进一步的发挥或进一步的深化，而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针对“实施办法”的一些建议。如经济的需要、教育（即智力）的需要和艺术的需要。这说明张竞生所关心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如何让理论转化为现实。

从生活经历方面看，张竞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由于经常开设关于“性学”讲座的缘故，他的声誉以及他的工作相继受到了影响，例如：时任天津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就直接将张竞生的《性史》定为禁书，并且以“污浊社会，毒害青年”为由，号召多家期刊杂志撰文声讨张竞生。但是，生活以及工作和事业中的挫折并没有给张竞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他不为所动且一意孤行。后来，张竞生又到了上海，创办了“美的书店”，也是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以及人际关系使张竞生备受指责，从而也导致了妻子褚雪松离他而去。再到后来，张竞生到杭州讲学的时候，又被当局以性宣传的罪名拘捕。尽管所有的挫折都与“性”有关，但是，张竞生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么多的挫折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及言语行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也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家乡还是在其它别的地方，张竞生一直是一个“不为所动”的张竞生。

1933年，张竞生受陈济棠之邀出任广东省实业督办，并兼任《广东经济建设》主编和广州《群声报》的编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在这些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也是他所编辑的或亲自撰写的）的总体特征不是那种纯粹的“乡建”理论，而是针对乡村经济建设问题的各种实施办法。从基本的内容上看，或是针对具体的（广东省的）乡村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或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乡村的发展经济的意见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文章的“材料价值”要远远大于其“理论价值”。也就是说，这些文章的“学术味”并不浓厚，但是很“接地气”。其二，既然张竞生是做编辑工作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他应当是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来完成他的工作，可是，那个时期的张竞生却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乡村的田间地头上，似乎他是一个没有“正业”的人。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饶平县坪溪镇，带领家乡的村民们修筑公路，开荒育林，创办农校，亲自培养自己心目中的“新”式农民。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思想态度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一个典型的“务实派”的知识分子。

很多研究张竞生的学者认为：张竞生的学术或是理论性不强，或是深度不够。但实际上，张竞生本来就不是一个以“理论”或“学术”为职业的学者，而是一个针对“思想”或“理论”的实践者与操作者。

从“书斋”里面走出来，面对实际的社会生活，关注现实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种态度（无论是学术态度还是生活态度）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凡是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把“关心社会现实，注重实际问题”视为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最盛行“使命感”以及“责任感”的原因。张竞生也不例外，他不仅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且也是那个时代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注重实际问题的知识分子之一。

第二，张竞生的针对“乡村”的倾向性并不能够说明张竞生就是一个具有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张竞生是一个喜欢哲学的人，也是一个喜欢美学的人。哲学和美学有一种作用，那就是能够引诱人们或能够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因为哲学以及美学本身就是一些针对人的认知方式或思维方式的学问，哲学和美学并不注重具体的概念和知识，而是注重抽象的思辨。简而言之，哲学也好，美学也好，它们的研究对象总是离不开人的价值观，所以，不仅倾向性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在政治立场或者说阶级立场方面必然性地会有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体现。

从张竞生早期的著作（如《烂漫派概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中可以看出，他很注重“回归自然”以“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美。在《一种新的社会》这篇文章中，张竞生曾这样描述了当年他在法国读书期间的所见和感想。他这样写道：“总之，这社①指当时在法国的一个小岛上，有一批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的自然会社”。主旨在使人返依自然，指导它们的是医生，故一切衣食住，甚合卫生。它们所留意的是身体康健及用自然方法疗治各种病。所以，这种会社，在文明社会的旁边觉得更为重要。故最好是每年在该岛中过了一二个月，领略了野蛮生活，无政府生活，个人极端自由生活，与其余的光阴在文明社会生活中，相形之下，愈觉其有趣味”。［1］

可以看出，张竞生也是一个很注重情调的人，在他看来，人可以不去关心“高低贵贱”的问题，但一定要关心生活的情趣或情调问题。在《山的面面观》这些系列文章中，张竞生多次谈到针对“山区”的开发和利用。虽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乡村的经济条件，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如何利用这些很好的山地环境总是与如何欣赏这些天然的风景联系在一起的，即便在短时间内得不到经济效益，也是不要紧的，重要的是要让村民们通过相互的交流以及相互的激励进行针对生活情趣的自我培养。因为山区不仅有好的空气，而且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并净化人的私心杂念。推而论之，学校也应该设在山区，是因为山区不仅能够避免城市里的各种浮躁之气，还能够使乡村或村民们感受一种“书香味”或文化的气息。在《风景区的设立与鉴赏》这篇文章中，张竞生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应当把邻近城市里的许多文化设施迁移到山区。主要包括音乐厅、酒吧、各种集会、笔会、庙会以及各种娱乐演出等，尽管观众不多，门票的收入也会减少，但对于生活在这些山区里的本地人和生活在城市里的外地人来说，这是双赢。因为山区本身就能够给各种艺术进行必要的“点缀”，而且也能够使参与者和旁观者共同领略到生活的情调。琴棋书画，鸟语花香，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就是张竞生心目中的乡村，也就是乡村经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张竞生把这样的“农林机构”视为是促进社会和谐乃至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要在阶级立场或者说在政治倾向性这些方面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对于张竞生这个人来说，他该如何选择？

文如其人，张竞生的文章以及著作基本上是针对社会的未来发展的理想表达以及针对这些理想的实践方法，尽管他不是空想家，但仍然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想主义色彩。

张竞生并不是因为厌烦了城市生活而将目光投向了乡村，综观张竞生的人生道路，他是一位积极乐观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某些挫折而变得沮丧或情绪低落，更不会因为忧郁而消极避世。在张竞生看来，之所以要关注乡村以及乡村社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乡村具有很好、很多的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无论是生活的乐趣还是大自然的美妙，乡村要比城市拥有更多的优势。在《论组织与根绝内乱》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乡村社会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文明进化的基础。城市里不断地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才，而“输出”这些人才的正就是乡村。乡村是人才的培育基地，也是各种文明以及文化的培育基地。所谓的国民素质从表面上看是从“城市生活”的现象中体现出来的，但促成或造就这种“素质”的根源却在于乡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那就是：乡村生活的环境不仅能够锻炼人的体魄，而且还能够增强人的免疫力。因为从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看，真正的“营养”在乡村，而不在城市。不要说干净的空气以及水果蔬菜，就连豁达的心胸以及健康的人际关系也是来源于乡村社会的。然而，急功近利往往是人的一个惰性，很少有人能够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所以，张竞生要强调乡村以及乡村社会的重要性。

尽管张竞生选择了“乡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选择了“无产阶级”。张竞生在他的所有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阶级问题，不仅如此，张竞生对于盛行于那个革命年代里的“阶级斗争”之说还表示过不满的情绪。这在一些“不喜欢政治”的人看来，这就是“超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全人类”的思想。

能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超越“阶级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命题。张竞生究竟是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思想家？这个问题姑且不论，仅仅就他的主观态度而言，张竞生是一个无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

张竞生所处的时代（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是一个很看重政治倾向性、很看重阶级意识或阶级立场的时代。由于这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时代，所以，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得不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思想观念的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不愿意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选择，不愿意在革命派和守旧派之间进行选择，不愿意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就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第三，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张竞生是一个“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张竞生的一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波折”和“传奇”，很难针对张竞生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进行定性说明，因为他的事业、他的职业并不确切，说到底，他是一个很任性的人，从他的生活道路以及命运安排这些方面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那种“自我设计”或“自我奋斗”的因素，一切都是随心所欲。当然，张竞生不是那种玩世不恭的人，他不仅有理想，而且他也是一个很有实践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实际上，这就是把张竞生视为“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张竞生的性格上的固执和思想上的单纯。事实上，对于一个很务实的知识分子来说，固执和单纯不但不是一种缺点，反而是一种优点。因为他们在做事的过程中，对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对于各种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也没有比较周全的思考，所以，他们容易遭到挫折，但是，做“实事”的人都具有一种敢于应对的思想或勇气，这就是他们的优点，而且往往是一些相对显得比较“聪明”的人所不具有的优点。在这个世界上，那些适应性强、善于随和别人、善于接受社会行情的人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成长起来，因为他们见多识广。反过来说，见多识广的人很容易“懂事”，很容易“溶入社会”，也很容易走向“世故”，因为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仅细致，而且周全，但因此也显得很有顾虑，而顾虑太多往往会导致行动上的瞻前顾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竞生是一个不善于细致、不善于周全的人，因而也是一个很难进入“体制”的人，他的固执和单纯就是最好的说明。

张竞生从法国回来后，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济棠（其早年在黄埔陆军小学读书时期的同学）对于张竞生寄予厚望，“三顾茅庐”般地邀请张竞生出任省政府部门的要职。但张竞生一方面不愿意进入这个对于自己来说很不合适的官场，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断然拒绝。最后的结果是：出于同学之间的关系和情谊，接受了“实业督办”这样一个职务，并兼任《广东经济建设》杂志的主编。当张竞生给众多政府官员们表述他心目中的“农业救国”之道的时候，他所收获的却是一些对牛弹琴一般的嘲笑和讥讽。因为在这样一些很老练、很世故的官员们看来，一个“性学”博士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农业救国”的督办呢？然而，对于张竞生来说，使他更不解的是：在中国要办理一件实事怎么是如此的艰难？

尽管如此，书生气十足的张竞生仍然以满腔的热诚和最大的努力开启了他的工作模式，他走访很多个广东省的乡村，他先后到兴梅地区（即兴宁和梅县）和潮汕地区的乡村进行考察，经过一番调研之后，他提出了“处置恶乡绅，减免田税；开发荒山，多种果林；修筑公路，加强城乡交流”的建议，并将自己所写的《与省府商榷整理省营工厂之方法》交给了老同学陈济棠。然而，身为地方行政官员的陈济棠却不冷不热地对待张竞生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后来，在与另外一个熟悉的同学彭放明的交谈中，张竞生才得知，原来陈济棠无意于这些所谓的“实事”。［2］因为官场毕竟还是官场，正如研究张竞生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总是希望能以自己的声音唤醒那些昏昏沉睡的达官贵人。其实，这是一种狂妄的想法。时代公平地把昏睡的使命交给他们，他们为什么要醒来呢？”［2］

体制是一个“枷锁”，它能够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使之变成为一个“身不由己”的人。退一步说，张竞生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完全脱离了名利思想和世俗气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为他更看重的是追求名利的“正确”的道路，即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实干来获取。张竞生确实做了很多的针对乡村以及乡村建设的事，也付出了很多，在同行们的眼里，他几乎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竞生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他所选择的道路，而不是选择这个道路之后所带来的结果。

相对而言，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行动上显得比较自由，但是，在事业上往往显得比较“落魄”。人都是有名利之心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乡村并不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的理想之地，所以，古往今来，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主动地选择“乡村”来规划自己、展示自己。张竞生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他具有一种敢于挑战困难、挑战现实的精神，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

张竞生曾经这样表达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说：“我的理想社会……一边有一极美的公共组织。而一边，在个人主义有充分的自由。在一个社会中，要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应行划分物质与精神两项不同的建设。即在物质上，如经济、实业等，则行美的公共组织。而于个人的思想及在其私人范围内的行为则给以极端的自由……我国岛屿甚多，高山峻岭，尤见甚多。若有主义者愿去建设，政府理应给以助力。使一班好奇及喜自由的人民有所适从，也可从此减少了内地一班反对政府的分子了”。［1］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于战争的原因，社会的“体制”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体制”，只好沦落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而对于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有机会进入“体制”，但是，瞻前顾后的心理，洁身自好的个性，往往是一些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处事原则，他们既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性，也不愿意坚守自己的思想信念。或者说，这些知识分子在针对盛行于当时的各种思想以及信念方面都是有所保留的。张竞生就是这样的一位“有所保留”的知识分子，他可以成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像张竞生这样的“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并不仅仅只有张竞生一个人，政治方面的软弱和心理方面的顾虑是知识分子的常态。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已经很明确了，“观望”的态度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乡村社会不仅具有了很确切的“体制”，而且也具有了很强烈的在此之前所没有的一种政治氛围，即便是这样的情形，张竞生依然是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张竞生虽然并没有对抗针对乡村改造以及乡村建设中的各种政策，但他也没有从行动上进行积极的配合，他仍然在努力实施或努力践行着他的针对乡村生活的各种奇思妙想。因而，在当地的村民以及当地的行政部门看来，张竞生确实是一个“另类”的知识分子。

综观几千年以来的社会发展史，若要提出“哪个时代最能够突显乡村社会的作用？”这样的问题，那么，答案必然是：二十世纪。由于乡村问题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是引人注目的，所以也就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乡村知识分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竞生的人生道路以及他的学术道路都是时代特色的说明。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虽然在“关注乡村社会”这个思想意识上，可以说张竞生已经融入了社会大潮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张竞生的“乡村”理念与社会大潮流是相互融洽的。在审视社会现象、研究乡村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张竞生有他的独特性，如果不是二十世纪，那么，张竞生的“独特性”或许不过就是个学术现象而已，可问题恰恰就在于：张竞生是二十世纪的人，因此，他的这些“独特性”的社会影响势必会带来“放大”显示的效果。

因此，张竞生是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乡村知识分子。

三、“乡村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启示

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张竞生的一生，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张竞生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的一生似乎有点儿“不得志”，他完全能够凭借他的身份、声望以及社会关系“挤进”上流社会，享受人间的富贵荣耀，可是，由于自己的性格或某些行为，他没有能够走向“应该有的”辉煌。对于世故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然而，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人们为张竞生的人生道路而叹息，可是，张竞生自己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悲剧”的人。首先，张竞生并不是一个自视清高的人，其次，张竞生是一个不愿意活的太“世故”的人。在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这才是真正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速度快，没有人能够把握并控制社会发展的节奏和轨道，甚至也没有人能够对未来社会进行准确的定性。无论是未来社会的人的整体价值取向还是未来社会的结构模式及运行机制，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发展的“速度”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惯性。如果要问，未来的社会究竟什么最重要？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行判断，那就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尽管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比不上城市社会的重要性，而且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但是，乡村社会并不会因为城市化的趋势而就完全消失。乡村社会依然有它的作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乡村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存在，乡村的生产方式、结构模式等从来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以及社会的动荡而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孔乙己”式的特征，在一篇被历代文人们所推崇的《陋室铭》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文中所说的“白丁”无非就是针对生活在乡村社会里的劳动人民而言的，也就是说，只要在文人以及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没有这些“乡村”因素，他们就倍感欣慰。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乡村建设”不仅仅是为了“乡村”，更是为了要能够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和属性，而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属性，就必须要改变整个社会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真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缘故。

对于乡村社会的重视逻辑地包含了对于劳动人民的重视。而这个“重视”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改变人的价值观念。这正是张竞生所倡导的乡村观。也就是说，在张竞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针对村民思想观念的引领或改造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逐步认识到“乡村”以及“乡村生活”的价值。表面上看，城市要比乡村拥有更多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其实是来自于针对乡村社会的一种掠夺或剥削：健康的体魄来自于乡村，丰富的营养来自于乡村，朴素而又纯正的人际关系等都来自于“乡村”。［3］由于生产劳动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所以，对于人的成长以及人的进步来说，进入社会、走向社会的标志就是能够参加生产劳动。那么，所谓的为社会做出贡献当然就是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改善并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脱离于生产劳动的知识或学术都可以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并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就不会出现那些主动地来到乡村进行“支边”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出现政策上的“上山下乡”运动和一些乡村文化建设意义上的“民办教师”现象等。进一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那么，这些本应该与“乡村”无关的知识分子们究竟能够给社会和国家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虽然这不过是一个假设出来的问题，但是，可以推断。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乡村社会的经历和乡村生活的磨砺只不过是丧失了一些本可以“出人头地”的机会，荒废了本可以去潇洒、去浪漫的青春年华，从而也就削减了整个社会上的可能的“大明星”以及“大名人”的数量，仅此而已。关键的问题在于：乡村社会没有城市社会那么浮华，乡村社会对于“知识”或“能力”的要求也没有城市社会那么复杂。所以，知识分子在乡村社会里所做出来的贡献也往往是很不起眼的，甚至是视而不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乡村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平和的心态、以正确的价值观念默默无闻地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们天生就具有高尚的品德，而是因为社会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了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盛行，然而，当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很多的人不但看不到知识分子们所做出的贡献，反而是别有用心地强调知识分子们所遭受的各种磨难。

对于张竞生来说，由于“乡村”的缘故，他的学术人生也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磨难”，然而，一方面是张竞生自己的主动选择，他并不把乡村生活视为是人生的苦难。另一方面，人生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其实是有它的合理性或必要性的，这也是张竞生所提倡的乡村观。

历史造就了人们的惯性思维，比如说，对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理解是什么呢？绝大多数的人会理直气壮地认为：让知识分子脱离乡村，到条件优越的地方去，到环境比较优雅的地方去，给他们尊贵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物质待遇，一句话，只有“名利”才能够激发或促进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惯性思维。但是，惯性思维并不等于就是真理。名利意识自然有效，但它的生命力不会长久。

自人类有史以来，愿意到乡村去生活、愿意为乡村社会服务、愿意在乡村社会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在当今社会里，知识分子备受人们的尊重，整个社会也给知识分子们不断地提供着各种各样的“自由施展自己”的平台，如果完全凭借知识分子们的自愿，那么，乡村则逐步会沦落成为一个与知识无缘、与知识分子无缘的地方，但是，这样的社会发展下去，必然要出现两个方面的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第一，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来说，乡村社会的沦落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原因在于：虽然城市社会里也有大量的生产和劳动，但是，很多的生产劳动是一些娱乐业，劳动的产品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一些无谓的奢侈品。况且在一个城市化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彻底地脱离生产和劳动，最终成为一些纯粹的享乐者。在短时间内，乡村的重要性是体现不出来的，但长远的看，乡村依然有它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将“留住乡村”视为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的缘故。张竞生的“乡村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以及他的所做所为正好说明了这个方面。

第二，知识、文化以及人才的过度集中终归要出现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方面的病态。因为知识过剩、知识分子过剩，各种各样的才艺或能力也终将会走向多余无用，就像美学领域里所说的“审美疲劳”原理的那样，凡是建立在娱乐或精神抚慰这个基础之上的文化知识终究会走向自我麻木或自我疲惫，在未来的社会里，直接由文化或知识本身所引起的各种抑郁症以及精神病将会越来越多，况且在这个世界上，“名”和“利”只不过是一些有限的资源。在“物极必反”的情况下，乡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再度重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竞生所倡导的乡村生活以及针对乡村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寻求针对下层社会（即乡村社会）的相对的“前卫”，其目的无非就是拉开并保持与下层社会之间的“距离”。而这种“距离”的标志就是名利的获取，名利的基础不是别的，正就是资本，因此，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正如一名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以及艺术“是美学化的精细美味，而不再是内在的必要和负责的东西。它主宰着所有方面的可接受性，然而这却意味着一种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精神享受”［4］。而这种“享受”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促使整个社会（主要是城市社会，而不是乡村社会）逐步走向全面的“精神瘟疫”。

因此，要想回答“乡村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要认识了解社会的基本性质，因为什么样的社会决定着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地思考下去，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要想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振兴”乡村社会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革除一切针对乡村以及乡村社会的各种偏见，必须要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等方面来改变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的价值观念，乡村社会所需要的人是一些真正能够把“生产劳动”放在第一位的人，只要能够帮助生产、帮助劳动并能够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就是乡村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地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