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中国性史研究已积累可观成果，通史性质研究中佼佼者如高罗佩、刘达临等人著述［1-4］，专门史研究中突出者如李零、阮芳赋、费侠莉等人著述。［5-16］然在通史性研究中，对晚清民国之际着墨不多，如高罗佩研究的考察时段为上古到明清（公元前1500年—公元1644年），而对清朝尤其是清中后期没有做出详细论述。刘达临的研究补充了荷兰人的不足，尤其补充了20世纪中国性史的研究内容。然而他对20世纪中国性史的研究，侧重下半叶。因此，关于晚清民国的情况尚待进一步讨论。专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史研究的不足，如阮芳赋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性规范与性实践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性在20世纪逐渐走向压抑。［16］冯客对民国早期医学和性的研究，讨论了民族国家话语、性学与身体之间的关系。［15］徐仲佳《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一书则从中国近代情色小说角度，叙述了近代新性道德的重建过程。［17］王雪峰《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于近代性教育形式和内容的转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18］这些研究无疑推进了对晚清至民国性观点、性认识和性规范转变过程的认识，但因主题限制而没有确切回答传入之西方性学知识如何驱逐、取代或者融合传统性学知识这一根本问题。而在专门考察这一问题的少数既有研究中，却因方法局限，亦没有充分揭示这一转变的过程与原因。如Leon Antonio Rocha和姜学豪（Howard Hsueh-Hao Chiang）的研究。Ro⁃cha使用了词源学考察方法，对中文“性”如何逐渐获得“Sex”一词的含义做了详细梳理，揭示了翻译背后的跨文化复杂意义，但这一揭示仍然有限，它无法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知识转换图景。［19］姜学豪从历史认识论角度弥补了这一局限，通过分析“性”如何在近代中国历史地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引出中国近代性学转换问题，并呈现了一种较为宏观的性知识与观念变迁图景，［20］但也忽视了这一复杂转换过程中的其他面相，如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传入之性学知识何以无法以小说书写形式面目出现等问题。张华曾综合上述两种方法，从新旧性学书写逻辑的不同分析新旧性知识替代的过程，提及叙述形式的问题，但未作详细分析。［21］12-108此文将以张竞生《性史》引发争论为中心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性史》编纂出版及其争论过程

1926年寒假，《京报副刊》上的一则启事颇让人惊疑，启事者说随着百无聊奈的寒假到来，青年与其无所事事，挥霍青春，不如提起笔杆，把自己手淫、梦遗、恋爱、交媾的真实经历，细致、系统地记述一番，用传奇小说的笔调、诗一般的语言写出来以便研究。且一本正经地宣誓道，此项写作是科学研究，而非诲淫，并承诺如果读者能够提供自己的性史，启事人会还他一生的性幸福。启事发表后，启事人从收集的稿件中截取7篇且在每篇后补做按语，编为一集，题名《性史》第一集，序跋而出版。然此物一出，即起震荡。与编者期待相反，多数人指斥此书内容猥亵、“各报上攻击得他体无完肤”［22］。在反对者眼里，所谓科学研究，不过是写淫书的幌子，并因之对编者展开人身攻击。如有人认为《性史》根本就是笔头造孽，“坑害了不少血气未定的青年男女”，①见铭客：《性史——是中国文学最高峰？》（载《时时周报》1930年第1期，第84页）。有人劝说青年不要阅读《性史》，否则就等于自杀。参见《读性史之成绩》（载常识报馆编辑：《常识大全·第三编·婚姻》，常识报馆印行，1928年，第37-38页）。以至于要被诅咒下地狱。［23］当时周建人、潘光旦等相继撰文猛烈批评。天津市警察局及全国许多中学校纷纷贴出查禁告示。在各方压力下，《性史》出续集计划中止，然而坊间假借《性史》之名，按二、三、四集顺序著作，不断问世。这便是民国史上有名的一次文化事件，而此事主角便是彼时具有文妖之称的北大教授张竞生。②对张竞生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可参看张培忠著《文妖与先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Char l es Lear y的博士学位论文S exual Moder ni sm i n Chi na：Zhang Ji ngsheng and 1920s Ur ban Cul t ur e（Cor nel l Uni ver si t y，1994）、Leon A.Rocha的博士学位论文Zhang Ji nsheng（1888-1970）：Love，Sex，Aes⁃t het i c s，Eugeni c s，Ut opi a（Uni ver si t y of Cambr i dge，2010）、张枫著《张竞生博士年表及其性学术思想》（《韩山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第56-63页）、汪丹著《从男女平权到女性本位——周作人、张竞生妇女观之文化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27卷第3期，第136-141页）、关威著《五四时期张竞生关于性文化的主张》（《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卷第1期，第86-88页）、詹瑾妮著《近二十年来张竞生思想研究综述》（《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72-76页）、范围著《张竞生和〈新文化〉之性学》（《中国性科学》，2007年第16卷第10期，第45-48页）、关威著《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性科学研究》（《晋阳学刊》，2007年第1期，第91-94页）。与此前“爱情大讨论”给张带来巨大光环不同，这一事件之后，张竞生落下“性博士”诨号，就此污名，不见谅于社会与乡党。［24］18

而当时对《性史》的评价亦非完全负面，如有人从概念角度认为淫为过度之意，过度的性生活才叫淫乱，描写这种过渡性生活的书是淫书，而《性史》从科学角度和艺术方法教人性交和有效的节欲不属此列［25］。又有人从开新角度认为“在这个是非不明、黑白混淆的年头儿，有张先生拿出这部著作来废除人们不洁的邪思、愚蒙的偏见，可说是有功于世道之心不少”。［26］因而认为《性史》是中国人对性科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作［27］，可“藏之名山，视为经典”。③见寄萍：《性圣张竞生》（载《北洋画报》，1933年，第979期）。这种正面评价尤多见于张竞生自己主编的《新文化》杂志上，如在当时的《通讯》栏里，常有人说《性史》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人们性生活有着健康指导之功用等，在此不叙，见正谊《通讯》（《新文化》，1927年，卷一，第47页）、世芬《通讯》（《新文化》，1927年，卷一，第51页）、何芷分《性育通信》（《新文化》，1927年，卷二，第100页）等。而今人据此，认为“《性史》并非淫秽读物，而是讲求科学的性行为的资料性读物”。其发明的“第三种水”甚至为当代科学发现所印证。［24］18以致有人把他看成近代中国性学第一人。［24］封面然而历史天平最终倾向了反对面。今之学者从后设立场出发认为是因时代特征所致，［28］并就此说明中国现代性学发展之困难，然亦未就此议题作深入分析。而要弄清其中原委，还须先回到彼时语境。从当时影响来看，颇为重要的争论为周建人、潘光旦等对张竞生的批评与回应。

（一）与周建人的辩论

《性史》出版后，周建人于1926年在《一般》上发表了《关于〈性史〉的几句话》，除肯定其对社会的反抗作用外，认为它在科学方面至少有三方面缺陷。首先是缺乏系统性。各篇独立，没有系统联系，因而它“不是有统系的科学的著述，只是几则论料（data）的结果”。认为论料在科学上虽然重要，但不是科学的重点，“科学的进步基础在搜集新事实和归纳复杂的事实为简单的定律和说明”。周氏并引司托泼夫人《结婚的爱》一书加以论证其说的权威性，批评《性史》仅提供论料对普通读者益处不多。其二，认为书中对性经历的各种自述叙述空泛，且在描述性生活时用小说笔法，结果“使读者不能发生知识欲方面的趣味，而只当他作一种娱乐的目的物”，故而缺乏深沉讨论和丧失了科学态度。其三，此书存在对于人体生理学“知识不表”的严重缺陷。且一些篇章后面的按语亦缺乏科学依据，如张说“女子的排卵是和男子的排精一样的，即女子丢第三种水时即有新鲜卵珠出来，否则只有无用的老卵珠被挤到了子宫”就是其例。据生理学常识，“人的卵巢中确藏有许多滤泡，里面各藏有一卵，但这等卵珠成熟之程度各不相同，每一次性周期（在人普通为二十八天）普通只能成熟一卵，出滤泡，经输卵管而出来，这卵珠便是新鲜的，并非太老而被挤下来的，即不性交也会出来”。周又引德国医学家息格尔博士研究结论——女性月经完毕后的几日受孕几率高，来反驳张的“性交后只要得到性的满足随时能分泌出新鲜的卵珠”受孕的观念。而对张“洗膣最有效而且最不损害艺术，健康的方法”这一说法，亦以为无根据，并对他在司托泼夫人关于洗膣认识上进行的无证反驳表示反感。同时，对于张在按语中为性交厘定的规则也做了批评，认为其“说每星期只应该交媾一次”这种观点非常武断、也缺乏科学态度。在周看来，由于各人生理状态不同，“有些人虽属壮年，即每周一次也会觉得太劳；有些壮年则每周一次会得如在禁欲之中的，各人很难一律”。在分述了《性史》这些偏见和错误之后，周氏总结说，《性史》与其说在科学方面重要，不如说在“在爱的艺术这种运动方面或者比较些的有意思”。［29］

面对周的批评，张竞生随即写了《读〈关于性史的几句话〉》一文，虽同意周所谓结论比论料重要的观点，但认为结论由于性质抽象，颇为乏味，不能引起兴趣。而《性史》企图变此状态，给读者一些有兴趣的论料，使其随兴领会，而非一些枯燥无味的性的定则，读时令人昏睡。其次，对周认为《性史》各种自述叙述空泛、小说描述风格的说法，张认为不仅是误会，更是武断。在张看来，这些自述不仅不空泛，反而都是事实，描写性生活之处也“不是小说的，而是文学的”。事实与空泛、文学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而关于“卵珠和第三种水”的关系说法，张氏辩驳道，这只是个人推测，推测纵使有错误，但仍是科学，“因为推测即是科学的起点，凡科学的成立类皆由推测而来”。且认为自己关于卵的“发落”与性兴时第三种水同时而来的观点，是据生理学上承认卵的成熟与女子性周期和性兴期有关这一认识而来，不存在与科学上矛盾之处。张认为第三种水观点引起误会，可能是行文简单不能达意之结果。其本意是女子每月仅有一次卵珠成熟，但是一月中可以出好几回甚至好几十回第三种水，“不能说每次第三种水来时就有新卵珠下来，乃是有一次或若干次于第三种水来时卵珠也同时乘兴而下”。另外，张认为周引息格尔博士云女性月经后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不能受孕的看法也属推测，是不能驳倒自己看法的，因为“他不能证明妇人在此时期无性兴和无第三种水出来，也不能证明在此时期完全无排卵”。息的结论只能说妇人在月经后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这一时期难于受孕，而不是完全不能受孕。［30］

周在读了张的辩驳之后，颇受刺激，又做了进一步回应。首先，对于张认为灌输性知识要用富于趣味的书写文本来实现，他始终不敢赞同。在他看来，科学文字做到趣味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述说真理。如果仅去读论料而不读结论，那么中国四万万人，四万万个人的性史，要读起来，估计“要连吃饭和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而“科学价值与否”也不能以其受读者之欢迎程度而定，他调侃道，如果持此衡量，那么《杏花天》《金瓶梅》肯定比哈维的血液循环说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更有科学价值。其次，周认为张混淆空泛与事实、小说与文学的关系，让人莫名其妙。认为张连空泛和小说的词性都没有弄清，就指别人说法为武断，这更武断，因为他回避了问题本身，没有拿理由证明《性史》叙述怎样地完全不空泛与描写怎样地非小说。其三，关于推测与科学的关系，周承认推测是科学的起点，但也认为推测只能在未经科学研究的事物中去进行，对于“在科学研究有条理的，只能用试验去证明”，不能再用推测。张由于不关注西人性学研究最新成果，而贸然推测，其结果不合事实，是鄙陋而不自知。事实上，普通女性四周只能排卵一次已成常识，张却偏偏主张随时能排出，岂非笑话？并嘲弄张据读者集量来定此书性质的看法，认为若无养成科学的态度，就算读者再多亦无益处。他妙借西人对国人无知无识的看法，认为张就是“无科学”的著作狂，而《性史》不仅是“无科学”，而且更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可怕。［31］

周的辛辣讽刺，显然刺激了张的神经，张在翌年初的《新文化》杂志上同样发表了一篇攻击性极强的文字作为回复。他亦先借用周说自己是假科学家、“无科学家”巧妙地说：“我不是真科学家，也不是假科学家，更不是‘无科学家’”，而是比科学家更高然、超然，有时是常识家，有时是哲学家，有时是艺术家。认为从常识来说，自己提出普通成年人每周仅交媾一次的看法，并不能算“淫”，淫为过多之意，这是常识的常识，不意周君连此不懂还自称科学家，真是“愈深于科学者愈成傻子”。而从性生活的质量上说，张认为，凡男女交媾之时，愈能“尽情满足，愈算正经，愈算不淫”。相反，不能尽情，如食苦瓜，反而为淫，这样交媾的男女可成为淫人，这里所谓淫，当解为“不称其职，也即滥用之意”。因此，若“男女交合一个呼肉叫肝，一个叫死讨活，搅得天翻地覆，日黑月暝，这样人叫做不淫，因为他们实称其职也”。在张看来，这样的新淫义，估计对像周之类的科学家来说，肯定是一头昏水和不安了。在自认从哲学家的立场打倒了像周这样的科学家之后，张又从艺术的眼光解释何所谓淫。张假设周对淫的解释为“除了夫妇交媾之外而有性欲的行为”，认为自己不敢苟同此种意见，在他看来，淫与否要看男女是否有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而这种意见，张估计周君不仅不会懂，而且会暴跳如雷。张相信，从常识、哲学、艺术三角度诠释出来之新淫义，完全不是科学家所能懂的，而像周之类“中国式科学家”更不能懂。中国式科学家所谓“科学上研究有条理的，只能用试验去证明是否，或探讨不能再用推测的话去说明”这样的说法只体现了他们一种死板的、抄袭的、傻的科学态度，照此去做，科学永无进步之地。［32］113-118

而对周嘲讽自己连女性每月排卵一次的常识都不懂，张认为周君一直误读原文。张辩解道，自己在《性史》第一集和答周君文字中，一以贯之的主张不是女子每月排多少卵，而是说“第三种水同时下的卵珠，为新鲜的卵珠，而后能得到壮健的胎儿”。说自己阅书无数，女子每月排卵一次这种普通常识，焉能不知？而自己根据极强的逻辑所导出的其他的生理学书中所没有的知识，第三种水和排卵关系的看法，周君看不懂，却偏要误解为不知女子每月排卵一次的事实，而且“固意到底，这是科学家的态度吗？”另外，张认为周这种中国式的科学家态度，还体现在他说假使每人都把性史写出来，读者“连食饭放屁都无功夫”的呕人话上面，他也妙语嘲弄说，试问自《性史》出来以后，周君真不能好好安静地食饭和拉屎么？［32］117

而在事实和小说的分别问题之上，张认为《性史》第一集全是事实，其中前两篇文章作者与自己相识极熟，深知其有根据，周君妄自揣度，不辨黑白，以为所写都为炮制，“这不是武断的中国式科学家的态度么”？而自己为使事实变得不像科学书那样枯燥，在行文上采取文学叙述，竟使周“说出什么达尔文什么《杏花天》”一样的胡话，认为《性史》与《金瓶梅》无异，真所谓“牛头对不住马鼻”。在张看来，文学与科学各有自己的价值，假如把两种价值都运用起来，把文学的叙述用来描述科学的事实，岂不更好？最后，张庆幸自己非中国式科学家，对只知死守成法、人云亦云是相当反感的。当“遇有一件新的推测与他们所背熟的科学定则不相同者，就要大嚷起来，这不是科学！这不是科学！说这是假科学！这是假科学！说不如无科学！无科学！”并劝青年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家，须以常识为基础、以哲学为依归、以艺术为方法，才能改变中国式科学家态度。［32］118

此后，周建人又发表了《读‘新淫义与真科学’并答张竞生先生》一文回应，首先澄清自己从未自称科学家，张以之为靶并非笑的攻击论敌方法，既是无理意淫、又是相当卑劣。认为理应不与这种人一般见识，但其“假哲学家兼艺术家的招牌来宣传道家思想”，自己就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首先对于张对淫的定义就很不以为然，认为如果按照张认为男女在交合时“愈能满足愈算正经，愈算不淫”“男女交合愈不能尽情愈觉得为淫”，那么像牛顿这种对于性之冷淡者也可以说是淫人，这岂不是蔑视历史实情，要贻笑大方。其次，周认为张实际上未辨无根据之推测和数学上推理两者的差别，这种无知，往好处说是自称“哲学家”之人失职，往坏处想，实是其用洋翰林的招牌自夸。再次，张提出的“性部呼吸”和“丹田呼吸”的看法，在周看来，是道教方士可恶、不近人道的思想，应该加以取缔，而张假科学之名，说什么阳具能吸高粱酒，愚昧至极，误人误国。［33］

张竞生没有作进一步回应，但战火却引申到周作人和张竞生之间的私人恩怨上，①这些争论的材料，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447页。但因其未涉及到《性史》的讨论，故不赘。

（二）与潘光旦之间的论争

另一对张性学观念进行严厉批评的是潘光旦。潘对张在《新文化》杂志上讨论性教育问题“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的方法，尤其对其以权威资格大谈性育和优生的态度很是不满。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和态度导致许多荒谬绝伦的议论，这些议论“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就其传播的速率而论，我们却也不该缄默”。②③均见潘光旦《〈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此文原发表在1927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今收录在《潘光旦文集》中，见《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卷第401-406页。于是在1927年5月5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潘发表了《〈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从四个方面批评张的观点。首先，对于张自诩为新发明的“第三种水”的看法，潘认为并非可以居奇，而是西人生理学教科书中的常识，即是女性在色情亢进时分泌的巴多淋液。这种液体，在女子之中，除了性欲变态者外，是尽人皆有。即使性交不得当，“这所谓第三种水也未尝完全不出来”。他批评张无统计材料便信口开河说中国女子很难出这种水、欧洲女子大多能出这种水，“其居心也就可测了”。其次，潘光旦认为张竞生相信色情亢进有利于受孕这种看法亦无科学根据。生理学已经证明成孕与否只与“卵珠成熟之迟速多寡、精子进行之利钝顺逆”相关，而张认为女子不能受孕、中国人种积弱不振，是因女子不出“第三种水”，可说贻笑大方。第三，关于色情亢进与女子排卵之关系，潘光旦引美国普本拿（P.Popenoe）观点，认为人类在色欲亢进时排卵是特例。排卵之数每月一枚，特例下排卵两枚。这些是生理学已证明的事实，而张竟认为第三种水“使卵珠能成熟、好成熟，与成熟后多活动、快下来”可谓至谬。潘又从统计学上与遗传学上解释了卵珠多成熟的原因，并认为复胎和孪生的现象只与遗传相关，与第三种水说法毫无关系。③认为张不读书，连遗传学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而侈谈优生方法，真使人大惑不解。

面对潘氏诘难，张在1927年5月号的《新文化》上发表了《又出一个怪头》一文来回应。张表示第三种水“是女子自然具有的液水”为当然事实，并未不知晓，自己“不是天公，安能从人身无中造出有，那么我何敢居奇之有？”自己自夸的只不过是“提醒人注意此水与使人怎样能出此水的方法耳”。而对于色情亢进和受精之关系的解释，张认为潘把色情亢进影响到受精后胎儿强健与否之说误解成为色情亢进能影响受精与否，是潘没有细致阅读自己论述的结果，自己明明白白说过“无第三种水也能受孕，不过胎孩不好罢了”。再是色情亢进与排卵关系之说，张认为潘引普本拿观点不仅没有构成对自己观点的威胁反而证实自己看法为“科学事实”。因此“极感谢他引普本拿证明色情亢进与排卵的关系在特别情形之下有可能性”的说法。而对潘关于复杂排卵之统计与其真原因的解释，张氏辩驳自己并没有说成熟之卵珠排出全与第三种水出现有关，而只是说大多数，自己也很赞同第三种水在排出时候亦不能产生成熟卵珠的说法。而关于优生学和遗传学的教养，张氏认为潘氏“更为浅薄”。潘氏引戈尔登学说认为贤父母的生育贤子女的机会会比不贤者多，这种观点承认人贤惠是由先天决定，但张反引例证认为德行与才能的遗传是极渺茫的。对张来说，优生可能一在精卵“得到最好的会合而又使母体最舒畅”，一在建立美的环境。因而，戈氏一味求父母贤明，“遗其德行于精虫卵珠，未免玄之又玄”。［34］

而后，潘光旦又在《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一文中对张编纂《性史》方式给予了批评，认为霭氏《性心理研究论丛》的确征求个人自叙的性经历作为资料学理讨论上的例证，但是其方式“择尤用小字在书尾附印，聊备参考”，而张氏的性研究其体例正与此相反，本末倒置，潘氏因说道“作者的居心，果在提倡性知识与否，观此，便可以推想而知了”。①见潘光旦《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此文原发表在1927年6月18日《学灯》上，今收录在《潘光旦文集》中，见《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卷第406-408页。

与潘论争虽不及与周论争激烈深入，但两次论辩重点却有基本重叠，主要围绕《性史》是科学还是淫书，其性学观点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并因之判断张竞生是否具有性学家的资格而展开。从学理来说，双方各不相让，互相指驳，难决对错。然历史天平倾向了周、潘一边，张自此背上恶名。后有学者认为张的失败在于科学知识缺乏，以周潘二人为首的反对者抓住了张的这一缺点及其出现的严重错误而使其身败名裂。［20］184-194但细读上述分析，张的反驳铿锵有力，他也引用了很多西人的性学著述，要说知识完全缺乏，似乎不对。正如有学者研究认为《性史》第一集是有着严肃的性学成分和西学源头的。［35］又有人认为张的性学主张和性教育倡议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知识范式的落后。［18］73-74然而简单说是知识范式落后，可能容易落入对这一论争双方孰高孰低孰更科学的价值判断中，而不利于就此事件做更深一步的讨论。因而，有人认为应先放弃价值判断，去全面理解时人观点和论争，如Rocha从张竞生的整个思想出发，认为《性史》出版是其设想的美的乌托邦工程计划之一，其遭遇的反对和赞同，与其说是著作本身是否科学的问题，不如说是这一工程计划把性问题公开化后必有的反映，而科学和不科学争论只是他们是否支持公开化的手段。②转自Howar d Hsueh-Hao Chi ang的博士学位论文Why Sex Mat t er ed：Si cenc e and Vi si on of Tr ansf or mat i on i n Moder n Chi na第187-188页。这一思路无疑加深了对《性史》的理解，但其暗示对《性史》持不科学的立场就是反对性的公开化的说法却有待商榷，实际上，上述周、潘二人也是当时性教育的极力倡导者。再如彭小妍通过对《性史》第一集和伪作“《性史》”第二集内容的比较以及《性史》所采取的叙事人身份的改变，来论述当时人所认为的严肃的“科学”性质［35］，也提供了很多启示。然较少从论争各方表述引证。而细读上述分析过程，我们要理解何以时人把它看成非科学的淫书，还可从叙事角度去理解。

二、《性史》何以成为淫书？

实际上，上述讨论《性史》是否科学的争议除生理学科学知识是否缺乏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却被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即关于如何叙述性知识的问题。也即在辩论中周所批评的小说的叙述、张自己所谓文学的笔法、艺术的形式等说法。那如何理解这一叙述导致《性史》被理解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淫书呢？《张竞生文集》收录的《性史》第一集主体内容分为序、七篇个人性经验自传（每篇后附有张竞生按语）、一篇征稿启事和一篇赘语。作者自称这些自传以文学笔法开展叙述要达趣味性目的。然而正是这一形式与明清情色书籍形式有许多类似之处，我们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序言的心理暗示性。《性史》第一集序言如下：

我开头来学金圣叹批《西厢记》口气，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这部《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和艺术的书。这个可以用许多事实来证明，岂是淫书？其中所指示的乃一切至美至善的方法！岂有淫书有主张壮年男女每星期仅交媾一次就够了？岂有淫书反对种种不正当的交媾与非法的出精？倘有人读后仍说它是淫书，则我再抄圣叹的话告诉他：“你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但细思此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假如读者尚不解悟，硬执它是淫书，那么，我们最末了唯有取圣叹的态度，即是对这些人不须“扑”，也不必“教”。［36］366

作者用金圣叹点评《西厢记》的口吻来论说《性史》不是淫书，颇为玩味。序中不断设问证明《性史》非淫书，在无力回击读者目之淫书态度后，作者以不须扑和不必教的无奈心态来结尾，这一方面反映作者自身无法释怀的情感，即作者并不自信《性史》完全具备科学书籍资格，实为即将遭受批评者攻击打预防针，从而也证明作者下意识中存在对《性史》的淫书性质的某些首肯。另一方面它给读者直接提供了把此书看作传统色情著述的意识链接，使得读者不禁联想到《西厢记》，更联想到《金瓶梅》《肉蒲团》《杏花天》这类色情小说的开篇申言。如《肉蒲团》的开篇是，“止淫风借淫事说法，谈色事就色欲开端”，其中论述交媾对于人生之重要，待女色如人参附子一样，应该不惧但亦不溺，而著此小说“要为世人说法，劝人止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使人从女色身上悟出道理来，希望“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37］说得一片苦心，然内容为淫秽而贯以说法道德理由，反应书写者的矛盾，也即俗谓诲淫心态。《性史》以此种心态作起始，读者未见内容之前，预先判定其为淫书便在情理之中。有读者调侃说：“张先生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上，早拿金圣叹掮了出来，说什么谁人说这是淫书，要入十八层地狱。有一位朋友，他对我说道：这本书还不是淫书，那么张竞生死了真要入十八层地狱了。我一定要说他是淫书，就是张先生请我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也不敢说不是淫书。”［22］在读者看来，金圣叹式以道德说淫义展示出《性史》的淫书性质嫌疑似乎洗不清。①同样，在周建人评论中提到的与《性史》所像的《杏花天》中，也可以发现以道德说淫义的诲淫心态，如《杏花天》在最后也以戒淫得福结束篇章。见（清）天放道人编《杏花天》（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因此，《性史》开头序言虽极力倡导此书科学性质和价值，但它却定了一个基调，这种基调类似于传统的色情小说，带有一种诲淫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表面上站在道德的高度去批评色欲害身绝人的危险，但骨子里却逞着纵欲的心态，而以合法性的道德宣讲情色内容的这种心态，对当时的知识人和读者来说是谙熟的。如周作人曾说那些“做戒淫书人的人与做淫书的人都多少带有一点色情狂”，［38］何况在淫书之前加一段戒文。而《性史》的不同，只是用科学代替了道德，然而这种诲淫的心理结构，并未因之改变，故而，读者以一种诲淫的心态去阅读此书、把此书看成淫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修辞的类似性。如果说开篇序言暗示了读者此书有小说式趣味，那么张竞生在其方法上强调用文学的笔法来写个体经历的故事，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如作者在启事中说：“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36］414-416作者并不讳言其文学的描述手法，并一直强调这种手法对于表达美的性欲的重要性。然这一手法要求的修辞导致它与传统情色小说的类似。从《性史》篇章内容来看，那种大胆直白、撩动人心、使人血脉喷张的段落与语句所在不少，如一舸女士在《我的性经历》中，描写情欲满足和交媾痛快时的文字：“岂知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难过的哭不得，笑不得，把平日所承受的师言文训，一股脑儿丢得不知去向……迷迷糊糊我的手竟不受我脑府的命令，在难过的地方工作起来。只觉得身飘摇，眼朦胧，魂灵儿飞上半天了。”［36］372“但见六曲屏边，花枝皆颤；试听鸳鸯帐里，娇喘微微，十分酣畅，十分轻快。”［36］374这些描述可说直接勾起读者肉欲。实际上，七篇个人经历每篇独立，加以文学修辞，实如七篇短篇小说。

另外，从七篇自传涉及到的情节及其叙述来看，与传统色情小说情节亦无二致，如第二篇、第三篇讲偷情之事，就是传统情色小说常有的情节。第二篇作者小江平讲自己趁好友外出贸易，勾引并占有其貌美妻子董二嫂之情节，就不禁使人想起《金瓶梅》中西门乘占其好友妻妾的故事。而在描写勾引的过程中也极具戏剧张力，故事中刚满十六岁的主人公小江平，先是待在董二嫂房里至半夜，不忍离去，于是假装肚子痛，以博取二嫂的怜悯之心，二嫂果然怜爱并好心伺候，主人公借此倒在二嫂之床上，假装睡去，待二嫂累乏上床睡去之后，于是在控制不住的邪念激荡之下，发生了一切。［36］379-381这样的题材和极具张力的叙述，读书者不认其为淫书才怪。张以“淫书是以作者虚构的情状，专门挑动读者的兽欲为宗旨”［36］367来肯定《性史》非淫书，然而就有读者以“淫书只是以文学手段，描写性欲方面猥亵行为的著作”的标准认为《性史》恰好激起兽欲加以反驳。［23］因而，张无法辩解，甚至他也感到《性史》中江平这篇描述过火，他于1927年回应各方诘难中说“江平那篇性史写得太动人，难免血气未定者看后，就大冲动特冲动起来，故说他不是淫书为未免过于强辩些”。［36］418

第三，从叙事人称来看，此书也唤起了批评者心中传统色情小说的意象。张自称为提高读者阅读科学的兴趣，以文学叙述编辑故事方式并不能证明自己的编纂不是事实、是伪造、失去科学性质，并借西方性学家霭理士的研究方法为其提供支持。但这种正名方式遭到了潘光旦的反击（如前文所述）。当时有读者认为：“《性史》的体裁，是各个人自述其性欲之经过者正与从前一部淫书叫《痴婆子》的，同出一辙。”［23］而对照这本据传出自明代才子杨慎之手并多次被禁的《痴婆子传》［39］，我们发现所谓体裁上类似，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叙事人称上，《痴婆子传》使用了传统中少见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以一位叫阿娜的女子讲述自己从小到大的性经历史展开叙述，这与《性史》第一集各篇的第一叙事人称类似。还有，《痴婆子传》中叙述者痴婆子是一位女性，因而它亦是女性第一人称叙事的色情作品，此一特点使它成为奇书中的奇书，也使后之读书人印象深刻，而这一女性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正与《性史》第一集第一篇《我的性经历》相似，此篇作者一舸女士也是一位女性，也是从自己小时候开始叙述到情窦初开再到婚姻时期的性事。因而读者阅后通过此契机关联两者就顺理成章，可说第一人称叙事尤其是女性第一人称叙述的类似性，提供了读者判断此书为淫书的契入点。

文学式的描述和小说式的故事情节可让我们理解上述周张两人争论之一，周批评《性史》有“空泛的叙述，描写性生活之处，也多是小说式的”的缺陷，结果“使读者不能发生知识欲方面的趣味，而只当他作一种娱乐的目的物的”。而这并非无的放矢，周的观感并非无理。这种观感并不只为周一人所有，其他一些读者亦有此反映，如潘汉年说：“那本赫赫有名的‘性史’等书，可供读者受了性的压迫时拿来消遣”。［40］再如有人认为看此书结果“与看《肉蒲团》一样”［41］435。有鉴于此，当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对读《性史》的学生记了大过，京津警察厅则把贩卖此书的书店老板请进了拘留所。［41］434-436

第四，从《性史》编纂目的（也即整个叙述前的问题设定）来看，其类同房中书。张称是要透过事实的陈述，让人明白男女生殖器官的生理与卫生、男女性生活与优生学的关系、性的冲动是因何产生的、男女结合与婚姻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科学道理，希望借此教导人们通过科学的、艺术的交媾法，使“男女间能互相裨助，既不损男，又不害女，男女一体，灵肉一致。由此，一方面可以得到性欲的升华，一方面又得到优生的结果”。［36］367-368简言之，这一目的既要满足性欲，又不损伤身体，还要兼善生殖。这种逻辑与传统房中著作的书写逻辑亦相同。传统房中书是按如何掌握交接技术以利于养生、性愉悦和如何掌握补养身体方法、如何把握交媾时间以更好获得后代问题来展开。正如研究所示，古代的房中术著者思考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愉悦的同时，既能延年益寿又能求得子嗣。①对于采战术既要愉悦又要长生不老、男女相济之道的分析，见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白馥兰在对中国古代房中术的研究中，提出一种“性经济”的观点，即认为性交过程中为了达到既要愉悦又要不使得身体受损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男性如何施展“还精补脑之术”。见白馥兰著邓京力、江湄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延年益寿强调忍精不射、还精补脑，而求子则强调施泄，在这个矛盾中，房中书作者只有以性技巧的掌握作为其解决之道。因此，房中书对于性的书写，出现了大量性技巧内容，［21］18-22同时，这种性技巧内容也多被明清艳情小说所引用。与之相同，我们发现《性史》中也出现了相似的内容，如第一篇《我的性经历》主人翁为体会“胶粘”欢乐，她与其爱人行使各种性爱姿势，描述“或天翻地覆，或如蝴蝶侧飞，或如达摩跌坐”［36］374等内容。又如江平《初次的性交》一篇中叙述了他与董二嫂摸索了很多体位之后，发现一种“观音坐莲台”法非常快乐，并对这种过程做了详细描写。这些都可作为确证。

而最能体现这一内在逻辑的，是张在批语中提到的、自己颇为得意的发明——女子“第三种水”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女子在性交亢奋时会丢“第三种水”，此时“不但女子得到性欲的满足，并因女子此时似受电气一样，满身颤动，醉态浪容，令人神迷。并且断伊的生殖器烘热如电炉，把阳具烫得酣美不可言说。故女子能射‘第三种水’不但女子自身满足，男子也同时得了无穷的快感了”。而且，女子在丢第三种水时，一是使得精子得较久存活便利于精子进入子宫，同时“其卵巢必然同时有相当的工作，即是输送卵珠下来子宫以备与精虫结合。这些卵珠既如此新鲜兴奋，自然易于成孕，且所受孕的胎孩必较强壮活泼”。因而具有优生的效果。［36］375-376这一学说可说照顾到生殖、愉悦和养生三因素。而为了能使女子丢这第三种水，张氏提供了一系列性爱技巧说明，他称之为美的交媾法。在他看来，首先最重要的是男子“不要太多次射精和射精太快”。应该与女子分房或分床睡，尽力避免多交合，“壮年人每星期一次二次就够了”；而交媾时，要尽量延长时间。其二，女子性缓，男子性急，“但膀胱空或满，能助性成为缓急，故交媾前，男子须清小便”，延缓射精，“女子则要稍储小便”，则可促进丢第三种水的作用。第三，在交合前，应该充分前戏，如“要亲吻，亲颈，摸乳，摸阴核，以及种种抚摸温柔应做尽做，弄得女子充分美畅”。第四，女子应该主动，不能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须知交媾“不是讲礼仪，也不是讲道学。一个好女子，平时常如天仙玉女的清静，交媾时则当如‘荡淫妇女’的放恣，满身活动如跳舞一样，无处不与男子的性机关合拍和调，阴道内更收缩驰聘，弄得男子求死不得求生不能”。［36］376这些技巧涉及的知识虽有现代生理学为之注解，与传统房中书具体内容书写有所不同，但被书写的东西所展示出来的效果却与传统房中书相差不大。①这种逻辑在他的早期著作《美的人生观》中提出的“神交法”有更直接的展现。所谓“神交法”，一方面“不在其泄精而在发泄人身体内无穷尽的情愫，另一方面又能得到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能得到无穷尽的快乐。为避免泄精，这种神交法强调“意通”和“情玩”，用他的话来说，意通“即是于亲爱的人相与间，原用不着肉体的亲藉，即能满足性欲的快乐”，如妙眼相溜，笑容相迎，“都能使用爱者与被爱者消魂失魄”，获得精神上无上的快乐。即使避免不了进行交媾，也要肉灵结合，不可学那登徒子（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上》，第79-82页）。这种法门所具玄虚性质当然遭到了读者激烈批评，如1925年周作人认为这种主张类似《素女经》《搂炭经》等房中书的观点，“比内食法虽未必更玄学的，却也是同样的非科学的了”（见周作人《北沿沟通信之二》，载《晨报副镌》1925年8月27日）。另外，张在1927年提出“性部呼吸”的观念也同样遭到了类似的指控，收录在《性育丛谈》中《性部呼吸》一文中对于丹田在女性器官和呼吸系统之关系的重要所做的解释，从内容来看，是利用现代生理学知识对道家的丹田认识做了重新阐释，张亦自夸这是自己的伟大发明（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下》，第259-275页），却遭到严厉批评，有医生当时就举证反驳，说从解剖角度，“性部决不能容什么空气，更不能营什么呼吸”（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下》，第259页）。而后来张回忆说“因所说这个‘丹田’的作用，便被他们（周潘派）大骂为荒唐无稽之论，说我是复兴道家荒谬的学说了”（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下》，第116-117页）。

综上，《性史》被视为淫书是与其叙述方式相关的。如果综合前引研究所说，《性史》内容并非是完全陈旧、不科学的，且书中引用了很多西方性科学家的观点，回应周、潘批评中也引用了很多生命科学知识［35］，那么问题便非具体知识内容上的科学不科学，而是性学知识采取的叙述是否合理，即采取什么样的编纂、书写等表达方式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因此把周张争论置于前现代和现代的两种知识范式里解释就似是而非，因为张的性学观点并没有完全站在非现代的、非科学的立场上，而是他的叙述形式整合了一些传统性学知识，唤起了读者传统色情文学的想象。最近有学者把《性史》引起论争看成是科学内部的矛盾体现，［20］184-194很有道理，但解释仍有空间。眼前更重要的问题，毋宁说是如何叙述这些现代性学知识。正如上文分析，《性史》被当作淫书来看待，因其表达形式（叙述）上采取了小说叙述手法风格，这种叙述风格直接唤起了读者对明清情色小说的阅读记忆而遭遇了非议。这暗示了在近代中国性学的转换过程中，性学知识对表达形式具有选择性，它排斥了小说的这种叙述和表达形式。故而，《性史》论争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近代性科学建立过程中还面临着表达形式合理性的问题，即性学知识以何种方式呈现才算合法、才能被目之为非淫。那么，彼时何种表达形式才算合理、“科学”呢？

三、形式合理性的性学文本举隅

如果说《性史》及其观点引发的争论提出了性的叙述有合法性与否的问题，即只有某种特定的对性的书写才能为大家所接受，那么近代这种性学书籍呈现了怎样的形态？这种性学书籍采取的叙述（书写）形式又如何呢？

对清末民初性学书籍加以检索，涉及性知识的著作不少，但以性为题名的著作却不曾出现。①张仲民对晚清生殖卫生书籍的研究中所见到的有关性、生殖等书籍，未见以性字为题名的（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84-188页）。而在明末清初以“性学”为标题的著作（如艾儒略《性学觕述》）一般讲述的是神性和人性方面的知识，与sex关系不大（见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312页）。到了20世纪20年代，题名包含性（sex和sexuality）字的著作，则非常之多。②如封熙卿译桑格夫人《家庭性教育实施法》（1922年），味辛译、章锡琛校订《女子之性的知识》（1923年），唐轶康译日人羽太锐治《性欲通论》（1925年）等（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医药卫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然而多数著述以性与社会生活某方面的关系为题展开书写，如性与教育、性与卫生、性与青年，未能全面反映出现代性学轮廓。真正反应现代性学性质的书籍不多。以两本为例，一本是《性学ABC》，一本是《性的生活》。前者题名就为性学，其序中更把性学当成一门学科来加以研究，［42］3-4因而具有清晰学科自主意识。而后者属于以科学指导生活的丛书之一，企图把科学知识加以应用，因而算是现代科学性生活指导手册。［43］故而，它们能反映出性学所包含的内容、结构，也同时反映书写方式，因此本节将以此二书为例，来讨论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现代科学的性学的叙述形式。

（一）柴福沅《性学ABC》的表达形式

《性学ABC》是当时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中之一种，属于某学科学问的入门读物。③所谓某某ABC，根据主编的解释就是某种学术的阶梯和纲领，其目的是把这种学问通俗起来，成为各人都能掌握这种学问所是为何以及智识为何（见徐蔚南《ABC丛书发刊旨趣》，载见柴福沅著《性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在此书例言中，作者说希望通过此书能让大家获得严正的性智识，以防止对此事讳莫如深导致不必要的牺牲。［42］例言其目的是让读者明白性学为何并提供性知识方面的指导。在绪论中，作者对性学研究范围也做了一个简要说明，认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公表以后，学术界的思想起了一大变化”，人们开始“从生物、生理、卫生、心理各种学问上推论起来，做了种种的研究”，以致近来性的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宣告独立，“叫做性欲学，或是性学”。而性学是“专门研究关于性的种种方面”，它包括性欲生理学，性欲生物学，性欲心理学等。［42］4-5从此定义来看，性学的形成是通过各学科对于性的研究知识的组合而成，尤其是生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因而在作者看来，只有从这些方面去理解性的问题才算是科学的性学。而观此书的目录，我们也可看出作者意识中的性学大体，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植物的性生活

第三章 动物的性生活

第四章 男性器官的构造

第五章 男性的发育

第六章 遗精

第七章 手淫

第八章 女性器官的构造

第九章 女性的发育

第十章 月经

第十一章 两性的差别

第十二章 恋爱

第十三章 结婚

第十四章 性交

第十五章 受胎

第十六章 妊娠

第十七章 分娩

第十八章 哺乳

第十九章 节育

第二十章 性病

第二十一章 性卫生

第二十二章 畸形性生活

从目次来看，此书共分二十二章，第二、第三章分别讲述了植物和动物的性生活，属于生物学的知识，从第四章至第二十二章主要讲述男女生殖器官及其功能，属于生理学的知识，因而可以说本书实际上分为性欲生物学和性欲生理学两部分。而从具体知识的内容来看，它与当时传入的生理学和生物学中有关性的知识介绍大同小异，［21］12-108如对于植物和动物的性生活，介绍了动植物的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等法，在植物的性生活一章中，作者讲述了细胞分裂和花粉受精过程；在动物的性生活一章中，作者则以阿米巴虫为例讲述了动物的无性生殖，以昆虫、鱼、鸟为例说明了动物的卵生特征，以牛羊马为例叙述了胎生性质。而在对男女生殖器官的介绍中，配以图像对男女生殖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加以介绍。这些都能在当时专门著作中找到相关内容。

从表达形式来看，作者柴福沅并非无意识地去编辑和书写其著作，在绪论中，他就对当时出版的性欲研究著作给予了评述，认为这些著作大体有两种毛病，一是方向略偏了一点，“同是一件事，文笔不同，给读者的印象，便大异了。脑筋陈旧一点的人，就说他是诲淫，实实在在淫与不淫，分别甚大。但在行文叙事上，分别确是很细微的。还有一种，忽视了生理、卫生方面，只将性交经历的描写发挥，又不免偏重不完之弊”。［42］4-5因而它是有意与后者做割裂。我们发现这种逻辑下的书写很少有讲述男女如何交媾与如何愉悦等的内容，这种书写逻辑实际上屏蔽了这些内容并只允许与之相关的内容存在。从其批评来看，这些缺陷似乎都符合张竞生《性史》一书所具有的特点，因而作者在编著此书时说将与此不同，“每节均依科学而叙述，绝不加以自己的臆说”。而叙述的方式，“由植物而动物而入，以观测性生活的逐层的进步”，进而至于人类的性生活。在关于人的性生活方面，则“先说明性器官的组织，而及性欲的发生，而及恋爱，而及结婚，以及性交受胎分娩等等，务使读者能得有系统的性知识”。［42］例言这种有意识地关注行文叙事的细节拿捏、不对性交经历进行发挥式的描述、只讲事实不讲臆说，可说正是作者对其著作可能被视为淫书的担心。而有意识不采取那种文学叙述手法亦与叙述逻辑起点有关。此书中作者非如传统或者张竞生性学观点既愉悦又养生、即美又优生那样的考量，只按照从生理学、生物学的对性的思考去编排，展示冷酷的知识而不提供热情的感受。因而，这种编排与叙述方式排除了个人的感受和臆测，使得知识变得冰冷和枯燥，让读者未能见性而淫，培育著作的非主观性，使其看上去更客观、科学。换句话说，这种编排与叙述具有灭欲的功能，或更具体地说，具有压缩和消解淫恶心态的功能，以获得社会认可。而在合法性获取之后，嵌入书中性交媾的内容才能为读者所接受，而非如“交媾、偷情和如何舒服”为线索描写男女性爱经历让人联想到色情小说。

然此书并非完全没有遇到异议，1932年潘光旦先生在《优生》杂志上对此书做了评议，认为此书比起市面流行的《男女婚姻宝鉴》一类的著作要高明得多，但仍有“欠斟酌、少准备”的缺陷。潘批评作者虽申言“每节均依科学而叙述，绝不加以自己的臆说”，但他发现其中与科学不符之处亦有不少，如第九页中对于细胞核的认识、第十页中对于染色体的看法等等，都是例证。另外潘批评此书“没有引述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一位性学家的名字”，所以觉得书中某些论述带有胡说的成分。［44］然而即使潘光旦认为此书在具体知识上有缺陷，但并未认定其为淫书和居心叵测的著作，至少比坊间其他的所谓性科学著作要好得多，值得花费时间加以评述。因而，在此，知识的缺陷并未构成此书被视为性学著作的障碍。

（二）沈霁春《性的生活》的表达形式

《性的生活》由沈霁春编著，1928年由世界书局出版，1931年6月再版，属于生活丛书之一种。根据这套丛书主编徐蔚南的意见，丛书意在使生活的学术化和生活的丰富化，所谓生活的学术化，是指以学术来改造生活。①据徐蔚南说：“生活的向上与改善，端赖学术的指导。没有学术来指导的生活，便是无意识的生活。”由于自古及今，学术成为学术家的享乐品，“和我们生活没有深切的关系”，然而现在却不同，编辑出版生活丛书，以学术为根基，“务使学术就成为我们的生活；务使我们的生活完全学术化”（见徐蔚南《生活丛书发刊旨趣》，载沈霁春《性的生活》，世界书局1931年版）。因而，《性的生活》可说属于科学指导手册。而如果承认其为科学的，那么我们来看这种科学的性学书籍其内容如何编写。此书的章节目录如下：

第一章 开端的谈话（一）

第二章 开端的谈话（二）

第三章 无性生殖法

第四章 原始生物的交易

第五章 世代交替的怪现象

第六章 美丽芬芳的传种器具

第七章 夫妇之别

第八章 一个雌雄同体的劳农们的良友

第九章 孤儿寡妇的蜜蜂社会

第十章 鱼类的生育习惯

第十一章 蛙类的变态

第十二章 鸟类的恋爱与教育

第十三章 哺乳动物的抚育儿孙

第十四章 与读者的临别赠言

目录显示，此书主要内容是讲述动植物的性生活内容。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在作者及其主编的意识里，所谓科学的性学著作或者说性教育的著作，其书写是按照从原生动物到人类的过程叙述性知识等内容的。作者沈霁春在书开端的谈话里说，“这几年来，因为要满足青年的欲求，来讨论两性问题的书籍，如潮流、似泉涌的争出问世，也有几位很勇敢的著者，直截痛快地把个人从过去经验中所得来性生活的历史，赤裸裸地描写得应有尽有。听说，这类书籍，曾被一般青年当做必读的圣经看待，因此得到很顺利的销路”。［45］1但作者很怀疑这种著作的好坏，以及是否具有科学的性质。作者谦虚说自己因知识浅薄，无能去评价。但在不经意间仍对一些著作进行了评述，在例言中，作者说：“如果用读《性史》那样的冀求而来念我这本书，那么，一定是会得到失望的收场；倘若以得到生物学知识与了解自然界真理的那种目的而来购买这本册子，读者也许会感到点满足。”［45］例言可见，沈霁春认为的不科学著作就包括《性史》，并对之有很大的不满，认为其有害青年。从上文分析可见，张竞生的《性史》就在于把人类中个体如何性生活的内容，尤其是如何交媾、如何舒服的内容给呈现出来，而沈霁春对于这种专门描述人的性的经历很不以为意，他在解释为什么没有把人的性生活内容的大量知识收入此本书中时说，一方面是因为对象主要针对儿童，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不到任何的理由，为什么人们把千变万化的自然界的生殖现象放弃了不讲，而专门津津有味地来谈自己的性生活呢？”因而在作者的思路里，有意识回避了专门暴露人如何性生活、性技巧的内容。而生物学对性的书写在于它不直接叙述人类性的生活但是亦反映了人的性生活，而且把对人的性行为和性生活的了解建立在更为客观的认识基础之上。其实沈霁春利用了这一妙处，在此书最后一章与读者的临别赠言中，他强调通过对于生物界性的生殖的了解，使青年朋友们，从其他许多“动植物的奇形怪状的生殖现象”中来理解人类自己的性生活，当“耳濡目染的弄惯了，就能够在青年朋友的脑筋中，扫除了黑阵阵的迷雾，减少了不健全的好奇心”。［45］81看来，真正的性学著作已经改变其叙述逻辑和重点，从客观的角度去书写动植物的性与生殖，而不是暴露人的性行为，尤其是如何交媾等内容。至少在本书作者看来，真正的性学应该从科学的角度，从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认识入手研究和传授性的知识。［45］77-80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被认可所谓科学性的性学著作，是排除了文学的表现形式的，而是以一种平铺直叙的形式来展开，为此形式作一称呼可为“科学体”，这一“科学体”尽力排斥文学铺陈，以一种非主观的态度制造一种冷峻的客观态度消解充满想象的小说叙述带来的欲望萌动。福柯在讨论欧洲性的现代转变过程中曾提到，由于现代权力机制不断理性化，性的规范不仅可从个体规训的角度去认识，而且也可从生物种群的角度去加以认识，尤其是19世纪治理理性表现为安全机制后，这两种性的认识被整合在性的著作里，性愉悦被压缩和收编进治理的人口—安全机制范围，欲望被化成生物本能。［46］他的这一发现，正好可以印证上文所列举的两本形式合理性著作的内容，一部分是生物学从种群的角度理解性，一部分是从个人的生理卫生角度去认识性，欲望的指向为生殖而非愉悦。当然为了有效地繁殖后代，性的愉悦并非不能存在，比如在欧洲的19世纪之后，性学书写中亦含有不少快感有利于优生的讨论。而在中国却尤其受到一些读书人的排斥，在笔者看来，这些读书人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如下情况，如果以科学的名义容纳性愉悦的书写，那极其类似于传统的以道德的名义容纳淫欲的诲淫小说。旧道德需要废弃，性欲又不能毫无规范，但如果规范形式不正，可能堕入旧式诲淫体。这种问题在当时其他的新式读书人的写作中也出现过，如郁达夫1921年《沉沦》发表后，很多人目之曰诲淫品，郁达夫虽百般辩解，周作人亦以现代精神分析学说为之解，似乎亦不足以消除读者的误会。可见此问题的敏感性，因此，周作人等部分五四启蒙者如此谨慎亦可理解。因为如果不对小说式的书写加以节制，不对性的愉悦内容加以消除，其结果不仅没有引导出新的科学/规范认识，反而坠入旧式诲淫体的窠臼。通过这一节制使得性学著作避免淫书之见、再起旧式心理认同。

结 语

通过上述对于《性史》引发争论的讨论，我们发现近代中国性学的建立过程并非完全是知识替换的过程，也即并非完全是新的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知识取代传统性学（如果说有的话）内容的过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这些性学知识采取何种表达形式的问题，也即形式替代问题。从上述讨论来看，具有大量现代性学知识内容的《性史》在当时被视为淫书，是与其当时采取的编纂形式和小说叙述风格分不开的，这种表达形式与当时已被社会主流否定的明清色情小说类似，唤起了近代读者的情色阅读体验，遭到了知识人的批判。而为当时知识人所认可的科学性的性学著作，与其说因其内容完全是科学的，还不如说这些著作所采取的编辑手段、修辞与叙述逻辑起点等形式上的“科学性”。这种形式上的“科学性”给人一种不带情感、非主观的感觉，与当时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相符。因此，《性史》及其编纂者在彼时的悲剧遭遇，说明了近代中国性学建立中有“形式”的科学性问题。如果形式不对，如果这个装着新酒的瓶子依旧，那么由此而成的旧瓶新酒式著作依然被认为是淫秽的。而如果这个形式对，那么新瓶旧酒也可能被接受，也即传统性知识的某些部分也可能被整合进来被大家接受。①这一形式是否完全能够排除传统房中术的性技术问题，仍然值得探讨，以笔者目前判断来讲，答案为不能。而且这一形式企图以此净化人心、改变人们谈性色变的态度、尤其是试图破解诲淫的心理机制能否做到，也值得进一步分析。旧形式常以道德名义来叙述色情内容，我们可以把这种形式体裁称之为“诲淫体”风格。而新合理的形式，在上文讨论中具体体现在把当时传入的生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对于性的认识加以组织编纂、用简练的语言和平铺直叙方式展现出来等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体”。正是这一“科学体”取代“诲淫体”赋予了与之关联的性学著作的合法性。因而，至少可以说，近代中国性学转换过程，知识置换和形式替代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