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洁伟

（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作为民国第一批官派稽勋留法学生中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张竞生因提倡性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可谓“红极一时”。因发起个人“性史”（即“性经验”）的征集，出版《性史》，呼吁国人进行“性”的研究，在当时受关注的程度之高，争议之大，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讨论。因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国人对“性”依旧讳莫如深，然而越是禁忌，便也越显其地位的特殊与重要。时隔百年，在世人眼中张氏的主要成就还是与“性”联系在一起，张竞生还是一位“性学博士”，而不是一位在法国里昂大学凭《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的探索》而获得学位的哲学博士。显然，张竞生的学术远不止于性学，可以说，“性学”和“性育”只占张竞生着力探索的一小部分。如在此之前对浪漫派哲学的输入，“情人制”“爱情定则”等社会学说的提倡，后期的乡村建设实践，都被倡导“性学”的《性史》和《新文化》杂志所带来的狼藉声名所掩盖。所以，对张氏的全面认识和公正评价，还需要从重新认识和评价他的“性学”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性有了更加开放的态度，对性学有了更加包容的社会认同。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中的“张竞生”条将“宣扬色情文化”（1981年版）改为“宣传性文化”（2005年版），可见人们不再将“性”等同于“色情”，开始直面“性”这个话题。人们也开始重视起了性的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得不逼着人们去进行与“性”相关的社会实践，以便于将“性”往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向引导。对张竞生这位所谓的“性学”博士以及“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性教育先锋”进行一种较为客观评价和历史定位也成为可能。在笔者看来，张竞生对“性”的关注和思考，皆起源于他深切的家国关怀，而引起争议的，更源于其浪漫文人的精神气质，因其把“艺术”“情感”“美”的方法实践到科学领域所造成的抵牾。

一、“制育观”再考察

早在出版轰动各界的《性史·第一集》之前，张竞生的“节育”观已经提出。张竞生在1924年印行的北大讲义《美的人生观》中提到：

我于三年前看见我国人猪狗似的繁育，为父母者仅知射精受孕，无教无养，以致孩子男成为盗，女变为娼。那时尝极为提倡生育限制法，大受社会的咒骂。不一年间美国山格夫人来华提倡同一的论调，前时骂我的报纸者竟一变而为欢迎山格夫人的主张了。实则我的学理比山格夫人的高深得多。但我被侮辱，伊享盛名，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我是中国的男人！［1］

可知早在1921年张竞生从潮州金山中学离任后，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书在北大讲授哲学时，便提出了“生育限制法”，却因时代的限制，张竞生超前的论调“大受社会咒骂”。时隔不足一年，美国节育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夫人于1922年4月访华，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的演讲，胡适作翻译，张竞生陪同，收到比较好的演讲效果。由此，张竞生便有了以上感慨。

张竞生的节育学说和优种学的提出，皆立足于对民族劣根性的基本认识。这份对民族劣根性的焦虑感和危机意识充斥了晚清已降整个二十世纪多数知识人的心理，救国于危难，振兴民族，是他们的共识。要使民族强盛，改变这种民族劣势，须改变国人的劣根性，而张竞生认为改变国人劣根性的办法并不在于人多，“一国的强盛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人口的质量。在1927年2月出版的《新文化》杂志第二期“性育通讯”栏中，张竞生回复读者来信时提到：

制育目的全为优种，只求人口性质的美善，不管其数的多少。假设我国人口不上四万万，假设仅有二万万国民，若能个个有人的效率，已足称雄于世界了。如今日我国人口众多，衣食不足，自然无力于教育，以致无教无养，无人的效率，故人愈多，而家愈贫，国愈弱了！

张竞生认为“生尚小事，养与教实为更大问题”［2］（《山格夫人来信》），张竞生重视孩子的教养问题，而养育和教育需要足够的物质资源和精力投入。于是，只有通过节育、优生，人口才能进入少而精的状态，对家庭和社会来说，也才使有限的经济能力和精力足够以进行优质的教养。对孩子实现优质的养育和教育，当然终极目的还在改变“家贫”“国弱”的状态，实现民族兴盛，“称雄于世界”。

张竞生提出“节育”的目的跟桑格夫人这样的国际节育主义者有着明显差异。桑格夫人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创办《妇女反抗》杂志，创造了“节育”一词，提出节育主张，目的在于女性身体的解放，在于呼吁女性生育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争取节育合法化。桑格夫人针对的是美国传统的宗教权威和男权文化，希望女性通过控制生育，获得身体的自由，实现对男性权威的挑战，桑格夫人此举颇具女权主义色彩。［3］而张竞生提倡节育，为女性争权利的意图却并不明显。即使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提出“新女性中心论”，认为新女性“必以性交为一种艺术与一种权柄借以操纵男子”［4］，最终目的还是实现“美的、艺术的与情感的”社会组织，而不在“反抗”。当然，张竞生也并不忽视节育对个人发展及其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张氏甚至将“节育”与否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作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他在1925年的《山格夫人来信》一文中说：

希望人人当看制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种“艺术方法”。禽兽及野蛮人无此艺术方法，所以为性欲制了死命。进化的人们既有了这个艺术方法，则生育不会过多，其结果，女子们既因此免为生产及养育所拖累，自然多保了几年美丽的身体，快乐的生命，趣味的生活；男子们既免为子女所负累，自然减少了生计的困扼，因此而可多得了妻儿的快乐，家庭的幸福，和精神的愉快。［2］

可见，在张氏看来“节育”不只是改变民族劣根性的需要，也是个人身心得到美好发展，个人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生活上获得幸福快乐的必须。生育子女过多，则必然造成家庭负担，个人因受到子女的负累而难以发展自身事业，难以发挥个人的生命价值。鲁迅小说《故乡》中提到闰土被“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皆因生活之所迫，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被鲁迅放在第一位的便是“多子”。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常为生育问题所苦。1927年9月出版的《新文化》第六期，登载一署名“致重”者来信：

我们自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便实行制育。一方面减少性交，每星期至多一次。一方面用制育方法。……于是第三个孩子出世了。……但是不知道怎的？第四个孩子又有了。若是再没法制止，我们精神经济，都担负不起来了。请教熟的医生，他们偏不肯说。生的医生，又恐怕被他们愚弄，又恐怕医费太大，真是左右为难了。请你教一个方法，救救我们罢！

因生育带来的困扰，向张竞生发出寻求拯救的呼声，言辞背后透出的焦虑情绪和无奈感展露无遗。又如1927年2月出版的《新文化》第二期，一署名“有泉”者来信：

我是厦门大学的一位学生，我的妻也是这里的学生。我们已经结婚一年了。我们知道若有生育，我妻不能继续读书！我也间接大受影响。所以结婚以前，便注意限制生育的方法。读了先生的大著，才知道限制生育不是不道德的，才能有决心实行。到这时我们还能继续读书，不能不说是受先生之赐。这是我们最心感先生的。

由此二信可见，对普通人而言节育与否直接影响着家庭生计和个人发展，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国人理性觉醒，开始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努力发展个人事业的时候，张竞生的节育学说，是恰得其时，具有现实意义的。然而，此举却违背了“多子多福”的中国传统，也有悖于增加人口以抵制列国强权的施政策略，故并不见容于有权有势者，被斥之为“神经病者之言论”便不足为奇。［5］

当然，张氏认为节育应得到政府的管理和帮助，却并不主张强制节育，“希望政府如不能管理此事，应当任人民完全自由施行，不可有丝毫的干涉”。［2］“节育运动，最好当得政府之帮助，此事在东方极难办得到……”［5］张氏对如何依靠政府来进行管理并无具体措施，却认为做父母者可根据自身的家庭和经济条件来定子女数量的多少。张氏在《美的人生观》中提倡“美的性育”：

可是家庭有小孩，如能养育得好，确是父母的乐趣，也是人生应尽的责任。但须父母到极强壮的时期，与有良好的身体后才可产生。又要各量其力确能使多少儿女得到极高的教养程度。而后去定其产生多少的数目。［1］

为此，张竞生以浪漫的想象，文学的笔法，为男女性交环境设定了一个美好的场景。“山明水秀的地方，惠风和日的时节，在自然的中间，青草之上，大峰之下，上有白云的缥缈，下有流水的潺鸣”［1］方能产生“强壮乖巧的胎儿”。在张竞生看来，男女之间只有到了“强壮的时期”，有了“良好的身体”后，方到了性爱的合适时期，也方到了得到强壮胎儿的时候，由此，才有了“美的体育”的学说，有了后来的“性学”的提倡和性技巧的讨论，其目的皆出于“优种”。

回到百年前的文化环境，肯定张竞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提倡节育的勇气，也不得不指出张竞生所持优种学说存在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不止于节育措施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而难以实现，张氏所提倡的避孕方法不甚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更在于张氏的节育观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1936年张竞生在《南洋商报》上发表《节育难关及其解决方法》一文提到：

节育之难关在不能群众化。智识份子之节育，于优种甚危险，群众如猪狗般之多生，充塞了社会无养无教的劣等民族，而所谓的智识界者本来可望生出多少好后裔，但偏偏不肯多生，终于好种被劣种所占据。这是节育者之罪过，也是反对节育者所藉为口实。要打破此层难关，最好，就是智识份子尽量多生育！当然以其母体与经济而决定——而富裕之人更宜多生。［5］

这样的节育观不仅维护了社会固有的等级性，也维护了某社会阶层的特权，将智识份子和群众对立起来，将富裕者和贫穷者对立起来，看似“于优种者甚有益，于贫民也极有益”，实则剥夺了弱者贫者最基本的生育权，违背了人权平等原则。为了优种，为了民族强盛，则普通群众因带有劣根的“原罪”，物质经济上处于劣势，自然不可多生育。张竞生看来以优种为目的而实施的节育措施，主要针对的是群众，而非智识阶层。可见，张竞生的节育观，既有弥足珍贵的一面，也有值得深刻反思的一面，当辩证看待。

二、《性史》风波的再思考

1926年2月2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张竞生征求个人性史的启事《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启事》，由此揭开了张竞生“性史”研究的序幕。张竞生在1927年12月初版的《性书与淫书》一书中说：

我本希望至少可得千数百篇性史，藉以周知国人性的真相而得从事于性学的讨论。殊知在征文登出一个余月后，收得性史不过十几篇。推其情势，似乎投稿不能再多。眼见我的计划将于失败，遂择其佳者汇成为《性史》第一集先行出版，第一意思乃在藉此以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使其投稿源源而来。［6］6

这个启事发出以后，并没有收到张氏料想中的效果，质疑、忧虑、疑惑的声音不少①参考《京报副刊》1926年2月8日《关于<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的疑点和妄度》、1926年2月22日《征求性史的讨论》、1926年3月7日《对于征求性史的忧虑》等文章。，而应征的文章却不过区区十数篇，这让张竞生大失所望，其性学研究的计划有可能因此而搁浅。情急之下，张氏在收到的征稿中选出七篇，加上自己的按语、序言、赘言，还有那篇《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总共不足六万字的小书，由北大优种社印行出版。目的在于引来更多投稿，使他的研究计划得以继续，所以张氏尚设想有多部续集的出版，才把它定名为“第一集”。而此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给张氏后半生带来难以摆脱的恶名，是张竞生所始料未及的。

《性史·第一集》甫一出版即畅销异常，深受读者喜爱，然不出一个月，即遭到北京警察厅查禁②见1926年5月28日上海《申报》第5版。；又因天津南开学校学生在斋务课看《性史》而遭没收，校方上书当局，于1926年8月此书在天津也遭查禁。由此引来了各界报刊对张氏的讨伐，指斥其出版淫书、宣扬色情、污化道德。周作人则在《语丝》上发表《南开中学的性教育》一文，认为“这种用一张名片送人到知县衙门去打屁股的办法，总不是教育界所应有的”。［7］言语背后透出周作人反对利用政治力量粗暴干预学术的态度，是其反抗强权的精神体现。周作人是张竞生早期学说的包容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他的学说。

张竞生征集性史的出发点是求真，以便“周知国人性的真相”，自言“为学术而学术”，为了“科学的研究”，认为“性的学问比什么学问都重要”，又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对性问题的漠视，以及因这漠视所带来的恶果。如其在《性书与淫书》中所说：

我鉴国人因为太不注重性的问题，遂生出了两个极恶的结果。一边，则对性问题，一言不敢道及，一字不敢写及，以致养成了一班虚伪假饰的道学派。一边，则因人类性的要求不满足，遂产生了一班闭门杜撰，向壁虚构的淫书家。道学家的制欲，与淫书家的纵欲俱足以摧残人性。［6］5

张氏知七篇性史皆为论料，故在各篇《性史》后附写的按语中，使用了“第三种水”“避孕”“手淫”等概念，有意将之往“科学”归纳的方向延伸。张氏编著的《性史》作为一种出版物，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遭受各界攻击，主要原因还在于对“性”进行赤裸裸的展示与讨论，触动了传统“卫道者”，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中国传统道德。周作人在评价《美的人生观》时，认为“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8］，这一评价对张氏的《性史》也同样适用。周作人对此采取的是默许态度，但多数人并不如周作人等思想相对开放者一般的宽容。

《性史·第一集》遭禁，张竞生也因此遭受骂名。更严重的是，坊间出现了冒用张竞生之名出版的《性史》各种续集，致使张竞生多次在《申报》《新文化》杂志上发表声明，澄清事实。“自我得知《性史》第一集出后，模仿之众，流弊之多，我即声明将《性史》第一集毁版。”［6］25将《性史》毁版，对张竞生而言，也是无奈之举。然而《性史·第一集》遭人诟病，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占主要篇幅的七篇“性史”皆是为研究性学所征集来的待研究材料，而正如周建人所言，论料只有研究者可见，科学知识的普及则需要研究者以科学分析的形式呈现，无需文学笔法，只要符合科学实际，达到科普效果即可。但张氏立足于科学态度，却鼓励以艺术的方法，用文学的笔墨来书写。当他将这些用文学笔法写出来的个人性经历出版以后，其中一些篇章即同某些自然主义的作品类似，难以摆脱色情文学的诟病。从这个角度讲，《性史·第一集》的出版及其争议可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而作为一册科普读物，则名不副实，更何况，张氏所持“科学方法”以今天看来亦不甚科学。由此引来周建人、潘光旦等生物学、遗传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们的质疑和挞伐，也在情理之中。或如周建人所言“《性史》这书的重要，在科学方面并不多，在‘爱的艺术’这种运动方面或者比较些的有意思。”［9］

张竞生游学西方，博士论文做的是卢梭的教育思想研究，受卢梭为人与思想的影响较深，对比中外文化氛围，深感国人对“性”的无知，性学不振将带来社会恶果。张竞生以启蒙者的姿态，呼吁国人重视性的问题，探索性的学问，在1920年代以出版《性史》的方式，言人之所不敢言，振聋发聩，可谓开风气之先。其性学实践，有不可师法处，经多方打压，影响不甚深广，但作为一个敢于直面“性”话题的先驱者，其探索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三、性育实践的重心偏移

张竞生提倡性学，出于他的家国关怀和改造社会的目的。“在《性史》畅销之后，他十分高兴，常以中国的Ellise①El l i se，即Havel oc k El l i se，通译哈夫洛克·霭理士（一译埃利斯，又译霭理斯，1859-1939），英国心理学家，代表作《性心理学》等。张竞生曾着力于霭理斯著作的编译工作。自居，要到各处去周流讲道。”［10］1926年张竞生离开北大后辗转汕头、广州，到达上海，《性史》所遭受的打压并没有让张竞生退却，他于当年11月开始筹办《新文化》月刊，次年1月《新文化》杂志创刊号出版，5月张竞生筹办的“美的书店”开张。张竞生的性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新文化》杂志和“美的书店”所编译出版的“性育小丛书”“审美丛书”上。在《新文化》杂志上发表的二十余篇文章里，张竞生较为完整地阐释了他的性学理念和性教育措施。作为宣扬性育思想的一个阵地，仅仅六期即宣告停刊的《新文化》杂志也展示了张竞生与各界的论争，体现了张竞生坚持“真理”的勇气。

在张氏看来，只有在男女双方皆得到性欲望的极致满足时，方能获得强壮的胚胎，才有产出强壮胎孩的可能。于是张竞生提出了最受争议的“第三种水”概念，认为男女性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在于女性是否出“第三种水”；并且为提高性器官的活力，又提出了“性部呼吸”和“丹田呼吸”的概念，追求艺术的、美的性生活，最终把严肃的性育话题转变成了性快乐的追求。无论是“怎样使性欲最发展——与其利益”还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欣”，这一类“性趣”问题的探讨，都不是张竞生的最终目的。张竞生所追求的性快乐，并不是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不是纯粹的身体解放与性自由，而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带着功利性目的的。“性趣”是张氏性育观所追求的，但“享乐”并不是性的终极目标，生育出强壮的子女才是性的目的。故而，张竞生的性育理念还是无法摆脱“我们华夏民族最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即：性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不能有其独立的目标，它必须是为某个其他‘大目标’服务”［11］。张竞生的性育实践出于家国关怀，认为想要改变民族劣败地位，则须人种强盛，那就需要节育，需要提高人口质量，于是便需要“美的性育”。由此张氏的性育重心转到了性快乐的追求上，转到了性器官的锻炼和性生活技巧的指导上，发表在《新文化》中的多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一话题，这在张氏的思维中自有其自洽的逻辑，但却免不了遭人诟病。

当论辩者们攻击《性史·第一集》为“淫书”，指责张氏提到的“第三种水”是一种伪科学，“性部与丹田呼吸”是“道士思想”时，张氏不得不凭着他有限的性学知识站出来论争，为他的动机辩护，为他的“科学”理念辩护。张氏辩称：“我不是真科学家，也不是假科学家，更不是‘无科学家’。但我比此更高然超然的。我是一个‘常识家’，有时又是哲学家，有时更是艺术家。我所说的，不过是一班普通人能懂的常识。”［12］张竞生的性育理论多是从自身的生活观察得来，从亲身经历的体验得来，如张氏认为性欲强弱决定了一个人的相貌和体型，国人性欲弱，故而缺乏生理上的“性美”，“中国人生出来就丑”。［13］从科学的角度上讲，这样明显带偏见的学说无疑缺乏足以让人信服的依据。张竞生的性教育观并没有从中国传统的性观念中超越出来，也无法给国人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科学方法。

无论是节育措施的无法实现，《性史》的遭禁和毁版，还是性教育实践的重心偏移，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想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张竞生以启蒙立场而发起的这场性学运动，终究是失败了的。造成这一结果的，既有时代的原因，社会风气使然，科学技术层面的限制，也有张氏自身性学理论缺乏和科学知识不足的原因，当然也与其本人的浪漫气质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性”有了更加客观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性学实践的先驱者张竞生也必然有新的更加全面的评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张氏的理论与实践存在大的缺陷与局限，对张氏的重新评价也不应是对过去时代的不公评价的颠覆反转，不应为了“正名”而“抬高”其地位与学术价值，而要给予真相的还原与观照，探寻一个既不被恶意贬低又不被故意抬高的真实的“张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