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悦

（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序言

众所周知，《大学》本为《礼记》中一篇，后经朱子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中庸》并称四书。在经学史上，四书中引起争议最多的当属《大学》，不仅是《大学》地位的变化、作为单行本刊行的过程、关于作者的考证等，还包括具体内容中关于明德说、格物说、误字说、错简说、阙文说等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归结于朱子，因为朱子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分离出来并著述了《大学章句》，重新对“明德”和“格物”加以了解释，在主张误字说、错简说、阙文说的同时，还对《大学》的原文进行了重新调整并补充了阙文。他这种从疑注到疑经再到造经的做法，可以说是中国经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正可谓功也朱子，“过”也朱子。

虽说朱子的《大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对于《大学》的解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观点。就朝鲜末期实学的集大成者茶山①而言，他也致力于《大学》研究之中，著述了《熙政堂大学讲义》（28 岁）、《大学策》（30 岁）②、《大学衍义》（53 岁，共3 卷）、《自撰墓志铭》（61 岁）③等。其《大学》观主要体现在《大学公议》和《大学讲义》中。

具体而言，《熙政堂大学讲录》记录了茶山28岁（1789 年）时作为内阁的抄启文臣，在昌德宫熙政堂给正祖和众多抄启文臣讲授《大学》的内容以及相关问答，可谓是一种讲课记录④。后来，茶山流放康津，在著述《大学公衍》的过程中对《熙政堂大学讲录》重新进行探讨，对其中的观点加以改正或补充，并命名为《大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