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凯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1917 年毛泽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丰富了中国近代的体育哲学理论，一直为学界所推重。如果把《体育之研究》放置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大讨论的背景下来考察，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给予国民性改造提供了一条有别于鲁迅等人的不同进路。

一、近代以来的国民性讨论

近代以来针对国民性改造问题，从晚清严复到民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那里都有所论及。不过，在严复那里所论及的国民性改造，并不是针对中国人身上的所谓“劣根性”进行批判，他所抨击的还是围绕专制制度对个人的伤害，严复曾说：“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1]36严复早年留学欧洲，他所论及的国民性问题，目的是想用一个与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新国民来取代过去的“草民”，以期建设一个通往现代且能与西方正常打交道的新社会。所以，严复是从制度层面入手，建设新国民。

到了康梁这里，他们所论及的国民性改造，既有对制度的批评，也有对国民性的批判。康有为力推孔教，有其对于国民性的观察，他认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