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宇剑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在风云激荡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无疑是一位先驱和领袖级的人物。“自古成功在尝试”，“但开风气不为师”。由“言”而“行”，从理论到实践，胡适对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问题，郑重而且慎重地提出了一系列“负责任的怀疑”，“作负责任的批评”，[1]296并且以务实的心态，进行“有为的建设”。[2]62正是秉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陈平原将之解释为“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补天而非拆台”，即“建设者的姿态”[3]79——胡适在国文教育改革中，尤其是在新学制的制订、颁布与实施方面，在国语文教材的编选方面，最大程度地促成了变革的进行和成功。胡适在国文教育之建设性改革上的贡献，对于今天语文教育诸问题的解决，不无借鉴性意义。

一、从文学革命到“文学的国语”

尽管胡适早在主笔《竞业旬报》时期就已经关注教育问题，但从其深度参与中学国文教育改革上来看，胡适的前奏性行动当为“文学革命——国语建设——国语普及与提高”。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4]159。新文学在与传统文学（“旧文学”）的紧张对峙中建构自我，试图以白话的语言和自由的文体，来盛装新内容和新精神，完成全面的蜕变与更生。在这个过程中，“白话”渐次成为新文学最为重要的标志性形式。1918年，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贡献他“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表示“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推进文学革命，“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