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清 梁震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发生深度转型调整。基层社会愈发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和人际陌生化，致使国家和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全景式”管控受限，[1]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出现且日益错综复杂。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大流动中国按下了“暂停键”，给整个社会提供了难得的集体反思契机。当前，基层社会从疫情刚发生的社区封闭式管控过渡到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面临进入疫情过去或即将过去的“后疫情时代”。从疫情防控社会集体动员、社区封闭式管控到分级分区防控过程中，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经历从“常规型治理机制”到“运动式治理机制”，再到恢复“常规型治理机制”的转变。①同时，在遭受重大危机事件之后，社会公众的应激反应使得整体性负面社会情绪滋生蔓延，如社会恐慌、痛苦、焦虑和冷漠等，烦闷、压抑的不良情绪和心理是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的导火索，社会稳定面临诸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安行政力量维稳压力骤增。

一、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纠纷特性与化解之难

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深度影响下呈现出诸多特性，使得社会矛盾纠纷化解陷入瓶颈。

（一）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纠纷特性

1.成因复杂化。后疫情时代的社会矛盾纠纷是现代化和突发疫情对社会共同作用的结合体，社会、心理、经济以及政治等因素交错糅合，使得矛盾纠纷成因越发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