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娣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引言

在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史研究中，两次易服及其带来的身份演变是研究的热点。关于传教士易服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考证易儒服的时间、地点、动因等史实[1]；二是关注传教士的两次易服，肯定第一次易服（从中式普服到僧服）的重要性，认为两次易服本质上都是文化适应策略的反映[2]；三是将传教士的易服事件置于明末中国社会和东南亚传教区的复杂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全面探究易服的历史动因及由此带来的影响[2]。现有研究已明确明末来华耶酥会士从“西僧”到“西儒”的转变不仅是服饰的更易，更是在华身份、传教策略、文化认知的变化。那么在易服的标志性事件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在无形中推动事件的发展？易服是“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之举，是向社会上层和主流意识的屈从”[3]抑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适应和自觉重建？本文将重新审视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两次易服及身份演变，试图呈现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认同、思考、比较和重建的过程。

一、由外而内的文化适应：从“耶稣会士”到“西僧”

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由时任耶稣会亚洲区巡视员的范礼安神父提出，在当时的耶稣会是创新之举，他认为传教士应该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及生活方式，适应当地习俗，尊重当地传统。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将其文化适应策略描述为：“很明显他的目的不是把远东人民‘欧洲化’，而是在遵守耶稣会教义和规范的前提下，让传教士们在印度成为印度人，在中国成为中国人，在日本成为日本人，即适应本地的衣食习惯和社会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