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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1869年—1926年中华内地会在江西传教活动

2018-09-26熊莎

青年与社会 2018年18期
关键词:传教

熊莎

摘要:中华内地会是一个超宗派的国际性传教组织,是来华130多个传教差会中最大的一个,也是传教士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大差会。中华内地会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华内地会的研究仍有空白之处。文章从内地会的创建出发,探寻了内地会在江西的传教状况和影响,以及传教士高学海(J.ECardwell)在江西的传教经历。

关键词:中华内地会;传教;高学海

中华内地会由戴德生创立于1865年,创始人戴德生出生于1832年,英国约克郡的邦士立镇的一个教会之家,戴德生的父亲是卫理公会地方牧师,母亲也是牧师之女,戴德生从小就在充满着浓郁宗教气息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他于1854年抵达上海,开始在中国传教,但是戴德生一直都想深入中國内地传教,但在当时清政府只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准许外国人人内地旅行,这使得戴德生喜出望外,不久就前往英国准备内地会创办事宜。1865年6月27日,戴德生以“中华内地会”为户名,用十英镑在伦敦郡立银行开户,成立了中华内地会,并将内地会总部设在上海。

内地会与瑞典来华差会,瑞典圣洁会,瑞华盟会系,挪威来华差会,德华盟会系,芬兰自由会系,立本信差会和独立会系共同合作推进中国内地传教事业。并真正成为了一个跨宗派的国际性传教组织。

内地会的一大特点是不太重视中国上层社会的传教活动,也不太重视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华内地会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力并不如其他一些传教差会。但中华内地会却一直深入到中国边界的藏疆地区传教,并且独创性的让女性传教士前往内地传教,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基督教新教在江西的传播溯源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开放了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营口、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十处通商口岸,且明确规定给来华传道者予以保护,即其第二十九款:“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天津条约》的签订,让西方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众多基督新教传教使团开始纷纷前往中国内陆传教。

江西虽地处内陆,但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靠近浙江等沿海开放省份,而九江地处长江和鄱阳湖的交叉口,在《天津条约》签署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众多的基督教新教传教使团开始前往江西省传播基督教,吸纳教徒。最先到达江西传教的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清同治元年(1867),卫理公会传人江西,首先在九江立足。在九江,外国传教士们利用行医、办教育、建教堂等手段,积极物色传教士,发展教徒,进行传教活动,扩大宗教影响。”

1869年,中华内地会开始派遣传教士前往江西传教,内地会派遣到江西传教的传教士为高学海夫妇。1869年,高学海夫妇来到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城市九江,并在九江建立了内地会在江西省的第一个布道站。1873年,高学海夫妇在九江以南,鄱阳湖畔的大姑塘镇(今九江庐山区姑塘镇)建立了内地会在江西总部。“此后内地会在江西的传教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区域:(1)赣江西部和西南部;(2)主要由女性传教士负责的广信河东部;(3)由德籍传教士蒙德理牧师负责的抚州府、建昌府和南丰府”。

二、高学海在江西的传教活动

高学海是内地会在华著名传教士,1830年出生于英国,1868年,他参加内地会来到中国,1869年携妻子一起来到江西省传教,自此,其大部分的传教生涯都在江西省度过,在江西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巨大的影响力。1892年到1898年,高学海住在上海,担任美国圣经公会的代理人,1918年88岁的高学海在上海逝世。

高学海到达九江后,在九江建立了内地会在江西的第一个布道站,开始传教、吸纳教徒,但是效果却不如人意。“1871年,高氏开始有计划地在江西全境旅行考察,先后3次长途旅行到1872年9月共走了102个地方。第一次旅行沿赣江流域向南抵万安县,第二次旅行在鄱阳湖周围各城镇,第三次旅行溯抚河向南抵抚州,后又沿信江抵贵溪县。1873年,高学海在内地会上海总会的帮助下,在九江南面,鄱阳湖畔的大姑塘始建江西省内第一座内地会总堂,5年后又在大姑塘购得一恒产业作为内地会在江西省宣教事业的总部。1877年,又开始在玉山县冰溪镇建造信江流域的第一座总堂,计占地5亩多,大小房屋5栋,住房50多间。其后,内地会在江西省的传教事业沿信江流域向东北部,先后向赣江流域之北、西、南三部,继由抚河向东南部。赣江流域的传教事业较后开辟,直到1889年才开始有定期的巡回布道工作。”在传教士交流传教心得和消息的《教务杂志》上也有对高学海1971年在江西旅行的记载:“1871年6月6日,传教士英格和高学海的鄱阳湖之行结束,返回九江,在鄱阳湖一带出售圣经书籍和传教。”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伴随着重重困难。一方面,有来自中国本土人民的漠视和反抗,内地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时皆身穿清朝汉人服装,以此来消除与当地人民的隔阂。内地会女传教士蓝和雷曾在《亿万华民》上记录了自己在江西省玉山县传教时的场景,当地的人们对外国传教士充满了好奇,总是要摸摸传教士的手和衣服,想要找到彼此之前的不同。在那种情况之下,很多当地人跑去听传教士布道更多还是为了猎奇,而不是真正地想要信仰基督。另一方面,传教士本身还要克服诸如水土不服、医疗卫生得不到保障等问题。“1874年6月20号,高学海夫人因身体欠恙,必须回到英国疗养。高学海陪夫人取道日本乘船前往英国,在陪同夫人到达新加坡后,高学海又一人返回位于江西省境内的布道站继续传教事业。”“到了1883年5月16日,高学海的大女儿安妮又由于疾病,在江西大姑塘去世。”

1875年开始出版发行的《亿万华民》是中华内地会内部传教士发表个人传教成果和分享传教经验的刊物。1878年的《亿万华民》上刊登有这样一篇文章,在一次传教士大会上,传教士高学海与众人分享了自己为何信仰基督,随后便谈道了自己在江西省的传教经历。“戴德生先生讲到了我在中国江西省的传教活动,江西省人口2400万,面积远大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和。如果你们也能看到当地人民信仰的缺失,也一定会像我一样想要前往当地传教。”此外高学海还提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普遍偏见,并认为在自己看来中国人十分亲近友善,乐于接受基督教思想,另外还提到在江西有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时常会去听他作的布道,并且鼓励其他年轻传教士跟他一样前往中国传教。

1879年发表的《亿万华民》上刊登有高学海写给一个传教士海文启的一封报告在华传教情况的信件,信中高学海提到,“我感谢上帝赐予我的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大姑塘布道所、教堂以及学校房屋(这间学校指得是内地会在九江设立的男童寄宿学校),另外你肯定了解到了我们在江西河口镇建立布道所的消息,河口距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700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已经在贵溪县租下了一间房舍用作布道,距河口有两天的行程,在中国春节过后,我想派遣一名传教士及其家人前往那里传教。”从高学海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河口镇建立了布道站传教,并且也正在准备开拓贵溪县的传教事宜。1880年和1881出版的《亿万华民》中分别有高学海对自己在江西传教活动的报道,其中在1880年的《亿万华民》的报道中,他这样写道,“我今天有幸乘船去往了广信府,当地天气恶劣,一直下雨,洪水暴涨,当我到达玉山县时,却很遗憾地发现当地并没有任何的教堂。我住在旅馆时,有几个人前来拜访了我,玉山县不大且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破坏,但是因为靠近广信河,贸易还算发达。”在这段时间,高学海已经开始前往广信河流域附近开辟布道站,另外在1881年的《亿万华民》的报道中,又记载“高学海去往了鄱阳湖流域,并且在1880年11月成功地在鄱阳湖区域洗礼了一名教徒王先生。”高学海一直尽心尽力地在江西传教,在江西不断地开辟出来了新的布道站,以及发展教徒。1918年,高学海在上海逝世,同年,《教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悼念文章,回顾了高学海的生平以及他为在华传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文章大意如下:“高学海于1830年9月26号出生于英国伦敦,后搬到德文郡,并且成为当地教会的一员。高学海在很早便下定决心要投身于传教事业,由于父亲早逝,他很早便承担起了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一直到高学海39岁时,他要前往中国传教的梦想才真正开始实现,他加人了中华内地会,并于1868年3月到达中国,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省传教。一直到1988年,高学海开始加人到基督教文学协会的则政部工作,他工作尽心尽责,待人友善、真诚、兴趣广泛、富有同情心,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上帝。”

三、内地会在江西的传教状况及影响

中华内地会在江西的传教状况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66年到1874年,这个阶段是内地会的初创时期,在江西的传教事宜开始有了进展。这段时期,中华内地会只在江西的九江和大姑塘两地设有布道站。第二个阶段是从1875年到1890年,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内地会在江西传教的茁壮时期,内地会在江西传教效果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新的布道站不断得到开拓,教徒人数不断增加。第三个阶段是从1891年到1926年,这个阶段是内地会在江西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地会在江西的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除此之外,外国传教士人数和中国教牧人数都得到了增加。

晚清民初,西方基督差会在中国传播,对中国社会和近代化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创办医院、教育和教堂这三种方式进行实现。内地会不太注重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论是在江西还是全国其他地区,创办学校也仅局限于小学教育为主,整体而言对江西省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

内地会在江西传播,除去一方面依靠创办学校来吸引教徒,并对江西教育近代化施加影响之外,还利用创办医院来进行传教。内地会总共在江西省境内只创办了两家医院,这两家医院分别是;1911年于鄱阳创办的“博爱医院”,这是江西内地会早期全省最大的一家医院。另外一家医院是1926年于上饶创办的“生命医院”。内地会在江西创办医院虽初衷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吸纳教徒,但由于医疗水平较高,也为江西省培养了本土现代西医人才,所以对于江西医疗近代化所做出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

截至到1926年,雖然内地会在江西教育事业上仍然注重初等小学,医疗事业规模也较小。但可以发现江西内地会教务实力不论是在布道所及传教站数量,外国传教士人数,中国教牧人数,守圣餐者人数还是学生人数方面都具有非常强的教务实力和影响力。

四、结语

中华内地会进入江西时间较早,更因其是一个跨宗派的国际性传教组织,在江西省境内传播范围广,传教事业突出,在江西省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在晚清以来江西省近代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主要在基于内地会教会杂志《亿万华民》和《教务杂志》以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华内地会在江西的传教活动以及传教成效作了一个梳理。另外,现今在江西省仍然还有众多隶属于内地会的基督教信徒,希望通过对内地会在江西活动的研究,可以对近代来华传教使团在华传教活动有一个客观清晰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M].江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2-43.

[2]江西省志.江西省宗教志[M] .上海:方志出版社,2003:321,334.

[3]林美玫.信心传教—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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