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天译，梁堂华

（长沙师范学院 徐特立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100）

引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特立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到长沙领导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驻湘期间，徐特立尽管已是花甲之年，却老当益壮，积极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当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主张，领导开展各种抗日宣传及后援活动，动员群众加入抗战队伍，直到1940年8月离开长沙返回延安。其间，针对广大妇女，徐特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一、撰文指出妇女工作的重要性

徐特立一生留下了不少教育、政治以及学术研究方面的著述，后人将之编成了180万字的《徐特立文存》，但他自己却称：“我是一个极不爱写文章的人。”[1]55然而，“最近三个月，我离陕北来到长沙，正是上海失陷以后，南京行将失陷的时候。国家存亡，摆在国人面前……我也正坐在狂风巨浪漂泊的舟中，而把舵者十分感觉把握的困难，逼得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1]56之所以这样，当然是为了广泛地宣传抗战。在这些文章中，徐特立经常谈到妇女抗战的问题。

第一，上战场毫无疑问主要是青年男子的事，但是非常需要得到父母、妻子的支持，这样不仅能消除男子当兵上战场的顾虑，更能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为此，在《加强农村工作是战胜之最大保证》一文中，徐特立写道：“动员民众抗日，首先应该做父母和妻子的工作。如果我们使做父母的都劝儿子去当兵，每一个做妻子的都劝丈夫去当兵，父母妻子不拖尾巴，儿子丈夫就减少了留恋家庭的情绪。”[1]68“我们应该发动更广大的慰劳工作，减免出征军人家庭的捐税租息，不出征的人帮助出征军人的家庭一切的工作，代他耕种，代他收获。妇女做衣做鞋袜送他们，儿童给他们看牛砍柴。总之要动员一切力量来广泛地慰劳出征军人和他们的家属。”[1]69他还说：“如果单靠政府的津贴，这种鼓动是很薄弱的，应发动更广泛的慰劳工作，其中重要的是发动妇女做衣做鞋袜送他们。激发士兵热爱家乡、勇敢作战。”[1]69

第二，妇女虽然不一定直接上前线，但是她们同样能为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保卫湖南以及保卫武汉的基本问题》中，徐特立特意提出要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工作：“妇女和老弱分配侦察汉奸、检査行人工作并帮助耕种和慰劳伤病员。一切青年和成年，不分男女成份，都须鼓动他们自动地加入武装及半武装的组织，编成成年自卫队和青年自卫队。”[1]111他还说：“全体妇女，当有妇女特殊的组织，在经济上政治上当给妇女以相当于男子的权利及分配他们以下列的特殊工作：1.无报酬地帮助医院中的伤病员洗衣补衣缝衣。2.做鞋子、草鞋，慰劳前方将士，有钱的出材料，无钱的出人工，按能力大小自动的承认一定的数量，不用强迫的方法，不釆取平均主义。”[1]112

二、支持创办妇女专刊

驻湘期间，徐特立对《抗战日报》《观察日报》以及《力报》等新闻界媒体给予了及时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他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抗战日报》和《观察日报》上。当时湖南一批青年男女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协调奔赴延安。其中有人写信回来介绍延安的情况，也能在以上报刊发表[2]166。这些青年当中有不少就是湖南各校的女学生。

《观察日报》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长沙，名义上由党外人士唐文燮出资创办并担任社长，但主持报社笔政和事务的却是潘开茨、黎澍、邓克生等共产党人。1938年5月正式成为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创刊和编辑出版，得到了徐特立的大力支持。黎澍回忆：“在筹备出版《观察日报》的时候，大家都渴望徐老来同我们谈谈。徐老生于1876年，这时已是61岁的人了，精神矍铄，一约即到。见面那么样的亲热，似乎是老相识，讲话滔滔不绝。有时我们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可讲了，他用手肘碰一碰坐在近处的人，用长沙土话说一声‘还有一点子’，就又讲开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那样平易，仿佛是第一次见到的一个平等待人的人。他胸怀坦率，无所忌讳，也没有那样一种对人的猜疑，而是同志式的信任。”[2]173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徐特立的《保卫湖南以及保卫武汉的基本问题》一文刊登于1938年7月22日的《观察日报》，文中有较多关于动员妇女支持抗战的内容。

《抗战日报》则是在徐特立支持和指导下，由田汉、廖沫沙等创刊于1938年1月28日，田汉任社长，廖沫沙任主编。田汉是徐特立1912年创办并担任校长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本科一班学生，廖沫沙则是该校本科六班学生。《抗战日报》社址当时在长沙市皇仑坪28号远东电影院二楼。创刊初期，徐特立几乎天天去报社，指导办报工作；有时晚上讨论太久，时间不早了，徐特立不回通讯处，就在报社打地铺睡一晚。报纸创刊后，每期社论由徐特立审稿发排，他还亲自撰写社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为加强宣传的针对性，《抗战日报》分7个专刊，每周轮流出版：《抗战青年》（周一）、《抗战教育》（周二）、《戏剧与电影》（周三）、《抗战妇女》（周四）、《诗歌战线》（周五）、《抗战工人》（周六）、《抗战儿童》（周日）。《抗战妇女》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妇女的命运与全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参加抗战才是挽救妇女命运的途径”[2]192，呼吁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抗战。

《戏剧与电影》专刊由女电影明星胡萍主编。胡萍是湖南长沙人，在田汉的帮助下进入上海戏剧界。她多才多艺，能编善演，人称“作家明星”。1937年她主演了田汉改编的影片《夜半歌声》。这部以“恐怖片”为表现形式，讲述革命青年在军阀统治时代遭受残酷迫害的悲情电影，有着鲜明的反封建、争自由的思想，迎合了当时人们渴望投身抗战的主潮流[3]。田汉编导、她主演的《青年进行曲》，也对抗战起到了极大的宣传动员作用[3]。抗战爆发后，胡萍回到长沙，利用自己的影响，鼓励社会各界包括广大妇女投身抗战。

《抗战妇女》专刊，先后刊发了易蕾的《贫女访问记》、远植的《妇女游击队中的工作》、何茜丽的《知识妇女到农村去》、易超的《乡村姊妹等着我们》、愈辛的《沅水的女儿们》等文章，对于动员广大妇女投身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193。

此外，《抗战工人》专刊刊发过一个女工撰写的通讯《抗日与生活》，描述了女工当时的苦难情况[2]193，激发了妇女投身抗战的决心。

三、指导妇女社团开展活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当时湖南成立了一些妇女社会团体，开展抗战宣传和组织工作。徐特立支持、指导这些妇女社团，开展各类活动。

1937年底，徐特立应湖南妇女界的罗琼、王庚玖、梁淑德、孟素等人的邀请，参加由她们组织的各种座谈会[4]149，宣传革命思想、解读时事局势、鼓励妇女进步。

1938年，徐特立先后接受省学联、妇联、中央戏剧学校等单位邀请，作团结抗日的演讲[4]151。徐特立还指导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组织读书会、戏剧队、劳动队等各种会社、团队，吸引群众前来参加。其中，不少妇女也参与到这些会社与团队之中，热情高涨。

育英学校是当时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徐特立经常到育英学校指导工作。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共党员潘开茨、石木烂等在育英学校举办了一个“读书会”，吸收了校内外一百多名男女青年参加该读书会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时事座谈会[5]。1938年，育英学校与分校合并迁往农村，此时的学校党员教师中，包括了戈明（龚金球）、王若沙等一些女教师。女教师党员们积极配合学校组织生产支援活动，开垦荒地，还组织农村妇女和学校女师生一起，为前方战士日夜赶制寒衣。学校还组织全体女师生们做军事训练，大家都情绪激昂、精神振奋。

徐特立早年曾创办私立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并入长沙县立师范。在徐特立驻湘工作期间，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及师范附属小学内的中共女党员，和周南女校、自治女子职业学校等女党员都相继成立了地下党组织，配合抗战工作①76。

从徐特立1938年9月撰写的《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可以得知，当时在湖南成立了许多妇女社会团队，这些团体在抗战初期的民众动员、抗战宣传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

妇女慰劳将士委员会。这是“湖南工作最活跃的一个妇女团体”②157，由省主席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负责。共产党动员了周南、民宪、含光各女校的学生约两百人加入，进行支援抗战的工作。当时，长沙的各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均分配有妇慰会的工作团①245。这些服务的妇女们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在社会人士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有不少人受到深深感动②158。妇慰会在伤兵医院还成立了俱乐部，女校学生为伤兵写信、唱歌、读报、教音乐、教识字①245。妇慰会的壁报团有十余人工作，每三日一次，在各伤兵俱乐部与难民收容所办报，该报篇幅大，带色图画多，在长沙街头的壁报中也算是最活跃最能吸引群众的一个壁报。妇慰会曾办过几期救护警察妇女训练班，每期人数不多，仅三、四十人②158。

训练妇女民众的“干部学校”，也是张素我主持，主要招收共产党周围的进步分子。学校有学生三百余人，教员十余人②159。学校严格管理，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各县进行妇女培训工作。

湖南妇孺教育院。约七、八百人，院中学员是难民中抽出来的，地址设在湘西凤凰，院长黄湘。该院有党的专门人员在此工作。该院举行的游艺、募捐活动都相当不错②159。

湖南儿童保育院。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抚养他们并给他们教育的机会。设上、下两个分院，一所在长沙，一所在湘西①245。

基督教长沙女青年会。入会者多数为初、高中女学生。她们为社会提供物资生产，为社会募捐。团队成员还进入每家每户进行抗日宣传。女青年会下，有一所三十余人的妇女补习学校；一所高、初中女学生组成的三、四十人的高级训练班；一所三十余人的妇女缝纫工厂；一间图书室，一支七、八人的伤兵工作团；一支难民工作团，这些基本由党的同志负责指导。女青年会举行过几次晚会、几次募捐活动等②159—160。

湖南妇女抗敌后援会。在湘潭、岳阳、新化、益阳、澧县等地都开展过活动，进行过募捐、宣传、写慰问信、出壁报等，并举行“三·八”妇女纪念会，吸引了不少人②160。

各女校党支部。长沙的周南、民宪、含光、自治、长师、长师附小等女校均有党支部，最大者为周南，同志有十余人。各校大部分同志都参加学生自治会，配合进行妇女工作①247。

其他妇女团体还有抗敌工作团、歌咏队、剧团、读书会、座谈会等，其中较固定者有湘滨歌咏队、战时妇女座谈会等①247。湘滨歌咏队有四、五十人。战时妇女座谈会基本由女干部组织，每周公开座谈一次，请党部、政府要人的妻子参加，座谈会曾发展到二十余人②161。

徐特立在报告中提到了湖南十余位党的女干部，湖南的妇女工作团队多由她们组织开展，包括：长沙自治职业学校校长曹国智，《妇女日报》主编、湖南儿童保育院副院长黄时雨，湖南妇孺教育院教务长黄绍湘，等等②164。在她们的带动下，这些团队积极开展活动，妇女的热情高涨，起到了支援抗战的作用。

报告还指出，当时妇女工作存在许多不足：第一，在组织方面，当时十多个女校有党组织可起到推动群众的作用，但真正有妇女群众的团体只有几十个，约八、九百人，而且这些团体组织性不强，人员不固定。第二，湖南有女党员两百余人，但大多是学生知识分子，因此活动范围小，活动形式不多。第三，妇女团体的流动性大，不能利用它去扩大工作，展开与各地的联系。第四，湖南的女党员中，工人和家庭妇女占多数，农村妇女极少，活动关系也只存在于女工与农妇的已有联系中。第五，各级党委中只有长沙市委下有妇委组织，其他地方都没有。第六，妇女工作没有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只是依靠女同志开展活动。第七，部分妇女干部不团结，相互轻视，使工作受到损失。第八，有些同志虽然在学校或团体中取得了相当地位，但作用没有得到灵活的充分的发挥②161-163。这些不足，不仅是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是下一步工作应努力改进的方向。

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到邵阳[6]。在邵阳，徐特立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支持和指导妇女工作的开展。

1939年1月8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组织14个群众团体，在火神庙坪举行“反汪锄奸”集会。会上，徐特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深入浅出地阐述抗日必胜的道理，并引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古训，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批驳“亡国论”“速胜论”，鼓舞人民的斗志。当天会场流动募捐处，许多妇女把自己配戴的金戒指、金耳环等当场摘下，捐出抗日[6]。

1939年，崇实女校也由长沙迁往邵阳，学校教导主任胡芷青与陈碧萱、周立群、戴异等，经请示徐特立、王凌波同意，以崇实女校的名义发动邵阳各界开展为伤病员征募寒衣的大会，得到邵阳各界的广泛响应。学校师生公演节目两天，门票收入几千元，制作棉衣棉被，分送到各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员，得到各方的赞许③128。

四、鼓励女青年参加革命

徐特立十分重视支持和鼓励青年赴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为了把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徐特立是筹办人之一[7]。

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期间，徐特立更是利用身份上的便利，不断支持和鼓励男女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之路。当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管妇女工作的帅孟奇回忆：“为了向延安和抗日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干部，给党增添新鲜血液，徐老常常步行到工矿、学校、农村、码头，亲自在群众中了解情况，一旦发现好苗子，就告诉我对他们进行组织审查。他经常对我们讲：看一个青年要看他的主流，看他抗日进步的一面，只要他真心诚意地愿意为保卫国家而奋斗就可以，其他的缺点是可以在革命融炉中得到改造的。我们遵照着他的指导，输送了一大批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线。”[8]其中，就有不少优秀的女青年。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赵绿吟当时在长沙读中学，1937年底，她与好友刘肃慎、彭庆旨、毛仁材等人来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要求去延安学习。徐特立当即表扬和鼓励了她们，并为她们开了去延安的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她们立即着手做行前准备，如筹措路费、赶制毛衣，并将衣物分别托同学分几次带出学校[9]。为了秘密行动，出发的那天晚上，她装作生病去医院治疗，由同行的同学扶出校门，然后迅速赶到火车站与同行延安的同学汇合，并登上了往北的列车。火车在岳阳停留时，赵绿吟与好友匆匆见面，将写好的信交给好友，嘱咐好友捎给家中，以免父亲和叔叔担心。到延安后，赵绿吟顺利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她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被派回岳阳工作。根据湘鄂赣边特委的指示，中共岳阳县委改组为岳阳中心县委，负责岳阳、临湘、通城、湘阴四县的工作。赵绿吟被任命为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她在当地很快办起了几所民众夜校，自己参与讲课，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10]。1939年5月，赵绿吟奉调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妇女干事兼机要员。同年6月，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赵绿吟不幸遇难，年仅23岁。

醴陵进步女青年潘代清听说长沙组织战地服务团，她秘密联络7个同学报名，她所在的学校严加阻拦，前后门都加了两把大锁不准出去。她从防空洞中跑了出来，后来又被学校追了回去，并遭到停学两个月的处分。毕业前，她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经徐特立等人安排和帮助，去延安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成为了革命的战士[11]。

1938年，徐特立将小儿子徐厚本、儿媳刘翠英一同送去了前往延安的路。行前，徐特立的夫人熊立诚不同意儿子和儿媳妇去那么远的地方，或者，儿媳必须留下。徐特立劝说夫人：“儿子和媳妇是去学习，去干革命，应该让他们一起去，我们怎能将他们拆散呢？儿子媳妇，让他们总是蹲在自己身边，就会耽误他们的远大前程。父母痛爱子女，就要让他们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为社会做一番事业。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痛儿痛女。再说，他们到了延安，党会把他们教育得更好，我们完全可以放心。”[12]就这样，徐厚本夫妇去了延安，但命运多舛，在返回长沙时，徐厚本染上重病，医治无效去世。徐特立强忍丧子之痛，将儿媳刘翠英收为干女并改名“徐乾”，悉心关心、教导徐乾，将徐乾从一个农村妇女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12]。

五、支持创办妇女干校

进德女校由中共早期优秀党员郭亮的妻子李灿英创办。李灿英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1938年初调汉口做儿童保育工作。1939年3月，保育院迁往桂林，李灿英回到长沙。徐特立建议她回家乡铜官创办进德女子职业学校，培养党的干部。徐特立说：“灿英同志，根据你的所长，还是回铜官老家办学的好。铜官镇是一个工人集中的地方，大革命时期，郭亮等同志在那里领导闹革命，群众基础好。这次你们湘江特委又帮助那里恢复了党的组织，你可以办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斗争。你看如何?”[13]听了徐特立的建议，李灿英当即请徐特立写下“进德女校”的校牌。在徐特立的关心和支持下，李灿英在雍家坡选了一栋房子作为校舍，从自家的后山上砍了几十棵大树用来做桌椅和板凳，又从家里搬来缝纫机作为教学用具，学校其他的经费由家里的兄长承办。李灿英担任进德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第一期招收了40位成年女工，上午上政治课、文化课与职业技能课，下午学习缝纫。她在铜官窑镇发展了10多位进步教师和学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抗日救亡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到他们的行动，暗中监视进德女校，并将李灿英列入了逮捕黑名单中。1940年经党组织安排，李灿英秘密转移到衡阳工作，此后她就一直在衡阳等地进行革命斗争活动，直到1950年病逝。

结语

在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徐特立在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开展抗战宣传的同时，有针对性地面向广大妇女，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指导办刊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和生产后援活动，支持、引领女青年奔赴延安寻求救国之路，支持创办妇女学校以培养妇女干部，等等。通过这些工作，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支持了湖南抗日活动的开展。同时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力量，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妇女工作经验。

注释：

①长沙市妇女联合会.长沙巾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沙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90.

②湖南省妇女联合会，湖南省档案馆.湖南妇运史料选编(二)（内部资料），1988.

③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内部资料)，1986：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