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诗靖 杨钧宁 王梓凌 李霄鹤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已经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近年来，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中国乡村由于具有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其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表现出不同经济结构模式和阶级人口更新等一系列的“乡村绅士化”现象。伴随中国乡村绅士化的发展与推进，引发了乡村绅士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或置换、乡村景观空间的更新与重塑、乡村经济结构模式的建设与重构等一系列问题。本研究从中国乡村绅士化的角度出发，辨析中西方绅士化的差异，解释中国语境下乡村绅士化发展的背景与形成条件、发展过程以及影响机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以期为城市更新环境下中国乡村的转型、更新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绅士化;乡村绅士化;城市更新;阶层结构;经济结构;景观结构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020（2021）06-0035-06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Under Urban Renewal EnvironmentDeng ShijingYang JunningWang ZilingLi Xiaohe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350002）

Abstract：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his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due to the difference and pluralism of different regions，Chinese villages show a series of “Gentrification”phenomen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including different economic structure models and class population renewal.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a series of problems have arise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such as population migration or replacement，renew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spac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the authors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gentrification，explains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Key words：gentrification; urban renewal; stratum structure; economic structure; landscape structure

習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已经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中国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乡村凭借相对完好的自然与社会资源，也在积极践行新一轮的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但是，中国乡村具有不同地域性、差异性和多元性，导致其具有不尽相同的“乡村绅士化”特征，所以中国乡村绅士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根据其不同的乡村文化背景和经济模式进行相对应的认知与开发。本研究从中国乡村绅士化的角度出发，对中西方绅士化进行客观比较，阐述了中国语境下乡村绅士化发展的形成条件、发展过程以及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的制度、文化、社会、经济背景来探究其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与对策，以期为城市更新环境下中国乡村的转型、更新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1乡村绅士化的产生条件与演变情况

1.1绅士化的早期概念与发展情况

“绅士化”一词最初是由英国学者罗斯·格拉斯（Ruth Glass）于1964年提出描述英国社会城市化现象的，二战后伦敦内城社会空间的变化导致中产阶层进入衰败的工人阶层邻里进行物质环境更新并聚居，使得伦敦城内中产阶级的迁移使得工人阶级的人口置换[12]，从而引起城市社区变迁、城市结构变化的一个概念[3]。Neil Smith将传统的绅士化过程描述为中产阶级置业者、土地所有者与职业地产开发商对于工人阶级居住邻里进行占有和取代的过程[4]。绅士化的早期概念也强调了与城市更新（redevelopment）的区别，前者涉及场地原有建筑与景观的翻新和整修，后者强调在原有场地上进行新建活动。在此发展背景下，学者主张将绅士化概括为：①资本再投入;②高收入群体迁入使得原场地社会地位提高;③物质景观的新建;④直接或间接取代原住民群体。以此成为判定与分析绅士化对社会、经济以及人口重构影响的重要理论工具。

1.2乡村绅士化的产生背景与演变

1990年代，跨国资本与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开发进程，欧美国家追求更大范围内的发展空间，在区域城市内出现绅士化的扩散和重构效应，包括在城市边缘地区、文化遗产空间、商业零售空间、滨水空间、棕地、大学周边地区以及乡村地区进行开发和利用，进而导致原有社区的高档化与阶层化现象，由此萌生了商业绅士化、旅游绅士化、学生化以及乡村绅士化等概念[4]。而“乡村绅士化”的概念就是由英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所提出，他指出现代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出于对乡村自然环境和居住条件以及文化氛围的追求和偏好，寻求自然和谐宜居的休闲生活方式[5]，随着城市人群开始向乡村聚落进行移动和搬迁，农村地租和价值开始上升，乡村原住民以及租客很难支付得起租金，于是向着更加偏远的郊区搬离，进而导致乡村原住民的人口置换问题以及乡村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模式开始发生转变[6]。

1.3中国乡村绅士化的特征与定义

与西方背景下的“绅士化”研究不同的是，从中国近年来对乡村绅士化的研究和探讨来看，“乡村绅士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不仅仅是西方研究中的经济水平、阶层结构、文化水平等等所能定义和判定的。何深静等[7]认为乡村绅士化的主体可以是任何带有不同目的的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可以将绅士化看作一种广义上的社会空间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阶层的替换和农村人口的置换。从狭义上来看，中国当今绅士化的定义转变为资本力量与阶级力量对于城市空间，甚至是乡村空间的再造和重构的过程。即中国的乡村绅士化在客观上推动了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模式，为乡村的就业渠道和经济增长都提供了全新的帮助。从表1可以看出，绅士化演变前后在经济结构、政策环境、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前后差距较为明显。

2乡村绅士化转型期的发展特点

2.1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地租差”

乡村绅士化进程发展中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乡村经济模式的改变。乡村传统的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收益已经无法满足乡村绅士化进程中经济结构模式。Walker将加州中部社区的重建描述为“景观的自然资源生产以景观的审美消费为主”[7]。传统的乡村景观空间和景观要素对于进驻的城市中产阶级、投资家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和消失，更多的审美消费来自于乡村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一步成为城市中产人士“个人意志”或“群体意志”上的审美环境，进而根据这种审美意志进行翻新和改造甚至重建。乡村新建建筑和绿化用地的数量和价值日益增长导致中产阶级对乡村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建筑文化再利用的生产、消费和收益的创造。总而言之，“地租差”的概念就是将乡村传统的经济结构模式从原有的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等等原始产业转变为以城市绅士所意志和主导的审美主义经济模式。

2.2“后农业生产”带来经济铺垫

在西方的农业发展进程中，“后农业时代”的到來意味着农业发展形式的改变和进步，先进的技术和可得的机械促使乡村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和高收益。但是日益机械化的生产模式也造成了乡村的农业人口流失问题，先进的技术和全自动机械化的生产在给我们带来便捷和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转型时期的人口、资本的流动和缺失。在“后农业生产”的大背景之下，乡村绅士化的出现被看作是一种乡村土地脱离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之后的一种再投资、再更新的一种新型结构模式。Darling进一步指出，对于乡村土地的再投资并不在于对衰败的物质景观进行修缮，而在于充分的利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实现中产阶级对于自然环境的消费，以此实现乡村土地最大化的地租收益[78]。

3中西方绅士化的内外差异与演变机制

3.1绅士化形成前的“红线政策”

西方绅士化的前身来自于“红线政策”（The red line policy）的出台，美国历史发展的早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人口数量激增，随之带来的就是城市中的住房、基础建设、配套设施、公园建设等一系列移民现象导致的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措手不及，住房问题的搁置、配套设施的不齐全、物价飞速的上涨使得外来移民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得到好转。不平等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红线政策”，使黑人社区的土地价值日益衰退，导致没有企业家进行投资和建造，政府在相应的配套设施例如城市公园、游憩绿地、林荫大道等等方面也以忽视而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贫富差距明显，“贫民窟”“城中村”随之涌现。

3.2西方城市化现象的发展途径

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城市用地不断的对外加速扩张，城市自身的发展开始出现问题，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指数升高、城市交通拥挤、城市供需比例不均、犯罪率增长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使得现代城市的发展出现延缓、停滞现象，进一步的导致城市人口向着农村以及郊区进行回流。美国学者波恩在1976年首次发现和提出上述这样一个“逆城市化”的现象和概念（图1）。在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城市人民追求郊区和乡村自然环境的美好愿景的结果，自然原始的乡村环境、清新自然的林间空气、和谐共处的人居氛围、低廉的土地租金、更加长久的土地使用权都是吸引城市居民迁移郊区和乡村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导致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3.3中西方国家差异性土地制度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实行私有制，大部分的城市和乡村土地都属于个人所有制。在西方国家保障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想要通过市场将个人私有土地兼并在价格成本和时间成本上都颇高。这一些交易过程中的繁琐和瓶颈导致了西方国家土地兼并问题减缓，进而导致城市更新的步伐缓和，随之而来的好处就是西方国家人民的个人私有土地与住房财产得以保护，给“绅士化”进程和原有居民的迁移居住地提供了更长的缓冲时间和空间。中国采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土地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现行的公有制土地制度，城市人口以较高的效率和速度向城市边缘扩张和发展，国家将原本的集体土地征用变成国有土地，再进一步的将国有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其中的谈判和议价过程。城市化急速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中心地带的老旧住宅和社区的拆迁和翻新，以及城中村的涌现，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促使了“绅士化”的发展。

3.4中西方绅士化阶层演变机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论是对城郊、乡村的自然环境的向往，还是对乡村悠闲自得的生活氛围的喜爱，亦或是对乡村产生个人意愿的改造和具有个人目的性的更新，都导致了人口大规模且快速的向城市边缘化的乡村进行流动。然而，在早期的西方绅士化概念中，最早一部分的中产人士的进驻和投资使得乡村的原住民进一步的被外来城市移民所驱赶进而搬离，所以在西方的绅士化阶层人口流动中，产生了“中产阶级牺牲下层阶级，移民取代居民”的影响结果[89]。

然而，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较少存在“阶层替换”这一概念，在广州小洲村的绅士化过程中，城市中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和社会阶层的中产人士利用并投入一定的经济资本，对乡村个人的私有土地進行收购和投资，共同参与乡村的重建与翻新，进而对乡村经济身份的转变上进行了了良性重构，使得原住民主导的乡村单一阶层性演变成为了城市中产阶级人士——乡村原住民、城市艺术家——乡村原住民、城市景观投资者——乡村原住、民宿企业投资者——乡村原住民等之间的合作化多元性阶层结构，这是与早期西方绅士化进程中单一性的“阶层替换”截然不同的一个方面。

4乡村绅士化进程中的问题对中国乡村绅士化的启示

4.1城市更新中的“绅士化陷阱”

由于住房资源的紧缺、基础设施的缺乏、公共服务的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的涌现，政府的解决办法若是想仅仅将这些“不尽人意”的区域翻新、改造和重建就可以全面解决问题的话，那很大可能就会掉入“绅士化”陷阱中去。例如，在美国“红线政策”压迫和排挤下的黑人社区的住房紧缺、环境恶劣、配套设施不齐全、资源匮乏的问题被政府大力改善之后，该区域的土地利用价值就会随之升高，进而导致这个区域的房价和物价都会随之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中心的中产阶级投资者的入驻。随着市场目光的集中和热度的上升、房价和租金的压迫，导致该区域原本的黑人（或是乡村原住民）承担不起高昂的租金和物价，获得城市中产阶级投资者的有限赔偿款之后搬离这块属于他们的乡村土地。久而久之，城市更新后的“问题”社区又被原本中产阶级所取代，原住民也被城市中产阶级人士所置换，这些改造和翻新的社区和区域就随之进入了“绅士化”进程。

4.2“城中村”现象的随之而来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城市的不断扩张和发展将农村耕地和用地进行征用和建设，导致被征用剩下的自建宅基地被周围的城市包围，进而形成了乡村原住民居住的城市中的农村聚落。“城中村”没有获得城市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1112]，缺乏了本应该由政治支持并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及城市中具备的绿化系统。尽管“城中村”给市民带来的印象大多都是“脏乱差”“难闻”“治安不好”“违章搭建”等等，但是这些居住条件不好的小出租屋恰恰能为城市外来打工者提供生活的便利之处，区位方便、周边配套设施齐全、节省上下班时间等优势正是这些“城中村”得以存活和保留的原因。

4.3中国乡村绅士化发展的启示

4.3.1促进与加强村企合作

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积极推动企业进驻乡村开发和发展乡村旅游，采用政府、企业和村民三者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在三方良性的沟通和配合之下，积极发展“后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拓宽经济结构市场，积极开发第三产业，进而增加村民就业率，提高村庄经济结构效益。

4.3.2建设与优化物质景观

适当融入商业性景观，将乡村文化与城市现代审美融合，在保留和传承传统文化物质景观的基础之上，赋予其多元文化融合的商业化消费审美和特征。丰富当地传统物质景观成分，保留乡村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景观，进一步对其适当开发与利用、维护与翻新，发挥其潜在文化、艺术和经济价值，从而吸引更多城市旅游者，以带动乡村旅游经济蓬勃发展。

4.3.3丰富与拓展经济结构

通过村企合作的良性沟通，城市投资者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将村民自建房改造成为迎合旅游者偏好的民宿或餐厅，以吸引更多的城市旅游者进行消费，在此基础上，更多的第三产业开始萌发，融合现代化元素的咖啡馆、酒吧、纪念品商店、艺术商城等消费场所的出现，也进一步丰富了村庄的经济结构，拓宽村庄的消费领域，进而增加村民的经济收益。

4.3.4权衡绅士与村民博弈

由于城市绅士与乡村原住民生活背景、文化审美以及对自然的理解上的差异，导致二者在对乡村进行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博弈，二者在营建自己理想化的乡村景象的同时，试图将自身的审美意志糅杂进入乡村建设，以至于乡村呈现出多元化且不协调的物质景观景象[13]。根据研究和探讨，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绅士与村民进行多方位的教育宣传：

（1）多方宣传与开展乡村文化展览。通过在村内进行定期的文化展板宣传、开办城乡文化展览等一系列活动，吸引并获取外来旅游者的景观偏好和文化审美，对症下药地进行乡村更新与改造，更加高效地输出乡村文化。拉近绅士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使其进行深入地交流与沟通，而不只是浮于表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有助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

（2）融合多元化的本村物质与要素。在保留和传承本村文化和建筑的基础之上，积极接受来自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外来文化输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注重两者的协调性和结合性，使得乡村绅士化的发展进程更加柔和。

（3）全面化加强绅士与村民的交流。定期开展文化交融会议、绅士——村民交流大会，以拉近绅士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使其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而不只是浮于表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有助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

5结论

乡村绅士化被认为是城市更新发展中的必然途径，客观上推动了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模式，在更新和重构了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的同时，为乡村的就业渠道和经济增长都提供了全新的帮助。由于中国乡村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的乡村都展现出不同的绅士化进程现象，但与西方传统语境下的绅士化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乡村绅士化的动态展演并没有伴随原住民人口的完全置换和更新，例如，广东上良村的绅士化进程中，良好的政府、村企的三方合作使得乡村在物质环境的更新于发展过程中大力推进了乡村振兴，使得乡村居民在乡村更新的大环境之下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获得效益，避免了被置换的风险。总而言之，通过本地物质环境的建设重构了原本封闭落后的乡村，成为推动乡村绅士化发展的重要力量[13]，做好外来绅士与本地村民的协调发展、合作共赢、互利共赢是绅士化外部机制问题的首要因素。其次，做好乡村内部机制问题的合理构建也是绅士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1314]，在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协调好外来绅士和本地居民的经济结构形式、投资方式、审美意志、乡村景观偏好等相关因素是达成乡村内部机制合理、长期且有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多方位的考虑和全面化的发展能够进一步为乡村绅士化的合理发展和健康运行提供有效的帮助。

本文基于转型期的中国语境之下，阐明了乡村绅士化的形成条件和发展过程，进而从中西方土地制度的差异、中西方城市化现象和绅士化后的阶层结构四个方面辨析了中西方绅士化的显著差异。由此得知，乡村绅士化带给不同乡村不一样的表征现象和内在影响，城市绅士的进驻、投资和更新都赋予了乡村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文化氛围和审美意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推动之下，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企業家的热情投资，使得乡村原住民在绅士化进程中拥有发挥自身能动性的主体意志，与企业家们的良性互动使得二者之间维持互利共存，合作共赢的动态关系。所以，基于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和良好政策之下，乡村绅士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城市衰败社区的经济结构和人口阶级的简单替换，而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中农村人口的多元化重构以及乡村经济结构体系的良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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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京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