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卢玉良

（1.北京京凯律师事务所，北京 100191；2.都柏林大学，爱尔兰都柏林D04V1W8）

一、司法实践中的不同观点

本文所称“约定受贿”，是与索取型受贿、收受型受贿相对的概念，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与行贿人约定贿赂，但贿赂款（物）一直未脱离行贿人控制，至案发时受贿人未实际取得的情形。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约定贿赂案件。尤其在十八大以后持续高压的反腐形势下，一些官员对贿赂采取骑墙态度，既不敢马上收，又不愿真心拒，约定贿赂便成为一种自认为更“安全”的方式。如国家工作人员甲多次为私营业主乙谋利，乙为表示感谢，几次提出要送给甲1000 万元。甲对乙讲：我目前不需要用钱，先放你那儿，需要的时候再跟你拿。这便是典型的约定贿赂。

对于约定受贿如何认定，司法实践中有受贿既遂、受贿未遂、不构成犯罪几种观点。

认为成立受贿既遂的，理由又不尽相同。一种是达成合意既遂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行受贿双方就贿赂达成合意就是既遂。[1]一种是代为保管既遂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此种情况相当于行贿人替受贿人代为保管贿赂款，受贿人能够通过行贿人对贿赂款进行支配，可以视为受贿人已经实际占有了受贿款，因而是受贿既遂。[2]一种是将来交付既遂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需要考察行贿人有无经济实力、是否将贿赂款单独保存、将来兑现约定的意图是否真实等因素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