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轩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都 610059；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引 言

缘起于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本地市场效应的经济集聚效应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活动中最突出的特征。它驱使生产要素从分散的地理空间中走向集聚，形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1]。从世界来看，当今全球生产主要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发达的省域和富裕的国家；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生产要素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西部走向东部沿海。根据Fujita和Mori[2]的论述，经济集聚趋势不仅不会减弱，还会继续自我强化并形成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使少数城市成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主导力量。中国市场化改革后区域经济集聚趋势不断强化，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增长极。经济集聚对于中国劳动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新经济地理学(NEG)总结为3C，即拥挤(crowding)、污染(contamination)和犯罪(crime)。其中，大城市带来的污染问题备受人关注，也是许多对大城市发展道路持反对观点的人的主要论据。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与相伴经济集聚而来的是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大国更需要大城”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那么“大城”是否必然带来“大污染”？更一般的问题是，地理是否会影响环境质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更好地制定产业政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四川省经济集聚现象十分突出，其省会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三分之一，是全国首位度最高的城市，并与周边市州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经济结构。同时，四川省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肩负着维护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使命，先后有多个市县入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因此，四川省为考察经济集聚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本研究将以四川省为例，在考察成都与周边市(州)“核心—边缘”空间经济结构基础上，对省域内各市州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一)经济集聚与“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传统空间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研究之外，直到克鲁格曼[3]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4]的垄断竞争框架下把空间因素纳入了一般均衡分析，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为经济集聚效应找到了理想的解释。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生产者会在接近大市场的地方集聚，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而生产者本身是消费者，生产者因生产效率提高而获得高额报酬即是消费者的收入，同时消费者又会因为享受到价格低廉且多种多样的消费品而提高实际收入水平和效用；产业集聚规模最后甚至会超过市场规模(于是区际间贸易发生)，即所谓“本地市场效应”。因此，即使在要素禀赋和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均质空间中，也会因为一个偶然的要素流动使生产活动不断向一个地方集聚，从而在经济空间中出现“核心—边缘”结构。

“核心—边缘”结构的产生源于集聚的正外部性，主要可以表现为对固定投入的分享(sharing)、劳动力市场中更合理的匹配(matching)，以及知识溢出产生的学习(learning)。大量研究表明，集聚的正外部性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5-7]。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集聚不会像模型一样永远持续下去：一是由于在经济集聚过程中，会出现内生于模型的抑制经济活动集聚的“市场拥挤效应”——企业在空间中过度集中而产生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导致盈利能力下降，于是企业在选择生产区位时有偏好企业数量较少的区域的倾向①；二是还存在由于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犯罪等带来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带来了企业交通、用工和非生产性成本上升，使经济集聚出现规模不经济。第一种内生于模型的“市场拥挤效应”比“本地市场效应”弱得多，无法扭转经济活动中的集聚趋势；但第二种负外部性，却可能影响经济绩效，当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的时候，则会抑制经济集聚[8]。

(二)经济集聚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经济集聚与环境质量关系一直以来是研究的热点，但关于二者的关系却众说纷纭。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了经济集聚带来污染集聚的观点。例如刘凤满、谢晗进[9]认为，经济集聚是引起污染集聚的首要决定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污染集聚的形成；王东林[10]提出，经济集聚与气温上升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等等；张可、汪东芳[11]认为环境污染能够反向抑制经济集聚。但是，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能够改善环境[12-13],提出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正[14]，通过产业集聚可以缓解生态矛盾[15]。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产业集聚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N”型关系[16]、“U”型关系[17]。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许多学者在研究经济集聚与环境质量关系的时候，未能将产业集聚与经济集聚进行合理的区分。根据克鲁格曼的模型，经济集聚是发生在一个区域内的，并会在区域内形成“核心—边缘”结构，但产业集聚则发生在特定区位之中。在经济集聚分析框架下，“核心区”可能是产业集聚区，但边缘区则往往以农业为主，且边缘区在“核心—边缘”结构形成过程中出现“逆工业化现象”。因此，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

经济集聚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确不能用简单线性关系来表述。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即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会出现先持续加重后逐渐减轻的倒“U”型曲线关系。[18]而经济集聚又是经济发展在地理、产业上体现的主要特征。这意味着，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也会呈现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另一个关于经济集聚与环境质量直接关系的理论是脱钩(decoupling)理论。OECD[19]提出，资源消耗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耦合(coupling)关系，但到了一定阶段，其关系又呈现脱钩态势，并区分了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Tapio[20]对OECD的模型进行了完善，提出了脱钩弹性系数。该理论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研究中，但将其置于经济集聚视角下进行探讨的不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脱钩理论是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不同侧面，前者侧重讨论环境污染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者则着重论述资源利用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高不会立刻改善环境质量，但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治理改善的前提。基于此，本研究主要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角度去探讨经济集聚与环境质量关系。

(三)经济集聚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沿着克鲁格曼的理论逻辑，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脱钩理论应用于区域空间经济中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过程，可以推论：一是核心区表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出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现象，主要体现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高；二是由于核心区与边缘区存在一系列过渡地带，如果这些过渡地带是工业区也会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但与核心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三是边缘区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农业、休闲旅游业、康养产业得到发展，使其通过去工业化或不经过工业化阶段而环境质量得到提升。

空间经济中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规律性启示：一是在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时应当顺应由经济集聚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这一客观过程。“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不仅会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还可能会对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促进作用。二是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要有不同的策略，对于边缘区不能像核心区那样大张旗鼓走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正如郇庆治[21]所说，从区域生态文明实现角度而言，存在使现代经济生产生活体系生态化转型(经济生态化)和对生态资源禀赋更理性的利用(生态现代化)两种路径。事实上，2011年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也非常合理地遵循了上述规律性启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

作为有着56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的四川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认真考虑以成都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空间经济结构，也要采取两种不同的建设路径：一是除三州(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之外的工业化区，要通过逐步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现经济生态化；另一种则是以三州地区为主的限制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区(禁止开发区)，如何通过生态经济实现现代化。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四川省一共有18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从经济地理上看，四川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工业化地区，这一部分即是四川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的“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内容，包括成都市这个“主干”，以及环成都经济圈、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这四个“支”；另一部分是由阿坝州和甘孜州组成的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由于三州(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数据的可获得性不高，因此这一部分侧重于对“一干多支”中的18个地级市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进行计量分析②，后一部分再对三州单独研究。

为了更好地观察经济集聚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关系，本研究根据四川省经济地理状况，以到中心城市的距离为标准对18个市进行了分类，分为核心区(成都市)、半核心区(≤100公里)、半边缘区(100公里-200公里)以及边缘区(≥200公里)。半核心区有德阳、眉山和资阳三市，半边缘区为雅安、乐山、遂宁、内江、自贡和绵阳6市，其余的南充、宜宾、泸州、广安、广元、巴中、达州和攀枝花8市均为边缘地区，三州地区亦属于四川省边缘地区。

研究选取了2009-2017年四川省18个地级市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省级面板数据，所需数据来自于2010-2018年《四川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成都市部分数据来源于《成都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

根据陆铭、向宽虎[22]的研究，内陆区域中，非中心城市到区域中心大城市的距离与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U”关系，本研究以此为基础设定模型，即假设四川省其他城市到成都市的距离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二次型关系。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1)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劳动生产率yi t，即i城市在t时间的城市劳动生产率。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经济集聚主要表现为以劳动力为主的大量生产要素向特定区位集聚，即城市化过程，而农村地区则是边缘地区(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鲜有劳动力在不同区域的农村之间流动)。同时，经济集聚的因果关系最终是在市场潜力上反映，即整个经济体对企业产品需求越大，则越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效率提高。而规模经济越强，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因此，许多研究都往往以劳动生产率作为分析经济集聚的变量[23]。本研究选取四川省i城市第二、三产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

在解释变量方面，我们首先设定了区域中心大城市(成都市)到其他城市的距离distance，考虑到该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其他度量方式的复杂性(比如随着省内基础设施改善而发生的交通时间变化)，采取的是直线距离。如前所述，为了反映到中心城市距离与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加入了二次项。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Xk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指标体系(k=1,2,…6)。指标体系的选取借鉴了李雪的研究，该研究综合了国内外权威文献，筛选出频率不低于5次的6项指标组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维度。[24]我们根据研究对象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主要由耕地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市区人均日耗水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组成。

1.耕地面积X1。耕地面积的扩大体现了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提升，它通常是开荒、复垦、土地整理等活动的结果。由于“耕地红线”、《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措施，耕地受到国家严格保护，但过去地方政府常常利用中央或上级部门信息不对称将耕地转用[25]，从而获得高额的土地收益。因此，如果耕地面积扩大对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起着正向作用时，说明该城市已不再需要通过土地粗放投入张来获取发展资源：对于核心区而言，可能是城市工商业资本、部门资本流入农业农村，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可能是“占补平衡”、城乡增减地挂钩等政策落实到位，节约了土地资源；对于边缘区而言，则可能是良性的“逆工业化”现象。

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2。这两个指标分别是森林资源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提升的表征。以往许多文献使用森林覆盖率表征森林资源，但本研究考察的经济集聚效应主要发生在城市，集中表现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这一指标反映出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以及政府对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

3.市区人均日耗水量X3。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水量消耗的提升，如果城市经济发展与市区人均日耗水量下降呈正相关，则体现居民节水意识提升及更为高效的水资源利用方式被应用。

4.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X4。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反映了工业部门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强度关系，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同时又间接反映了工业部门产业结构状况和技术装备水平。

5.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X5。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类似，体现的是一个时期内一个地区每生产一单位的地区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资源，它可以间接计算出社会节能量或能源消耗量，也反映了各项节能措施的效果。

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6。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类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就是工业废物。其中，工业固体废物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随时危害人体健康。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中含有的药剂及铜、铅、锌、铬、镉、砷、汞等多种金属元素，随水流入附近河流或渗入地下，将严重污染水源，大量非金属天然矿物资源的开采也引起严重的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因此，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也是考察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关键指标。

(三)回归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的组内估计量结果显示，复合扰动项的方差来自于个体效应的变动，因此认为固定效应明显优于混合回归。同时，估计方法考虑了时间效应，即双向固定效应(Two-way，FE)，在检验了所有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后，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为了更好地考察不同城市到区域中心城市距离与自身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关系，本研究不仅对四川省整体状况进行了回归，还依据前述核心、半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划分进行了分段回归，回归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到区域中心城市距离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从表1计量模型回归结果FE(1)来看，到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市)距离的解释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为1%以上显著，验证了陆铭、向宽虎[22]的研究结论，即内陆地区到区域中心城市距离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U”型曲线特征。计算结果显示，U型曲线的底部在距离成都市270公里左右，这一带的城市只有巴中市、达州市和攀枝花市。从反映资源节约集约程度各解释变量来看，耕地数量、人均日耗水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都为显著，其中耕地数量减少、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增加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下降都对城市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说明四川省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尚未“脱钩”，总体上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上升阶段，仍是粗放型发展方式。

从FE(2)来看，半核心区域内地理因素对城市经济发展贡献并不显著，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增加、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减少有促进作用，其他均为不显著，说明这一带的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提高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发展方式已经转向集约型。

FE(3)显示，距离与城市经济发展又呈现显著态势，且有一个微小的波峰出现，大概位置在距成都150公里左右的内江、自贡等川南经济区。然而，这一地区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正相关的耕地数量增加、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减少呈现显著态势，负相关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增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下降也呈现显著态势。这看似矛盾的结果恰恰说明这一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去工业产能)、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废物利用方式)转型的趋势。

FE(4)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增加上均为显著，说明这一带粗放发展态势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FE(4)在距离变量上均为显著，从系数来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下降波谷在巴中、达州一带，这一波谷是半边缘地区小波峰下降趋势的底部。因此，结合FE(1)和FE(3)距离变量，可以发现四川省域内到成都市的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U型底部并不平滑，而是略微呈现“W”态势。

综上所述，四川省域内经济集聚效应显著，空间经济的“核心—边缘”结构(三州地区除外)明显，非中心城市到成都市的距离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U型态势。而“核心—边缘”区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关系表现为：半核心区以内的地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发展方式已经转为集约型；半边缘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向资源节约集约转型；而边缘区还处于粗放发展态势。可以推测，半核心区以内的地区位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下行阶段，半边缘区可能接近波峰，而边缘区还处在上升阶段。(见表2)

表2 “核心—边缘”结构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

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差异

上文仅估计了经济集聚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各项指标之间的关系，未对各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算。这是因为，四川省境内自然地貌迥异，地形变化多样，各地区生态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决定了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基础是不同的。例如，一些地区发展方式尽管正在向资源节约集约转型，但生态资源禀赋基础较好，其水平可能相对较高。同时，四川省面积较大，除成都这个“主干”，其他“多支”地区可能也存在因经济集聚而产生高水平的区域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城市。为此，这一部分将分别对四川省工业化区和三州地区的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算和比较。

(一)四川省工业化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测评

我们以前述研究数据为基础，先用Z-Scores对数据标准化，然后运用熵值法对式(1)中核心解释变量Xk所组成的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指标体系进行赋权，最后运用加权计算出各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分值。具体公式如下：

(2)

在式(2)中，Wk为第k个指标的权重，Ski t为i城市t时间的第k个指标的标准化值。各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分值在0-1之间，得分越高，说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越高。评价结果如下：

表3 2009-2017年四川省各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分值

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各指标的权重来看，耕地数量是权重最大的指标，其值高达47.33%，说明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极端重要性。③其次是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其权重为14.09%，这体现了资源循环利用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应有之义。由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工业能否节能增效，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着直接影响，因此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权重13.34%，排第三。这之后是，人均日耗水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以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为9.46%、8.70%和7.08%。

从表3的评价分值可以看到，2009-2017年四川省各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上升趋势较为明显。由于这一时期也是四川省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成都作为四川省经济集聚的“核心区”，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从0.66快速上升到0.89，印证了本研究理论分析的推论，即在经济集聚过程中提升了资源节约集约水平。在其他各市中，发展势头最好的当属南充，其水平从2009年的0.65上升至2017年的0.92，是唯一上了0.9的城市。水平在0.8以上的还有绵阳、宜宾、达州和资阳4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升进展比较缓慢的是攀枝花市和雅安市，二者分值都在0.5以下。

(二)四川省工业化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各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呈现了两个趋势特征：一是随着年份的变化，四川省各市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均有较大提高。这说明，自2012年党的十八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生态文明建设在四川省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二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在四川省内有除成都市以外的“高峰”，而这些“高峰”的分布又与四川省委省政府根据经济地理分异特征划分的经济区基本吻合。南充、绵阳、宜宾分别代表着川东北经济区、环成都平原经济圈和川南经济区，他们是各自区域里的核心城市。经济发展中心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高峰”相耦合，证明了经济集聚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确有提高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被公认为生态环境较好的雅安和攀枝花地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值都在0.5以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区域紧邻三州生态保护区，具有“半工业化半生态保护”的特征。雅安市政府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实行了区域差异发展战略：雅安东部片区，积极融入成渝城市群，而西部片区则突出重点生态功能，推动国家生态文化旅游融合试验区建设。攀枝花拥有“中国钒钛之都”的美称，是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但同时境内又有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多个省级自然保护区。从工业化角度而言，上述两个城市均处于四川省空间经济结构边缘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状况位于环境库兹涅茨倒曲线上升阶段——比较突出的表现是雅安、攀枝花二市的一般工业固体综合废物利用率排在全川末尾，2017年分别为68%和22%。

(三)三州地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测算

四川省西部的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地关系极其紧张。过去当地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大力发展水电业、林业、矿业，对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不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以后，四川省在区域发展战略中明确以阿坝州、甘孜州为主体的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和大小凉山地区不考核GDP，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全域旅游和特色农牧业等绿色产业，三州地区逐渐从工业化区向生态经济区转型。

根据本研究的理论分析，在“核心—边缘”结构形成过程中，处于非工业化边缘区的要素也会向核心区集聚，在去工业化过程中使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为此，研究在排除难以获得的三州地区一般工业固体综合废物利用率权重后，仍利用其他指标体系的权重测算三州地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④由于排除了一般工业固体综合废物利用率权重，其指标阈值为0-0.86，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2009-2017年四川省三州地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趋势

图1显示，三州地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呈现总体上升态势。其中，凉山州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速度最快，其分值从0.53上升到0.81。特别是2014年，凉山州人均耗水量大幅下降，极大提高了该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甘孜州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各个指标上都有良性转变，其水平从2009年的0.22上升缓慢上升到2017年的0.35。阿坝州则由于工业化快速发展，2009年、2010年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成倍上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大幅提升，使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出现了骤然下降。但随着《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2011年开始又缓慢上升，到2017年的分值为0.22。

五、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26]本研究以四川为例，沿着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结构理论，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脱钩理论，对经济集聚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区域经济集聚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积极影响，为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一是应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习近平“两山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提出到了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阶段，“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自身会呈现一、二、三产业梯次递进的规律，而高端制造业、第三产业都有着较为明显的节能环保特征，这也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脱钩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换言之，也只有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否则粗放的、带来环境污染的产业只能陷入中低发展水平陷阱。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错误发展观，又要反对为了保护环境回归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二是充分发挥大城市经济集聚效应，统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经济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它能更好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来更高的劳动效率。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更需要大城”。而本研究发现“大城”并不必然带来“大污染”，反而会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的利用效率；远离核心区的边缘区可能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出而走上生态经济发展道路。经济集聚将最终从区域整体层面上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客观上要求我们对处在“核心—边缘”结构不同位置的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经济发展思路，同时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并从整体上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行评估。

三是通过创新绿色市场制度拓展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集聚现象本身是市场的自发过程，政府不应以保护环境为由用行政手段限制城市规模。本研究的分析表明，阻止经济集聚反而可能带来资源低效使用或其他区域环境质量下降。对于因经济集聚产生的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创新绿色市场制度，如对排污、低效使用资源等行为的成本显性化，或是使成本可转嫁，引导市场主体作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自发行为；在产业政策上不建议直接以价格补贴、政策优惠等扭曲市场的措施来鼓励绿色产业发展，而可以通过严格环保督察、发展绿色金融机制、提高环保司法效率等市场配套措施拓展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空间。

注释：

① 一些研究常常将企业过度竞争的市场拥挤效应归为经济集聚的负外部性，是不正确的。比如林伯强、谭睿鹏认为，“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很有可能使得当地经济无法承载太多的企业生产，造成企业恶性竞争……最终使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② 由于攀西经济区中的西昌市作为凉山州首府不属于地级市，因此这一部分也没有计算。

③ 毋庸置疑，土地是万物之母，承载着环境和发展的重任。而耕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人类生产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在人类长期利用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不仅能为生物多样性的存续和发展提供条件，还能够改变空气中物质成分、净化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涵养水源。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城镇化，第一需求就是土地资源，特别是城镇周边的耕地资源。如何解决好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是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④ 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地区的市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市区人均日耗水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以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均为州府马尔康市、康定市和西昌市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