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轩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都 610059；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引 言

缘起于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本地市场效应的经济集聚效应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活动中最突出的特征。它驱使生产要素从分散的地理空间中走向集聚，形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1]。从世界来看，当今全球生产主要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发达的省域和富裕的国家；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生产要素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西部走向东部沿海。根据Fujita和Mori[2]的论述，经济集聚趋势不仅不会减弱，还会继续自我强化并形成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使少数城市成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主导力量。中国市场化改革后区域经济集聚趋势不断强化，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增长极。经济集聚对于中国劳动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新经济地理学(NEG)总结为3C，即拥挤(crowding)、污染(contamination)和犯罪(crime)。其中，大城市带来的污染问题备受人关注，也是许多对大城市发展道路持反对观点的人的主要论据。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与相伴经济集聚而来的是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大国更需要大城”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那么“大城”是否必然带来“大污染”？更一般的问题是，地理是否会影响环境质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更好地制定产业政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