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喜，刘魁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首次将“全球生态危机”拉入人类的视野，并把人口爆炸增长视为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动因，由此拉开探寻全球生态危机之源的帷幕。此后，随着西方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人口爆炸增长、技术革新、消费者责任缺位造成生态危机的观点喧嚣其上。针对这些所谓客观事实，作为北美绿色运动带头人的科尔曼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些观点，构建了一套富有新意的绿色理论体系进行理论回应。学术界认为科尔曼的绿色思想已经触碰到“红绿”的范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契合，这显然是对科尔曼理论的误判，也忽略了其理论的内生缺陷。因此，重新系统地梳理科尔曼的绿色思想，辩证综合地看待生态治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生态危机的“流俗之见”

科尔曼认为，把人口增长、技术革新、消费者责任缺位作为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要素是对环境危机的本质性误解。

1.人口增长的“欲加之罪”

科尔曼认为，把人口爆炸问题放置到全球生态问题的中心，实际上遮蔽了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是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罪魁祸首的事实。其一，西方社会为规避国内环境和全球环境责任，不仅刻意将化学依赖型的高污染企业以及大量的垃圾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乱砍滥伐、肆意垦地、无节制滥用化学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