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济洲

（1.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 福州350001；2.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350001）

“后小康时代”与“文化治理”是学界近几年反复讨论的论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历史背景下，“后小康时代”的内涵意蕴并不仅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历史发展的“前瞻性”概括，而且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所遗留的问题与难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反思性”展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文化治理”内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之中。“文化治理”①西方对“文化治理”的重视要早于我国。福柯、托尼·本尼特等众多研究者对文化治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参见：（法）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琛.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英）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与“文化建设”的区别在于，后者侧重于国家的多元主体通过政策贯彻、法规运行、管理推进等手段实现文化的发展，而前者的重心在于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在内涵上表现为对“文化”自身的“治理”，以及通过“文化”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四个宏观场域的“治理”的双重治理逻辑。

一、后小康时代“文化治理”的“已完”“未尽”与“新命”

“文化”作为一个中国②《周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是万学之源，在中华文明的源起，中国人就开始探寻“文化”的意蕴。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