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芬

（1.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4）

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入，现代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这客观上带来基层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的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精准扶贫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在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路等公共物品方面，经过连续多年的建设，显在的、硬性的公共物品缺口已经被大幅度填补，农民的获得感极大增强。在此基础下，乡村治理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生活化转向，即更加注重对农民日常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的治理。熊万胜认为基层治理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对百姓日常生活的治理，指向群众怎么过日子，治理目标是帮助群众实现有序和幸福的生活[1]；潘维认为解决好群众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小事，恢复群众对公正和伦理道德的信心是生活治理的核心内容[2]。因此，生活治理就是在帮助群众解决“过日子”问题的过程中发挥治理功能，尤其针对那些行政系统解决不了，或者解决起来成本过大，但又与农民生活高度相关的小事。生活治理涉及千家万户，只要是农民关心的事情，只要是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都要纳入生活治理的范畴，因此生活治理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琐碎性和具体性等特征，这也导致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合法性不足、治理绩效不佳、治理成本过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