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泉寿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湛江 524000）

当前，我国依然属于以乡村社会为主的社会，建设法治中国必然要关注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不过，由于乡村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在调整乡村人际关系中民间法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从而使它具有天然的非法治性，既掣肘乡村法治建设，也对基层法院化解乡村民事纷争提出新挑战。[1]实质上，非法治化的乡村治理仅为短期的司法应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条件已具备，其必然会形成自治法治德治、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一、司法迁就：基层法院应对乡村民事纷争的非法治化

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建构在熟人社会基础上，人情、道德、民间习惯等是调整人们之间的规则，而以陌生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现代司法程序，却与乡村社会间难以有效融合。再加上乡村社会处于审判权力的末梢，司法影响力难以在乡村社会全面渗透，时常遭到强大宗族势力的阻却。因而在这一语境下，基层法院在处置乡村民事纷争时，往往会对乡村社会现实予以适应，实行兼具乡土特色的治理化司法策略。

（一）司法职能的非规则化

化解纷争是基层法院第一要务和基本功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妥协就是和谐、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曾被视为基层法院化解纷争的基本方式。许多纷争的化解不是以规则为导向而是以结果为导向，不是在规则层面确认和落实司法规制而是在事实层面以搞定即稳定、和稀泥、息事宁人为结案目标，显现出较多的权力技术及非法治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