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思 晨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选本研究自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视野以来，以其多样的解读方式不断带来惊喜。对于研究者来说，选本是材料或是进入问题的路径，又或者选本即是其本身，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选本作为解决问题的入口，为文学研究中的既有结论提供不同的声音。可以说，选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补充了文学史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的结论。但我们对于选本的关注仍然不够，少数人通过选本研究打开了视野，以此为进入文学的法宝，而更多的人尚未认识到选本的价值，或以选本常常关联的问题为全部，忽视了作为一个门类的诗歌选本为现代诗歌研究带来的别样视角和收获。

选本意识是我们常常提出以衡量选本编选者在编选过程中遵守的标准，而研究者的选本意识则关乎对现代诗歌选本研究的出发点，以选本为现代文学的入口还是以选本为本体的研究，将影响我们认识选本和理解选本的本质。选本意识应在研究者的思维中形成，并以此寻找一种相适应的批评方法，由此选本研究才能形成立体、多维的丰富空间，成为现代诗歌研究中的一个不断延伸的领域。

一、选本可以是什么——选本的外部研究

选本的内涵影响着我们对选本的研究程度和范围，关于现代诗歌选本的概念界定，方舟在其文章中有一个较为合理的阐述，“所谓选本，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上指包括新诗作品在内的不同体裁作品的选本，里面收录有小说、散文、戏剧等；狭义上则指只收录新诗作品的选本，包括单个诗人的作品选本和多位诗人的合集”[1]。其汇集了诸多诗人的作品，因此，在最初的意义上，选本具有文献的性质。刘福春肯定了选本具有“保存史料”的作用，早期选本《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年选》(1919)都有着文献价值。此外，选本中的“作家生平‘小传’和‘文事’交往的记录载体，勾勒出新诗史的重要事件”[2]。罗先海和金宏宇认为，从选本的文献价值出发，版本源流考证、版本差异形成的原因都将为选本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3]。童一菲也在研究中表明，选本中隐藏着诗坛与政治的关系，成为“社会现实的反映与记录”[4]。选本在作为史料的意义上，往往钩沉出其编选背景和时代环境，为我们了解选本、认识选本提供了途径。商金林将《初期白话诗稿》中刘半农与胡适的书信条分缕析，《初期白话诗稿》编印过程中的诗坛论争和诗人活动，在史料的挖掘中逐渐清晰[5]。同时，作者也提到了胡适在诗歌的修改上受到了刘半农的影响，《一念》的诗歌标题修改为《唯心论》的背后动因，在往来书信中得到了印证。

在选本外部问题的研究中，被提到最多的关键词是“建构”。可以说，这是由选本引发的最为直接的两个问题，选本中呈现的是动态的文学史，也因其文献价值具有的真实性，对于现有文学史的修正和补充意义便被人重视起来。大家开始意识到，文学史在表述中被建构，由此观察，诗人的形象也在文学史发展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选本为此提供了可靠的考察依据。王光明认为，30年代新诗选本的历史感有着“诗歌史的意义”，选本与诗歌史的关系始终是紧密的[6]。

童一菲认为选本这一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与现代初期“选学余孽”的抨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同时，《新诗年选》的意义还在于其“对既有文学传统、文本秩序的打破，更重要的是对经典观念和文本现存秩序的重构”[4]。经典选本对于以后选本的编选和文学史的写作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甚至，选本本身就成为诗歌传播的典范，“《新诗年选》还成为多地中小学校的指定参考书或课外书，另有几种国文教科书亦从中选取新诗作为教学篇目”[4]。袁洪权也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基本框架与朱自清“新文学讲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框架甚至影响到了朱自清的学生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7]。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话题是，选本与教材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选本可以直接作为教材，参与新诗的传播。另一方面，新诗讲义的编写也可被视作选本的一种，既保留了大量历史材料，又通过编选的过程传播新诗的典范作品。《民国时期新诗讲义搜集整理与研究综述》中整理的新诗专题讲义即可作为选本研究，虽然作者的梳理从讲义的角度出发，并非出于选本意识的关照。但其中提到的新诗讲义如胡怀琛《新诗概说》、孙俍工《诗底原理》、沈从文《新文学发展——新诗研究》、废名《新诗讲义》《新诗讲稿》等，扩展了选本研究的视野，同时也将带来更多关于选本的问题[8]。关于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既有研究者看到了其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独创性，将《女神》视为“时代的精神”，甚至很可能对闻一多的诗评产生影响[9]；又有研究者挖掘到了其对文学史的建构，在这过程中，朱自清作为文学史家、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主体性话语权”起到了关键作用[10]。但以上的研究均未将讲义作为选本研究，而是以其为媒介，关注文学史的可塑造性，选本价值在其间以隐在的方式出现。

在选本研究中，《新诗年选》(1919)受到了极高的关注。从选本的编选过程中，编者对读者阅读意识的塑造，成为选本衍生问题中一个很巧妙的关注点。姜涛从选本的外部探寻诗歌阅读、评价标准的形成，同时新诗的建构也在其中，编者与读者的对垒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同时也带来了某种“歧义”，新诗的合法性在白话的时代倡导下仍然寻找着古典美学的合理框架[11]。姜涛的发现为选本研究提供了较为可行的研究方向，选本的编选原则对选本的内容呈现和读者的接受形成了怎样的影响，选本编选的行为本身便带有着建构的意味。郭勇将“选”与“编”的概念区分，《新诗年选》(1919)在早期新诗选本《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及《新诗三百首》的参照中，体现了“选”的意义，而后三者则更多的表现为“编”的意味，即“分类编排、搜罗齐备”[12]。这也是《新诗年选》不断被关注和讨论的原因，以其更能体现选本的特征，兼顾文献和传播等多重身份，确立了在选本中的经典地位。

另外，备受关注的选本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在朱自清的编选过程中，明显的建构意义体现在对流派的构筑上，20世纪三十年代的诗歌选本有了较为强烈的选本意识，保存文献的功能并非编选的主要目的。徐勇在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与薛时进编《现代中国诗歌选》和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对比中发现，《大系》在诗人流派的分类上已经跳出了古代诗歌选本的框架，形成了有建构意味的诗歌史观[13]。曲竟玮从选本的外部出发，观察胡适等诗人在选本中地位的浮沉。通过对胡适在选本中入选诗歌数量和诗人排序的分析，发现诗人的“诗史地位与诗学成就之间的矛盾”。但作者并未由此引申出朱自清的编选原则对诗人地位的影响，以《大系》的“回顾‘五四’启蒙时代的自觉意识”为研究重心，忽略了朱自清“创新”的编选标准[14]。朱自清在《选诗杂记》中已经表明，“这回所选的诗，也有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15]而李怡在文章中则直接指出初期白话诗的创作动因，“一个作家创作只有一个目的，他只想写出别人没有写出的有新意的东西”[16]。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二元对立的模式并不处处适用，对于选本研究来说，真正从选本的问题出发，才符合其发展规律。

在选本的背后，往往是一群诗人的聚集，或是某类有共同特质的诗作的联袂，在相关研究中发现，选本的聚集效应是暂时的，诗人和群体之间存在的矛盾才更加引人深思，这或许也表明着新诗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张力和不确定性。《创造诗丛》《森林诗丛》等选本背后，是一个个诗人群体的思想碰撞，分歧和矛盾最终导向分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选本的诞生。《创造诗丛》和《森林诗丛》的诞生，则表现出群体之间的对抗性。同属于《诗创造》的诗人，在现实主义诗风和现代主义诗风的对垒间，矛盾不断激化，并走向公开[17]。此外，《森林诗丛》实际上是无主编丛书，这也为我们丰富了选本的样本，编者原则在此无法展现，诗人的聚集更多的由外在因素决定[18]。姜涛对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认为选本形成了一个“排斥性的、不断产生内在区分的空间，不仅要在与既有诗坛的区分中建立自己的边界，即使在新诗的‘正统’内部，也有中心，有边缘，冲突和分歧也在所难免”[19]。选本的编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带有中国特征的“文学场”，诗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代际关系都影响着选本的编选视野。与此相比，带有国家意志的“北方文丛”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选则体现出更为规范的编选意识 ，同时也意味着选本在即将进入当代之时，选本意识已经走向成熟。郭勇和王荣的研究中，对丛书的出版背景和选录诗歌进行考察，两套丛书体现出来的规范的编选原则和以集体的方式展现出来的经典诗作，在建构文学史的过程中，也促成了经典的产生[20]。郭勇认为，“作家选集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资本的运作过程”[21]。这启发我们不应简单地看待选本的编选过程，其背后的原因一直是复杂的，选本的诞生是多方因素的促成。

在选本对于诗歌的建构问题上，选本的副文本也成为研究的对象。王泽龙对选本序跋进行梳理，认为其在语言上标举现代白话，主张说真话，倡导自然节奏，主张以文为诗，这些都为新诗建构着具有新活力的现代诗歌形象[22]。同样关注到选本序跋的还有《新诗集序跋生产及文献价值论》，选本中的序跋为我们了解诗人创作、编选原则等提供了宝贵的一手信息，这些文章本身就是对诗集的评论[3]。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序跋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同时，仍然要放在选本中做整体观照，离开选本的语境，将弱化序跋带来的文本价值。

其他围绕选本的外部研究主要有对《现代诗钞》的研究，如郭勇《为民族与文化开一剂药方：闻一多〈现代诗抄〉的时代意义》，易彬《政治理性与美学理念的矛盾交织——对于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的辩诘》等文章，以及关于选本中新诗翻译的情况研究，如晏亮和陈炽的《由〈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看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等。总的来说，对于选本的外部研究，研究者们以选本为媒介进入问题，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新诗年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等具有代表性的选本，有大量选本尚未进入研究视野。一些关注度低的选本，处在少部分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中，其影响和研究成果尚未形成选本研究的思想体系。此外，选本研究的起步较晚，近二十年才逐渐受到学界较为集中的关注，选本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选本的研究，少数研究者具备了可持续性研究的动力和关注度，并已经在研究中展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但大多数的研究仍停留在兴趣层面，对于选本的概念尚未廓清，或仅仅期待选本能够帮助解决某方面的问题，研究者的选本意识仍有待完善。

二、选本应该是什么——选本的内部研究

选本应该是什么，是在选本研究中始终需要我们面对的问题。认识到选本的本质内涵，从选本的内部出发，真正体现研究者的选本意识，同时明确选本的价值。选本的内部问题涉及选本的类目、编选原则、诗歌体式等问题，触及到决定选本特征的根本问题。晏亮、贺婧考察选本中收录的诗歌特点，分析诗歌的诗体特征。同时也涉及编选者的主张与个人的诗歌观念怎样地影响了《初期白话诗稿》的编选。但作者的选本意识在文章中表现得并不明确，关于选本的诗歌编选、诗歌特征等方面阐述仍有深入的空间。同样是关于《初期白话诗稿》的研究，吴奔星在文章中的选本意识也并不清晰，作者仅仅从选本内容上进行品评，其中提到的刘半农的编选原则等信息未加深入分析。这也反映出在早期研究中，选本意识尚未走进研究视野。作者提到《初期白话诗稿》保存了一部分诗歌的手迹，有文献的价值，但也仍然遗漏了不少好诗[23]。随着学科的发展，选本意识和文献的观念逐渐深入研究领域，这样的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便不常见了。

徐勇从选本的本体出发，将选本的特征与古代诗歌选本对比，认为“古代诗歌选本，侧重的是文体的流变，诗人的作用在其中是次要的；现代诗歌选本，则有意构筑诗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13]。现代选本与古代选本相比，既有保留又有创新，其构筑诗人主体性的特征也符合着时代呼唤的“人的文学”的背景。晏亮注意到《新诗年选》中诗歌评点的形式是对古代诗话的继承，《新诗年选》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选本中仅有的对中国传统实话的延续，与其中对西方诗学的接受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选本价值[24]。方长安在文章中深入到选本内部，分析《新诗年选》(1919)的编选原则、分类特点，充分尊重了选本的本体价值，为选本的本体研究提供了借鉴思路[25]。

游迎亚遴选出《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年选》中重复选录的十四首诗，将其分为自由诗体、散文诗体和类古诗体三类，辨析各类诗体的特征[26]。作者为选本的内部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针对选本内部的诗体研究，一方面可以扩大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在对诗体形式上的分析中，联系到编选的理念和选本的特征，将会展现出更加深入的问题。张羽将新诗总集的编纂与古代诗歌总集相对比，涉及到选本的类目划分、诗人特征、诗社创作等方面[27]。可以说，作者在选本内部的研究中，在古代诗歌选本与现代诗歌选本联系上，是实践得较为深入的。作者打开了研究视野，以1920年到1949年间古典诗歌和新诗总集的编选相互对照研究，将相同文化语境下的不同选本并置，提供了可参照的研究思路。但古代诗歌选本的标准影响了作者对于现代诗歌选本的判断和认识，作者在研究中以古代诗歌总集的分类为衡量标准，是否真正适合现代诗歌选本的特性仍需要探讨。

王立扬系统考察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从选本的内容与形式出发，与同时期选本《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新诗年选》(1919)相对比，发掘《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创新性[28]。在选本内部研究中，将诸多版本并置研究是比较常见的方法，但研究的对象也受到限制。选本之间在编选年份、时代背景上有关联性，选本之间在内容上和编选对象上有相似之处，此类因素均可成为选本对比研究的参照条件。以新月诗派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前后两个诗选的变化，一方面可以打破对单一选本研究的固定思维，另一方面也在历史的碰撞中发现选本内在的发展规律。白杰考察了从陈梦家编《新月诗选》到蓝棣之编《新月派诗选》的观念变化。陈梦家在编选中有意回避了“诗派”二字，而蓝棣之则在选本中着重勾勒诗派的发展脉络、演进轨迹，“续写”了新月诗派[29]。作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两部选本编选的目次、篇目、序文之间的调整变化，蓝棣之版诗选更加注重对新月诗派在诗歌史中的历史坐标，具有史家的眼光。而另一篇对新月诗派研究的论文中，引入了更多的选本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者董玉梅将《新月诗选》《新月派诗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现代诗钞》并置，考察副文本如序文等方面和正文本在不同选本之间的变化、改动。认为“选者根据一定的编选标准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符合自己‘心意’的作品编选成集，选本编选的过程就是遴选经典的过程”[30]。作者在选本的对比研究中捕捉到选本编选原则的问题，也由此将选本的编选引向诗歌经典化的相关问题。

以上的研究为我们对选本进行内部研究提供了案例，选本的内部研究在单独选本的研究中展开空间较小，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而在横向的选本对比研究中，扩大研究范围和时间跨度，都将影响选本研究的结论。以选本为本体的研究，仍然需要我们在方法上进行摸索和突破，以实现选本的真正价值。陈璇进行了一系列有创造性的尝试，首次将现代诗歌选本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考察，考察范围限定在1920年《新诗集》到1948年《现代诗钞》之间，分析选本形成的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在深入选本内部的同时，挖掘其反映的时代性诗学命题。作者首先廓清了“新诗的选本”与“选本中的新诗”，继而提出新诗选本的批评、述史及塑造经典的功能。作者将选本内部的问题扩展至新诗合法性地位、新诗经典化问题、选本对国语教育的影响、女性诗歌选本、新诗历史化叙述、选本对流派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选本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应该被首先解决的问题。作者的尝试为我们打开了选本内部研究的视野，展现出选本研究的诸多可能。在对选本的认识上，作者尊重了选本的自身特质，认为“新诗选本并不是简单地对某一历史阶段审美意义上‘优秀的’作品的搜集和选录，它更是有着明确的规划性和目的性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31]。作者也观察到选本研究中目前面临的问题，成为文学史补充的诗歌选本失去了其独立的价值。

目前看来，以选本为研究对象进行细致考察的研究仍不多见，系统地遵循选本自身运作规律的研究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努力。选本意识的形成需要更多研究者对选本的长时间和深入的关注，挖掘选本自身的研究价值。这是一个长期的且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对于选本的研究既需要以扎实的史料功夫还原其编选背景，又需要有一定的创新精神打破选本研究的思维局限，遵循选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逻辑，以构筑选本的研究体系。

三、选本还能是什么——选本意识进入文学批评

在一些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中，选本研究已经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选本意识也开始深入研究者的思维，为现代文学研究打开视野。选本意识走进文学批评，就是“以选本方式思考、回答新诗继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25]，为新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研究者及团队积累了相关研究经验，并摸索出可长期发展的研究路径。方舟总结了选本研究可以展开的方向，诸如在文献层面分析、统计选本的辑录情况，分析选本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研究选本与新诗经典化的关系、与诗人形象建构的关系等方面，均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方舟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武汉大学方长安及其团队研究的基本思路，即“梳理诗作发表至今重要的新诗选本收录该诗的基本情况，对不同时期的收录情况、特征以及收录历史嬗变史进行分析，采用计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揭示具体诗作如何经由选本走向读者、走向经典的共同性和特殊性”[1]。

具有选本意识的研究，往往将问题引向诗歌经典化的相关阐释。事实上，我们对于选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选学余孽”到“选本即批评”的观念转变。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在逐渐强化，伴随其间的对经典作品挖掘和塑造的意识也愈发强烈。从前文中的选本分析中可以发现，早期新诗选本“编”的意识要多于“选”的意识，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丛书编选，则充分体现出国家意志对选本编选的规范，选本的功能得到了肯定和重视。由此，选本意识与经典化问题的联系，与其说是由选本自身性质决定的，不如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学科内存在的经典问题“焦虑”将选本研究与经典化问题联系在一起。

罗振亚认为，经典文本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直接将经典否定，但应该对经典作品的衡量有更加细致的考量。作者将经典作品分为“动态经典”和“恒态经典”两类，而我们常说的“文学经典”即是“恒态经典”，事实上，大部分被视作是经典作品的往往是“动态经典”。选本在经典作品产生的过程中，以其“选”的姿态参与到新诗经典化的建构中来，但大量现代诗歌选本在作者看来尚未具有“选”的意识，即选本意识。真正将选本参与到新诗经典化过程中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彰显出强烈的品牌效应”[32]。选本的作用在新诗经典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文章《〈凤凰涅槃〉在民国选本和共和国选本中的沉浮》中，作者通过对百年选本的梳理，分析《凤凰涅槃》一诗在选本中的收录情况，以此还原诗歌的经典化历程[33]。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凤凰涅槃》在选本中经历了“缺席者”到“宠儿”的过程。打破了我们认知中的《凤凰涅槃》在文学史中的至高地位。可以说，新诗经典化问题的研究就是对文学史的进一步还原，选本的文献价值在这里得到重视。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选本意识进入到文学批评中应不仅如此，诗歌经典化的背后，是一系列关于诗歌发展规律的问题，有学理性的也有社会性的，选本意识的文学批评就是要在这中间发挥作用，打破研究的思维惯性，探索新的研究命题。

在《信手拈来成“经典” ——从选本看卞之琳〈断章〉的阅读接受》中，张文民运用了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方法，研究《断章》的经典化历程[34]。研究发现，《断章》经典地位的确立始于八十年代，在此之前，由于诗坛大环境及卞之琳诗风“晦涩”和诗论过程中受到围攻等原因，一直未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作者在通过选本发现《断章》的真实历史路径之后，进一步分析了形成这样局面的原因，为新诗经典化问题的个案研究交出一份答卷。而在另一篇文章《角落到中心的位移——选本与戴望舒〈雨巷〉的经典化》中，作者再次通过诗歌在选本中的收录情况分析，得出《雨巷》在百年新诗的视野中，由“角落”走向“中心”的结论[35]。可以说，《雨巷》与《断章》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却又在诗人个人的影响下体现出不同的原因，两者被诗坛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又都离不开大环境的作用，诗歌经典化问题的无数个案，最终将指向酝酿、发展这一过程的诗歌发展史，诗歌经典化的过程与诗歌发展规律相伴，其间的人为因素、社会因素使得个案呈现出不同的现象。

以数据统计和学理分析的方式，选本意识投注在不同的诗歌个案中，会有不同的收获。在对诗人形象的研究中，选本意识同样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考查方式。田源对收录李金发诗歌的选本进行数据统计，并分析背后的编选标准[36]。在不同年代的选本中，选本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也有所偏差，研究发现，选本中收录的李金发诗歌经历了“萌生—渲染—隐逸—重建—彰显”的过程，而这又与现代主义诗学的流变过程相吻合。以选本意识介入诗人李金发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作者在对选本梳理的过程中，数据成为了分析的首要依据，选本的作用和功能隐藏在其间。在对胡适形象塑造的探究中，方长安和余蔷薇同样以数据统计、分析的方式梳理出胡适在选本中选录诗歌的情况，以此总结出胡适在诗坛形象的变化[37]。虽然题目以“尝试者”命名，但从选本的分析情况看，胡适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建立于七十年代末期，此前的诗歌选本中，胡适以诗坛先锋的形象为人们所认知，直至四十至七十年代，胡适为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所压制，被排除在主流诗界之外。论文的命题进一步强调了以往对于胡适“尝试者”形象的误读，也无意中强化了“尝试者”形象。八十年代以来，通过诗歌选本对于胡适形象的修正也在悄然展开，胡适的刻板形象正在逐渐被打破。

以上的研究为选本意识进入文学批评提供了参考的案例，诗歌研究在重新梳理每一个案经典化历程的同时，也是对以往研究经验的挑战，打破了既定的研究结论。不得不说，这个过程充满着解构的意味。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某种一致性，即数据统计和分析对于以选本介入诗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现象的深入讨论。我们在现有的成果中的确看到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具备的优势，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将诗歌经典化问题还原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正是文学史研究中尽力还原的部分，而选本为其提供了有效的论述根据。但应该注意的是，选本意识进入到诗歌批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个方面。选本与诗歌经典化问题的探讨，在这个模式下，在更多的个案研究中，当然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收获。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带有选本意识研究方法也应该衍生出更多的路径，以此来还原选本自有的生机和活力。选本意识可以这样实践，当然也可以有新的尝试，这对于我们未来的研究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选本意识介入文学批评，无疑是为了使既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结论得到拓展和完善，而多样的研究方法则会丰富选本研究的样本世界，同时也会构建起属于选本自身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