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 道 远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服装作为一套政治和文化的象征系统，反映穿着者及其群体的精神面貌、价值取向和政治追求，成为界定个人和群体“社会价值”的重要符号之一。着装是最一般、最普通、最表象的日常行为，却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的着装行为和外形特征，是其阶级本质和政党品格的“物化呈现”，从客观上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和政治印记，对世界展现出日益成熟自信的“百年大党的样子”，亦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提供了生动鲜活的认识视角和现实路径。

一、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着装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特征

百年以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着装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辨识性，塑造了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外在形象和政治风貌，反映了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封闭到开放、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沉淀和传承了独特的政党个性和政治基因。

1.建党初期。1921年党成立时，全国仅有50余名党员，“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1]，长衫马褂和学生装成为党员中的代表性装束。在中共四大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吸收入党，建立党的基层支部[2]。其后，工人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煤矿大罢工、“五卅”运动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党”，工装和劳动制服在党员着装中的比例大大提高。之后，在党深入农民群体和农村的过程中，农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党吸收党员的主要渠道，农民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土布粗衣的农民装束又成为党的政治符号之一，这一着装也提高了党在农民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和组织动员力，有力配合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塑造了党的工农联盟基础的政治形象。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出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展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3]，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着装深受国民党影响，同时出于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推崇和尊重，中山装一度成为日常穿着的标准制服。此后，鉴于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比，并未有十分显著的着装特征和外在差异。总而言之，着装直观反映了建党初期党员的阶级成分和社会身份，刻画了党的斗争重点和政治主张，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员队伍的变化呈现出不同形态特征。

2.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各个根据地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除了军事干部的土布军装外，农民装扮既是发动群众的需要，也是服装供应困境的真实写照。根据地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3]。“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什么两样”，“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4]。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党员则以不同的穿着扮演着各异的社会角色，用以掩护身份和开展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到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领导亲自参加延安大生产并做出积极示范，任弼时和周恩来甚至获得纺线能手的称号。但是，“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易下垂拉长”[5]。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满身补丁的灰布军装“行头”在国内外媒体面前曝光，这也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官兵一致、军民平等、艰苦卓绝的鲜活形象。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城市的解放，物质供给和服装生产的困难有所缓解，不同质地和款式的着装在党内逐渐出现，灰布和黄布军装或中山装较为常见，但朴素破旧的着装局面依然是主基调和主旋律。事实上，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着装具有极强的“根据地特点”，成为在极端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根据地的物质水平和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外在呈现。

3.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仪式，在宣告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宣告了服装的革命”[6]。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与苏联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十分密切。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穿着服饰引起了不少党员干部尤其是女性党员的注意，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引发了对苏联穿着的效仿。苏联领导人在出访时对中国党员干部穿着过于朴素提出了质疑，认为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和优越性，而苏联党员衣着装扮的审美和装饰形式均附加了革命、建设和理想等理念，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追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也需要改变一贯的穿着风格，采纳苏联服饰和形象成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标志和友谊的象征。在此背景下，体现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列宁装”和展示女性魅力的“布拉吉”在党内流行开来并成为社会风行服饰[7]。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国家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最终导致了同盟关系的破裂。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变化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流行了数年的列宁装、布拉吉等充满了布尔什维克气息的苏式服装，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4.“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势下，服装被赋予了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等特殊意义，成为政治属性的区分符号[8]。“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普遍认为服装款式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对于服装式样，无产阶级是从有利于学习、工作和劳动出发，而资产阶级则是为了适应他们那一套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实质上反映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9]。在此期间，全党全社会着装高度同一化、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准军事化，将服装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推向了极致，与红色口号、红色标语等一起建构了一整套革命文化的象征体系，给人以较长时间内难以扭转的“刻板印象”。

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巨变，党的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党员干部着装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亦由此逐步淡化。尽管没有统一制服和硬性穿着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为了日常工作和国际交往需要，西装革履成为正式场合的首选，着装也更趋于国际化、标准化。在日常穿着中，“灰黑蓝”的简单色调和军装造型逐渐淡出视野，西装、衬衣、中山装、夹克等受到党员干部的青睐，穿着品质和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既丰富多彩，又简洁得体。此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穿着上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不同场合展现出了非凡气度和风采，并影响着党员干部的着装习惯和整体造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着装演变为视角和契机，海内外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认知被刷新，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心态和虚心学习的包容胸怀，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低调、谨慎、朴素的行为作风，彰显了不搞差异化、特殊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自身形象建设和媒体形象的管理，善于灵活有效运用服装符号释放执政理念，凝聚政治共识，进行政治动员，使其发挥了与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积极效果。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着装变化与政党形象革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了重要的外事活动和重大政治活动(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会见外宾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群体在一般公开场合(会议、调研、走访、慰问等)，身着深色夹克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现象和常见的着装特点。社会大众和国内外媒体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这一“外形”上的显著变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均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接地气’的朴实风格被外界所熟知”[10]。而这一变化也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现实指向，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重要举措。

1.着装变化培育纪律文化，揭示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成效。党员干部群体的着装变化和整体转向，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的“规训”实践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作为强调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11]，要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多方面同向发力，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格局和整体合力。其中，在党的生活纪律上，则要严禁“生活奢靡、贪图享乐”。对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而言，不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则要能够“身心一致”地体现出党的鲜明纪律属性和行为规矩。因此，在公开场合穿着深色夹克成为党员干部群体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实现了“身体规训”与“政治规训”“思想规训”“组织规训”的配套协同、有机融合，是优秀政党品格的形象表征和外在反映。这种视觉符号充分代表了党的形象，在党内成为团结一致、整齐划一的政治象征，承载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社会上则形成了显著的身份标识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辐射力、传播力。党员干部选择穿着深色夹克绝非偶然，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物的外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进一步充盈和丰富了该符号的政治内涵和训导价值。

2.着装变化塑造行为方式，反映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新成果。“服装系统，不仅象征了行为范畴的存在，而且造成了这些行为范畴的存在，并通过塑造形体，规范举止，成为习惯”[12]。“用料简单、色彩朴素、贴身轻便、价格便宜”是夹克的典型特点。这些特点赋予穿着者与基层群众打交道时的特殊便利与优势，同时固化了与这些特点耦合的诸多行为方式，塑造了行为习惯和作风养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1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加以杜绝。转变工作作风就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接接地气”，“是作秀还是真联系群众，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14]。而党员干部下基层，首先映入群众眼帘的就是其着装打扮和言行举止，“正衣冠”首先应从个人着装“正”起。“穿着符号”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带动了“行为符号”的嬗变。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严格要求下，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与过去相比有了较大改观，往往能够做到轻车简从，厉行勤俭节约，深入群众谈心交流，认真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行为模式与穿着模式的“同向变化”“同步升华”。同时，夹克作为代表党员干部群体身份的全新政治符号，其“平民化”的风格与切实改进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意涵“紧密逻辑关联”，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作风建设的显著标识之一，渐渐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认可，并成为“一种心理认同，即对于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依恋之情”[15]。

3.着装变化涵养政党品格，凸显了新时代党的历史目标的新担当。习近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16]。在这个时候，一切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耽于享受的行为和表现，均是与党的长远执政目标格格不入和根本背离的。从着装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并非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条件的制约而“不能”穿着得更加华丽、昂贵，更非刻意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消费潮流“违背”与“逆反”。而是深色夹克更加低调朴素，其“免熨、利索、耐脏、亲民”的特点更加适宜开展工作、淡化形式、提高效率。衣着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其对固定意义的暗示、唤醒和坚持的能力，穿着夹克体现出的朴素性、庄重性、效率性等诸多版型特点、审美元素和政治信息，均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目标所要求的斗争精神、革命状态、工作作风等内在契合、高度匹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沾沾自喜、放松懈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全党紧盯执政目标，负重前行、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在新时代积极营造专心干事创业的浓厚政治氛围，继续保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精神状态，注重“内在”、修炼“内功”，在着装上以低调质朴的外在形象和符号标识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4.着装变化建构政党标识，展现了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的新风采。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17]这个“大的样子”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是超大规模、组织体系是超大规模，更本质的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组织塑造、领导智慧、精神境界等方面的集中体现，这其中也包括构建着装在内的新时代世界大党的政治符号和象征系统。进而言之，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能够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辉煌成就，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同时也能够创设一整套充分反映“世界最大政党样子”的可亲、可敬、可信的形象标识、视觉符号等“外在物化形式”，充分彰显了执政成就、政党风纪、文化自信和“中国气派”。因而，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着装风格的整体转向已远远超越了所谓的“穿衣”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特殊发展阶段的时代产物和性格呈现，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作出的自我宣示和形象塑造，展现出蕴含了浓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元素的审美情趣和卓越身姿，成为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可视化体现，实现了“四个自信”的外在延展和精神外化，凸显出百年大党前所未有的政党自信、政治定力和政治魅力。

三、经验与启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形象建设中的着装符号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员干部群体的着装演变呈现了独特的政治风貌和精神风貌，反映了党的发展壮大与日益自信，体现了党对政党形象建设的积极探索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

1.从本质看，着装特征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一直坚守未变的阶级属性、根本宗旨和政党品格。服装作为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就是其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着装特征所构建起的精神内核和形象内核，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组织的阶级本质、政治本质和文化本质。换而言之，着装以最直观、最生动、最形象的“形式外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持续恒定的“性格内在”。一是始终如一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阶级本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8]。尽管有不同的着装造型，但百年来的朴素、简洁、低调、亲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这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和历史担当，成功塑造了其务实、清廉、为民的世界大党形象。二是始终如一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文化。“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19]。全党统一的着装特征反映了整体的政治特征和精神特征，清晰地界定了政治“自我”和“他者”，固化了政党认同，增强了政治团结，塑造了政党文化。三是始终如一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谦虚包容的政治胸怀。“要使自己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自己的形象始终是良好的，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一点，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20]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政治任务变化，通过着装改变外形、塑造形象，同时，善于借鉴其他国家和政党形象建设中的积极因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持续焕发青春和活力。

2.从历史看，着装演变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和日益成熟自信的政党形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群体着装具有鲜明可辨的时代特征、政治特征和审美特征。从“列宁装”“中山装”，到“工人装”“农民装”“土军装”，再到“国际范”“中国风”，其发展演变受到国际环境、国内政治、政党关系、物质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和政治烙印，成为社会发展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历史阶段嬗变的理所当然的“缩影”。本质上说，着装演变背后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国际国内力量对比权力关系中所处的政治地位。它在客观上不仅仅决定了党在一定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党的外形特征、审美取向和党员风貌，使党员干部群体在“穿什么”“怎么穿”中释放政治信息，反映政治立场，争取政治支持。基本规律是：党愈是弱小、不成熟，在外形特点上吸收、模仿其他政党和受到外界政治影响的印记就愈发明显；相反，党愈是发展壮大成熟，在政党形象上就愈是自主、自立、自信，构建独特外形特点和着装符号的空间就愈大。中山装服饰、列宁装造型、军事化装束、西装革履标准等都是特定条件下党的发展实力和现实处境的外在呈现。现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以夹克造型为基调的穿着演变，构建起了与其他任何西方政党不同但又意涵深刻的独特象征系统，刷新了百年大党的世界形象，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政治自信。同时，也折射出了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传播学价值。

3.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领导集体的示范带动，在着装演变和形象建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导人是政党的核心，公众往往通过其言行判断政党组织形象的优劣[21]。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领导集体的着装偏好与外在形象能够有效“辐射”和影响全党的穿着特征，进而向外界集中展示出政党的“样子”。党的领袖通过对着装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巧妙界定，能够使之转渡为特殊的政治理念隐喻。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土布军服和全身补丁造型是中国共产党艰苦朴素和勇于奋斗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给国内外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带头穿着深色夹克也深深影响了全党的着装风格，体现了朴素、务实、高效的政党风貌，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和作风改进的显著标志。相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集体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服饰打扮日益精益求精且价格不菲，“当时成了富裕生活的标志物”[22]，呈现出严重的贵族化、官僚化、特权化倾向，加速了全党“变质”的进程并损坏了苏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因为政党的“样子”虽然由党的性质、纲领、宗旨和数量众多党员的外在形象和行为作风共同构成，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领导集体却能够通过自身富有政治影响力的领导实践、政治实践和工作生活实践，集中将抽象的政党精神内涵和文化内涵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在政党组织文化的“躯体”上打上极具特色的个人烙印。在新媒体高度发达和聚焦政党领导人外在形象的读图时代，大众对领袖个人的视觉感知则更加凸显，这也成为塑造政党形象、影响公众认知要高度重视的课题。

4.着装演变集中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看，党员干部群体的着装演变，不仅仅取决于政治环境、政党处境和政治任务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准确地讲，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大众和党员干部群体的着装质量、品质、风格和外在形象。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极端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党员干部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自力更生生产的“粗布土衣”和补丁装束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优良作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囿于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和服装制造业的低端发展，与人民群众着装状况类似，党员干部群体也难以摆脱“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着装风格和“灰黑蓝”色调。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形成了从众到异众、朴素到华丽、单项输入到相互影响的着装演变趋势。2019年人均衣着消费支出1138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2%[23]。在党员干部群体着装的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逐步增强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群体的夹克造型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构建了重要的形象标识。因此，党员干部群体着装和形象建设不仅是“政治研究”，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经济规律和文化意涵，反映出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和执政风采，成为折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时代镜子”。

5.着装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关注，积极塑造了百年大党的政党形象。政党形象是“政党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展现的各种特征和品质在民众中的心理映射”[24]，这种无形的政治资源在政党获得政权和执掌政权的过程中日益重要。百年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其形象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散化到体系化的历史过程，穿着无疑是形象建设中最外在、最表象的影响因素，而党员干部群体的着装演变既是这一过程的客观呈现，又是这一过程的“物的见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党员干部着装跟随社会潮流日益多样化、多元化，正式场合的西装领带装束更多地释放出中国共产党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秉持开放包容心态的政治信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象建设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日益关注的重大政治课题。深色夹克作为党员干部形象的代名词，赋予了穿着者丰富的政治意义和作风要求，呈现了新时代的政党风貌，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形象建设上的“深思熟虑”和科学设计。因此，着装这个政党形象建设系统中的重要“部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轨迹、规律和发展方向，揭示了党在形象建设上的思路、规划和投入，其发展演变诠释了党积极运用政治符号开展形象建设的实践探索。

结 语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里宣告了人类“图像时代”的到来。进入21世纪，尽管政党形象受政党理念、政党绩效和政党风貌等一系列要素的主导、构成和影响，但在自媒体无孔不入和“读图”至上的视觉感知时代，视觉冲击、视觉影响的权重越来越大，反而成为影响政党形象和公众感受的关键变量。实际上，与政党的阶级属性、奋斗目标、执政理念等抽象感知相比，领袖外表、着装服饰、行为作风等具象感知更受公众关注和熟悉，其所形成的符号影响、象征意义和人格投射将对政党形象构成深刻而直接的心理反映和文化条件，正如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所言“服装亦政治”。因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从塑造到传播”政党形象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着装符号视觉形象鲜明的直观性和印象暗示性的重要作用，发挥着装传播的“言语”功能。同时深入探究党员干部群体着装的一般规律、内在机理和组织动力，挖掘群体着装对特定政治环境和发展阶段中的政党形象建构的美学意义和政治价值，研究着装与政党纲领、政党文化、政治行动的契合度和粘连性，以及准确评估民众对党的形象的主观感知和心理感受。在此基础上，形成视觉感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和传播的“着装(服饰)之维”，将着装革新与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糅合渗透、交融升华，通过塑造新时代百年大党的精神风貌和政治风采营造更加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舆论环境和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