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君，杨 异

（1.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5）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直居于不断变化之中，尤其是历经改革开放后，城乡关系发展更是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塑阶段。以中国城乡发展为主线，从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发展问题研究入手，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认真总结城乡经济发展实践的中国特色，形成系统的规律性认识，构建体现本土化和原创性的城乡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经历了从对立到融合、从二元向一元、从低水平到非均衡再向高水平均衡发展的转变过程。

（一）1949年至1952年：城乡交流互助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数为54167 万人，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均不足百元，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上比，都非常低。从人口比来看，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64%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社会百废待兴，首要任务就是促进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主要通过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在城市恢复工商业，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例如劳动力、商品和资金等自由流动，农民不仅可以从事农业，还可以进城务工，投入工商业。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客观上使得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并不大。

（二）1953年至1978年，城乡分割发展期

我国在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面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度落后的发展困境，集中力量进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上采取“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时期城乡分治，各自分别发展工业与农业，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陷入停滞，城镇化进程也十分缓慢，这一点给整个城乡发展都带来了不良影响，对于城乡之间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产生了非常大的束缚。统计数据显示，1953 年到1978 年，城镇化率仅从12.46%上升为17.92%，也就是城镇化率仅增加5.46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当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仅为2.57②。

（三）1979年至2002年，城乡关系转折期

这一时期，城乡关系经历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是1978年至1992年。随着人民公社解体，一系列农村改革和惠农政策的出台，为农村经济与农业的发展寻求到了机会。这一时期中央对农村经济的放活政策给农业与农村经济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农业与乡镇企业展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农村和农业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199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提升为27.46%③。从这个数据分析，这一时期与城乡分割发展期相比，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第二次转折，主要在1993 年，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运行良好，以这一年为起点，受到市场经济的驱动效应，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本逐利性，农村的以劳动力和资金为代表的大部分生产要素开始向城市流动。不到10年，在200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上升为39.09%，增速之快令人惊叹；同时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迅速上升到7702.8元，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2475.6 元④，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失衡在这一时期不断加剧。

（四）2003年至2016年，城乡统筹发展时期

由于城乡之间长期的二元分割体制，出现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我国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统筹发展工作的重点，主要是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来推动农业发展，其中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渠道就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一时期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提高，生活质量大幅改善，城乡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并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2016年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非常迅速的一年，城镇化率达到57.35%，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大幅上升使得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比下降到2.71⑤。

（五）2017年至今，城乡融合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整体上看，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的收入都是大幅提高，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这一指标来看，2019 年，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有861 万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3456 万人，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而且还有439万人⑥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我国农村居民相对贫困问题比较突出，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还体现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及就业等方面，这些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阻碍，对城乡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十分迫切。

从发展历程来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主要特征。城乡交流互助期，我国城乡关系呈现友好互助的局面，但是维持友好互助关系的主导是城市。城乡分割期，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村全力支持城市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在制度上加深了城乡分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使农民局限在农村从事农业。城乡关系转折期，我国体制改革重心开始移向城市，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仍没有打破城乡分治的局面。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通过不断地占有资源和吸引劳动力，城镇成为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农村资源越来越少，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追不上城市，逐渐出现“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增大，城乡矛盾越来越凸显。城乡统筹时期，城市反哺农村缓和了城乡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反哺农村的前提仍是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农村虽然经济加速发展，但是青壮年外流、土地撂荒，农民生活条件仍没有达到城镇水平。我国的城乡关系经历数个不同的阶段，城乡关系逐渐由低水平均衡到失衡，要实现城乡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我们需要构建体现本土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指导并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实践的主要问题和难题。

二、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主要困境剖析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良性发展的协调机制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城乡发展进入由城乡分治转向城乡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一历史趋势要求新型城乡发展战略引领我国城镇与乡村良性互动发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形式多样，但两者的价值定位、最终目标具有同一性，即保障城乡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需要注重各自的侧重点，乡村振兴的侧重点在于充分整合利用乡村资源开发乡村产业，以促进乡村经济兴旺，体现乡村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新型城镇化的侧重点则在于充分利用城市资源发展产业，发挥城市各项积极功能，有效创新、积极辐射、推动服务，有序承接转移人口，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共进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发展方面的重要理论命题与现实任务，其研究框架主要包括：明确新时代新的城乡关系是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工农互促与工农互补、协调发展。在这样的城乡关系中，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共进，目的是使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中机会平等、既各有特色又相互成就。新型城镇化不是单一的扩张城市规模和吸收农村劳动力，乡村振兴也不是片面追求农村外貌向城市转变。城乡和谐发展不是一模一样的发展，城乡融合更不是空间、经济、文化的完全混合同化，而是要因地制宜，在密切交流、融合发展中保留各自的特色。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联动过程中逐步提高乡村的主体地位，改变一成不变的“城市带动乡村”或改造农村推进城镇化。消除城镇化的消极影响，继续发挥城镇化的积极作用，通过农村与城市互相促进实现最终的相互受益。

（二）城镇与乡村的空间合理关系问题

我国城镇与乡村按功能来界定的空间范围，城镇一般包括县（市）城区、建制镇镇区，城镇意味着一个地区的中心，其发挥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基本功能，乡村一般包括集镇、村庄。城镇空间是由城镇的人文景观、工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联系下构成的，具有集聚要素、生产管理、协调服务、技术创新等功能的空间体系。乡村空间是由农耕文化、乡村经济、生态资源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重要农产品提供、乡村产业发展、民俗文化传承等功能的空间体系。

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从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空间范围去界定城乡地域边界，城镇与乡村地域界限很模糊，城乡空间其实是开放的，也是有内在联系的空间聚合体。但由于城镇与乡村历史传统、地理条件、人口密度、民族分布、风俗习惯等客观因素的差异，城乡具有不同样态生活空间。城市是异质性要素高密度聚集的空间，城市功能多样性，但是城市生活空间喧嚣嘈杂，环境繁杂拥挤，污染相对严重。乡村是同质性要素低密度聚集的空间，但是乡村生活空间恬静和睦，乡村地域广阔环境优美，保留着原始的生态风貌，城市出现大量乡村休闲游、短期度假等，体现城市居民对乡村的自然风光、传统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以民俗为代表的当地文化氛围的向往与追求。这一体验与消费将推动乡村空间关系和人文关系的转型，对于乡村物质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保存，甚至是乡村社会关系的构建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乡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不断流向城镇，城镇人口来源及组成结构的变化使得城镇空间关系日趋复杂化，由此产生新的矛盾。城镇与乡村两种经济活动的空间形态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发展潜力，但都需要在自然空间承载力限度内进行，在我们考量城镇和乡村如何发展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推进城乡融合才会具有实际意义。城乡空间融合是城乡融合的载体，改善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要经过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遵循城乡空间关系的演化规律，从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环境保护和政府支持等多角度探讨城乡空间融合的影响因素，仅仅引用城市田园化或者乡村城市化这样的片面概念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三）城镇产业与乡村产业有效联动的内在驱动力和影响力问题

城镇产业依托城镇优势资源，知名品牌多，产业链长，产业体系较完善。乡村产业根植于乡村，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产业链短，产业体系也不完善。乡村生态资源丰富，适合发展休闲农业、旅游观光等产业，乡村经济以特色农业、旅游业等生态产业为主，但形式较简单且缺乏支柱产业，产业链短，乡村经济具有弱质性。依靠自身产业发展带动，借助外部政策、资本及资源的供给，乡村才能实现自我发展。城乡资源禀赋及生产条件的差异导致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但是有差异就有可能互补和互动。城镇与乡村产业互动发展能够促进城镇发挥工业化效应，通过城镇产业的辐射带动，劳动力、资金、技术回流乡村，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是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基础，能增强乡村的吸引力，吸引高素质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及城市居民下乡休闲置业。不同产业之间融合，带动乡村产业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农村必将出现要素的回流，发挥乡村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提升乡村现代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振兴乡村必须加快构建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延长产业链，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城乡不同产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发展。

城镇新兴产业和乡村传统产业之间较大的收益差距吸引着乡村的各种资源要素流向城市获取更多的收益。在城市和乡村产业互动的过程中，如果城市与乡村产业分割明显，不加以引导，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很少自动流入乡村。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打破一成不变的“城市主体论”，生产要素也不再是单向从农村流向城市，当前比较常见的促进城市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主要是通过电商下乡、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业态。生产要素的流向体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城市和农村的双向流动为不同产业、城乡之间融合提供了可能。目前来看，城乡产业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乡村新兴产业并与之融合互动，基本条件是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重新整合乡村传统产业要素，吸纳运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要实现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就要转变思路，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要素配置与产业发展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在城市与乡村的产业融合互动发展中，问题也不断涌现，比较突出的问题如：现有城镇与乡村产业发展的优势何在、主要问题都有哪些；把培育城镇与乡村优势特色产业作为重点，彰显自身特色；从城镇与乡村的具体条件出发，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提高城镇与乡村产业互动互补效应。

（四）“市民化”和“村民化”中转移人口有效融合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谓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实现城乡人民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推进城乡融合的最终目标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质量。在城乡融合中，人口转移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人口转移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移居城镇、城镇居民旅居乡村、城镇之间居民移居、乡村之间居民移居。城镇之间居民的移居及乡村之间居民移居不受限制，城镇居民可以旅居乡村到乡村生活，其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城镇移居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目前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的城乡人口转移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青壮年农业人口向往多姿多彩的大城市生活，这主要是因为大城市就业创业机会较多，大城市的繁华与生活的便捷，也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青壮年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就近进入小城镇中，出现“半市民化”状态。而乡村环境质量高，特别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民俗、民风吸引了大量城市居民，不少城市居民闲暇之余前往农村放松身心，甚至一些退休老人选择定居在环境优美、舒适恬静的田园乡村，成为“新村民”。“新村民”或“新市民”的社会融合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全社会尊重关爱“新村民”或“新市民”，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积极处理好他们与迁入地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技术资源等综合承载力方面的矛盾问题。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村民化”的社会融合问题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村民化”的研究多关注“市民化”与“村民化”意愿和相关路径，而关于“市民化”与“村民化”的条件因素、影响机理缺乏坚实的理论研究。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为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审视“市民化”与“村民化”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保障实现“进城或返乡”人口迁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权，满足转移人口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提高移民生活质量。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 年间经历了三个典型过程，即乡村孕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和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类似，体现了城乡发展的固有规律。但是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

（一）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于我国实际，指引着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时期城乡经济工作推进也要在党和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下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情况，明确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中央明确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村经济改革成为重中之重。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城乡矛盾不断显现、城乡差距日益加大，党和国家及时调整政策，适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进入新时代，乡村经济的凋零、乡村产业的不发达、乡村人口的不富裕主要是因为我国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失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大局，把握规律，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来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以期能加快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我国必须从国情出发，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完善，开辟符合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道路。

（二）坚持实现城乡人民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

新时期以人民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思想贯穿于我国经济发展各个领域，体现人民的意志，促进城乡人民的全面发展也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宗旨。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增加与要求的提高。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是“人民”，这就要求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定义城乡关系，塑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城乡关系。以人为本的城乡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城乡关系，不仅注重从收入上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居住环境，提高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注重发扬和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多地关注城乡人民的利益，合理规划城乡空间，实现城乡功能互补，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安居乐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增强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宗旨。

（三）平等看待城镇与乡村两个主体是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城乡的对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阶段成为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一问题属于结构性问题，想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需要首先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问题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得到解决，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目前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从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城镇与农村兼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相互斗争中存在着城乡双方共生共存、相互渗透；同时两者在发展中体现协调一致、互利互惠。城乡的对立与分治，使我国以往城乡关系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一直未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将城镇与乡村视为对立的两个范畴，出现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主要是强化了城乡之间的斗争性，忽视了城乡之间的同一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地看待城镇与乡村两个个体的发展，重视城镇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同一性，城镇和乡村的对立问题才可以解决。逐步提高乡村的主体地位，改变一成不变的城市带动乡村或改造农村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模式，发挥城镇化的积极作用，消除城镇化的消极影响，并通过乡村振兴使农村与城市互相促进、相互受益，实现国家城乡经济的整体进步。

四、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思索与构建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如何发挥我国的特色与优势，必然需要经典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指导。首先，从经典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理论基石，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体系进行基本构建和指引。自西方工业革命伊始，遍及西方各国的工业化带动了各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此也就产生了城乡矛盾与城乡对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相应变化的就是社会阶段，对应的城乡关系也随之发生不断的变化。社会的根本矛盾始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城乡发展进程产生较大影响，导致城乡关系从统一到对立进而发展到融合［1］。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提出“城乡融合”这一概念，恩格斯认为，社会的全体成员组成一个共同体，联合起来，发展生产，最终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城乡的融合发展促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的发展［2］。由此可见，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合理布局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资源和生产要素，城市和乡村也可以发展一种协调、互促、互惠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及分析城乡对立这一现象，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入研判西方经济学者对城乡关系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客观的评估和理性的反思。国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发展的研究时间较早，对城乡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偏向城市或偏向农村的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城市偏向论认为，政府的税收、投资、价格等方面城市偏向政策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进而引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使城市过度膨胀，城乡之间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的差距（Lipton，1977［3］；Corbridge，1982［4］；Hender，2003；Foster，2008［5］）。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整个进程可以给我们以警示与借鉴，在城市化进程飞速进行中，大城市弊端日益突出，乡村的价值和理念引起人们的重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以集镇为中心建设发展乡村社区，通过乡村城市化来实现促进乡村发展。乡村增长中心发展论的重点在于，加强城乡联系中必须通过建立合理的梯级城市结构（包括大都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而选择性空间封闭理论强调在满足乡村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的资源，实行以乡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Stohr W.B.and Taylor，1981；Friedmann and Douglass，2002［6］；Gaurav Dat，2016）。城乡一体化论认为，城市和乡村两大社会经济地理系统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日益加剧，逐步形成全新的空间形态和聚落形式。两者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很难截然分清，由于每个区域自身的内部关联和特征，同时与其他区域纵横交错，最终发展成网络化态势（Mcgee，1991；Unwin，1989［7］；Douglass，1998）。城乡联系，其实质在于各种要素流、商品流、信息流和思想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唯一的有效途径就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的双向流动，这样才能促进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Princeton，1975；Rondinelli，1985；Gugler，1991；Carlos，Garriga，2017）。西方经济学城乡关系理论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研究，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大都经历过偏向城市或农村的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对于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青壮年人口外流、农业经济地位下降、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对国外城乡关系的优秀研究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并加以参考和借鉴，但是各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性条件有差异，内容内涵也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不具针对性，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再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凝练的理论体系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指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通过城乡实践的不断发展，使得我们开始对城乡发展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思考，在实践中总结了大量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成果。同时，在这些实践中，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显著领导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近年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城乡关系发展新理论和新战略，为我们正确认识城乡发展的规律，探寻城乡协同共进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国城乡关系经历几番变化，城乡政策几经调整，从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从分治到统筹，从单方面援助到互帮互促、平等发展。在这不断调整的关系背后蕴含着党要解决好城乡问题的决心，这些来源于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思想理论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理论成果。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弥补我国城乡发展中理论的弱项，攻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从而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二）根植于中国城乡发展实践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原创性和时代性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人民生活贫困，没有能力去兼顾城镇和乡村的发展。之后，我国在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实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时候，又出现城乡发展失衡、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当前城市作为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种资源丰富，占领各种发展优势；反观乡村，则是孤立与分散，不具吸引资源的有利条件。城市经过后天政策优势与进一步占有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与乡村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乡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处于劣势，这种恶性的对立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城乡生产的割裂，城乡生活的差异，城乡生态的对立。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后，中国城乡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城市有令人头疼的交通拥堵、住房和教育资源稀缺、各种环境污染、就业困难、贫富差距大等“城市病”，乡村出现人烟稀少、土地撂荒、垃圾污染严重、房屋破败等“农村病”。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由于人口过于集中，城市管理负担重，制约着城市的健康运行，城市居民居住环境恶化。乡村由于基础设施供给滞后，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缺乏人气，乡村居民生活单调乏味。青壮年纷纷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导致失地农民生计无保障，进城农民工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长期被边缘化。引起“城市病”与“农村病”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是各种要素在城乡流动过程中失衡，流动过度或流动不足。不论是农民还是市民生活质量都在下降，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进步和发展。原创性的实践产生原创性的理论，城乡发展理论的根本源泉是城乡发展实践。我国的城乡发展过程复杂曲折，不同阶段城乡关系特点鲜明，需要在认真总结我国城乡关系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打破城乡融合的种种壁垒和障碍，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

（三）重点解决中国城乡发展实践难题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全方位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加深。我国城乡融合过程中出现一些难题，却没有出现印度、菲律宾、巴西等国的严重城市贫民窟问题。这也体现了我国的城乡发展既是独特的、复杂的，也是丰富的。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其中的难题主要是推进城乡空间如何有效融合、城乡产业如何无缝衔接、城乡居民如何相互融合。其背后的根本性问题是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问题。城市和乡村是城乡融合的空间载体，空间融合城镇化、村镇化的发展要求科学合理的布局规划，城乡用地制度的有效衔接，激发乡村土地要素活力，挖掘城市和乡村产业融合的关键点在于合理配置资源，要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必须引入现代要素，通过大力推进现代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落实乡村产业多样化发展。

城市和乡村的居民融合是深化户籍制度及社会福利制度等改革，实现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趋同化，促进转移人口职业的转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满足城乡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城市和乡村之间要素流通渠道通畅，城乡产业发展平衡是实现高水平的城乡产业融合的基础，城乡生产方式融合带动转移人口真正融入社会。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城乡独特资源的结合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提高城乡经济运行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发展的动态平衡，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难题的关键。城市和农村的空间融合不意味着两者无差别，而是城乡在空间分布上相互渗透，在城市能够探寻到农村的影子，在农村能够摸索到城市的因素；城乡产业的融合是充分利用乡村资源，提升农业生产率发展现代农业，逐步缩小城乡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提高城乡产业融合度；城乡居民融合能够有效推进各种城乡进步，尤其体现在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优化并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最终保障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没有科学的城乡融合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正确指导城乡融合实践，离开城乡发展的实际问题谈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毫无意义。当前，城乡融合理论已经上升到发展战略，时刻牢记凸显中国特色并将其贯彻到中国城乡发展实践中，吸收借鉴各国有益成果，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城乡发展的规律，凝练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与理论，不断呈现中国城乡发展理论的原创性。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的主线，深入思考和总结城乡发展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我们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查询年度数据得到1978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 元，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查询年度数据得到1992 年年末总人口为117171 万人，城镇人口为32175万人，计算所得城镇化率约为27.46%，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3 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 gndtjgb/200302/t20030228_30016.html。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 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 20170228_1467424.html。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0 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 20200228_17289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