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 郑州 45000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中华民族的革命道路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使命，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中国发展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转变。目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震荡。全球性重大突发事件使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变量日益增多。中美之间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竞争加剧，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极度焦虑和疑惧心态。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大变局”的分化、演化和进化。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复兴、如何实现复兴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意义，深入研究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握其从何而来、因何而成，厘清现状，预判趋势，放眼世界，面向未来。

一、复兴之源

在人类历史上，反映国家兴盛的因素往往是经济的繁荣、财富的聚集、人口的增长和军力的强盛等外在表征。但文明基因、文化动力、历史根性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却往往被轻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重视内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兴”“复”内涵，考察“兴”“复”的中国实践，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寻找复兴之源，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走好复兴之路。

（一）“兴”的释义与文化意蕴

1.“兴”与“起”

兴，“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说文解字》）。“兴”在我国古典文献中最基本的用法是“起”。如“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乃寝乃兴”（《诗经·小雅·斯干》）。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引李仲蒙的话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现代学者如尚承怍、郭沫若、杨树达等亦认为“兴”就是“起”，与许多人举抬物品有关。从古至今，诸多有代表性的学者多认为“兴”与“起”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兴亦有“同力”“共举”的意思。宋代王安石在《兴贤》中说：“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兴”也可以引申为“蓬勃发展，兴旺”，如“天降滔德，女兴是力”（《诗经·大雅·荡》），“国以民为兴坏”（《新书·大政上》）。

2.“兴”的文化意蕴

“兴”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从社会上层到普通民众共同的心理诉求，表达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实践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断发展的中国梦。“小家”渴望“家兴”“族兴”“业兴”“人丁兴”，追求家庭家族事业兴盛，人丁兴旺，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对于家、族、业、人丁兴旺发达和蓬勃发展的美好期盼。“大家”希望“国力兴”“国事兴”“国民兴”“国运兴”，追求国家安定、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表达了中国历代执政者对于国家发展的美政思想。

（二）“复”的释义与文化意蕴

1.“复”的释义

复，本义为往来、反复。“复，往来也。”（《说文解字》）《易·泰》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孔颖达疏：“初始往者必将有反复也。”引申为恢复、回归。“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尚书大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复”具有初步辩证思考的解读集中体现在《周易》的《复卦》中。其卦辞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复卦》下震上坤，体现了中国人早期对“德”“道”的辩证性思考。既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构思，也体现了“一元复始”的初兴之义。细审《复卦》之爻辞，可以看出复兴之路绝对不是一条坦途，但只要坚定方向、循序渐进，就能为复兴奠定良好的基础。

2.“复”的文化意蕴

中国学者很早就将“复”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论语》所载“克己复礼以为仁”，开启了2000多年来儒家传统文化“复礼”的政治思维。2000 多年来，中国在平凡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与“复”有很大的关系。“复”在我国文化中的内涵是一种精神灵魂的向往，而非外在形式的“返旧”，其本质就是在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下的“求新求变”与“守正创新”。

（三）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性

“大禹治水”加速了中国的文明进程。“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记载了蓬勃发展的商文化，讲述了商代中晚期的征伐、农业等诸多远古记忆。周代社会，“终三十里”“十千维耦”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场面，体现了距今3000多年的中国劳动人民兴盛的生产场景。“伦理化”成为中国文明的内在基因。

秦汉之“大一统”社会的实现，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论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2]246-247这是对于秦始皇历史功绩的叙述，更是对秦朝走向“兴”的肯定。秦朝之“兴”，在于“大一统”，在于按照“秦律”依法治国，在于“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秦虽国祚不长，但其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为汉代兴旺做了有益的尝试。

汉代文景之时，国力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1420。汉武帝实行税制改革而推行的“限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豪强贵族的兼并，保证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政治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治政思想的主流。这一文化基调的确定，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张骞与班超对“丝绸之路”的拓展，使汉朝对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得到极大发展。汉之“兴”，在于疆域开拓，在于文化定格，在于对外交流。

唐朝的兴盛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均有鲜明体现。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三省六部制的管理体制，极大地提高了封建时代的行政效率，为唐朝的兴盛发达提供了上层建筑制度保障。在用人方面，唐朝延续隋朝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并加以完善，为国家人才选拔提供了依据和重要渠道。唐代，中华文明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其结果不仅使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得以充分彰显，更为唐代的繁荣兴盛提供了重要动力。“鸿胪寺”的设置，体现了隋唐时期中国执政者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成熟理念。隋唐之“兴”，在于政治制度的革新，在于人才选拔的探索，在于中外文化交流和互动。

公元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启了宋代之统治。然而仅就疆域而言，赵宋远远小于汉唐时期。在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蒙古、辽（金）、西夏、吐蕃、大理等政权。宋人采取的抑武重文政策，导致宋朝武力积弱和外向发展不足，促使宋朝的发展不得不走向一条“内卷化”（“内卷化”是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的道路。宋人的追求与探索，为后人留下了极尽理性思辨的理学。理学在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延续了数百年，对中国政治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内忧外患的格局也促使士大夫对社会进行理性思考，培养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宋代科技发达，宋人发明的“突火枪”开启了世界兵器史上“管状”武器的先河；宋代活字印刷术的改进，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下移，影响了元明清大众文化的演进。宋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宋代文化对域外的影响远超唐代。因此，宋之“兴”，在于知识分子对人类发展的理性反思（以理学为主的宋学是理性反思的重要内容），在于知识分子面对忧患时强烈的家国情怀；在于注重工匠精神，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并由此带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在于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和注重文化的对外传播。

元代疆域空前扩张，版图超越以往任何朝代。元朝在我国行政区域划分的具体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元朝废除尚书省和门下省，保留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元朝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繁荣，与亚洲、欧洲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络绎不绝。在文化方面，出现了散曲、元曲等更接近世俗化的文艺形式，推动了民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元朝君臣对“隋唐运河”实施“裁弯取直”的手段，再一次疏通了运河——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联结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基本经济区，在明清时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故此，元之“兴”，在于疆域扩张和版图辽阔，在于民族空前融合，在于民间文化的凸显和繁荣，在于京杭大运河之开凿并由此带来的南北政治和经济的联结。

明代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明朝还在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还曾收复安南。明代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明朝文化进一步朝着世俗化趋势和中央意识形态主流构建的双线模式发展。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官方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化整合，体现出明代君臣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探索，也体现出明人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对于文化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基于开放包容的心态，明代“启蒙”思想先驱为我国“第二次”文化大交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化”支撑。明代还开启了我国海洋贸易极尽繁荣的局面，明代的海洋贸易集聚了全球绝大多数白银，从1540 年到1644 年这100 多年间,日本绝大部分的白银产量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都流入了中国,因此，葡萄牙学者加良斯·戈迪尼奥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明代也是我国人口剧增的朝代，今人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说，晚明人口近2 亿。明之“兴”，在于疆域之确定，在于中外思想文化交流背景下之繁荣，在于人口繁盛，在于海洋贸易的发达，在于国家软实力的综合提升。

清朝极盛时期，疆域广阔。其疆域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直到清代晚期，清朝仍是一个包括50 多个民族、国家空前统一的王朝。清朝前期，农业和商业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密集的商业城市，并在全国出现了大商帮。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是世界白银的“吸泵”。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到了康乾盛世后期，清朝人口已突破3亿，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皇帝时期，人口更是突破4亿大关，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文化上，清朝不仅是我国文化的全面整理期，清代学术——朴学也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一个高峰。当时由政府组织出版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对保存我国典籍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之“兴”，在于疆域辽阔，在于人口迅速增长，在于对外贸易之持续，在于国家的空前统一，在于商业经济的繁荣，在于对文化的全面整理和总结。

二、复兴之时

“复兴”概念的提出和形成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经历了从“民族复兴”到“中华民族复兴”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丰富过程。自明至清，巨大的贸易顺差让国人自上而下都有着一种“天下之中”的绝对优越心态。长期以来，缺乏警惕性的和平保守心态，让晚清中国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明至清，不乏仁人志士意识到文化形态的畸形，奔走呼号，求新求变，然而却无济于事。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物力打击更严重，因为逆转得过于突然，所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者，便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的境地，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途穷。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3］

（一）错综复杂的复兴之时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中论述，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力量更为明显[4]。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大航海为欧洲开放的海洋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提高了欧洲人探索世界的兴趣。西方的“文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精神的枷锁，其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等理念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国家的思想解放，进而促进西方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

晚清时期，中国错过了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面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深重危机，在自认为居“天下之中”的梦幻中醒来，发现中国已成为列强掠夺的对象。其社会状况与乾隆所言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5]已是天壤之别。胡适甚至激进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是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6]中华民族沉沦的外因和内因，不外乎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社会的保守封闭等。

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域外列强的欺凌和掠夺，促使中华民族反抗和觉醒，促使中华民族寻求复兴之路。历史上，中华民族也曾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考验，但中华民族精神从未湮灭，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和萌发，与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一致的。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映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步履艰难和复杂，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复兴层次和深度的多维度的不懈探索。但是，无论是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还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来完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7]近百年，中国共产党从不同时期的历史全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战略规划，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反映了复兴的接续发展。1945 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沉沦到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1949年，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国人民富起来了。习近平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展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伟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进做出了新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2021—2035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阶段。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既有当下又有未来，并从未来看当下，体现了一种系统性思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结晶。

（二）复兴观的演进

1.复兴不是“复古”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恢复”到中华民族古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是有着崭新的时代内涵。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轴心时代”理论，他说：“我们上升得越高，便越清楚地理解轴心期。”[8]在他看来，“轴心时代”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上，它所实现的人类精神的飞跃蕴含着超越特殊的普遍性的意义。在它之后的所有时代所实现的文明飞跃都需要一次次地回味于它，都需要被它重新点燃，重新实现其内在潜力的唤醒。这一论断有力地说明了“复”的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复兴意味着我们能否从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找到“存在的光亮”,并赋予其世界历史性的普遍意义。

2.复兴意指“复活”和“再生”

如果考虑到“兴”与“亡”之时常对举，那么“复兴”可与“复活”相提并论。五四时期，李大钊提出了复兴就是“中华民族之复活”“中华再生”等观点，“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李大钊于1924年在《民族主义》中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之复活”，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可见，在李大钊看来，“复活”也是“再生”，是生命在遭受挫折磨难后的重新觉悟和崛起，是生命的再次升华。

“一枝动，百枝摇。”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率先自觉地从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出发探索国家出路，并初步奠定党的民族复兴思想根基的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以“白首中华”来比喻中华民族的过去，以“青春中华”来比喻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十月革命前，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寄托在新青年身上；十月革命后，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寄托在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道路上。所以，人们用“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东方睡狮”“凤凰涅槃”“老树新芽”来比喻古老中国的“旧邦新命”，永葆中华文明体的活力。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困难和险阻，砥砺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当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要牢牢把握民族复兴之舵，汇聚起推动民族复兴不断向前迈进的强大正能量。

3.复兴特指“上升”与“上进”

中华民族复兴，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伟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验证过程中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斗争史的深刻总结和升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命运曲线由近代的“沉沦”与“下降”转变为“新中国”的“上升”与“上进”。

4.新时代的伟大复兴

谋复兴，谋幸福，谋大同，是理解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把钥匙。中国的复兴，意味着中国大国地位的重新被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0]1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11]从新时代的角度来看，大国的定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增加内涵，已经从单纯的人口、土地、财富和军事力量扩展到了综合领域。在当今世界，大国的含义是与强国密切相连的。中国的实践将为大国复兴走出一条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之路”，为人类新的文明轴心和世界秩序带来全新的视野。中国的复兴，将实现超越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结合、中国化和世界性相一致、文明化和现代化相耦合，将步入一个能够弥补、矫正西方文明不足和偏颇，进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型人类轴心文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10]471以“未来之中国”观之，这是战略机遇期，也是动荡变革期，既“西强东弱”又“东升西降”，其中有机遇，也有风险。我们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机遇优势，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人民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起而行之、复而兴之。中国人民必将抓住机遇，从历史的“复兴”之源中汲取“源头活水”，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价值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三、走好复兴之路

中国共产党的复兴理念集中而完整地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理想与追求，涵盖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大的世界、更多的机遇、更好的生活，但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复兴的最伟大意义在于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统一起来，在世界上确立起与中国相称的国际地位，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实现复兴，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12]32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2]6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的情况如何，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作为现代化强国的崛起，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领示范作用不容小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复兴与强国崛起必定需要中国人民高度重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再造辉煌。我们坚信，随着中国作为现代化强国屹立在世界前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展起来，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呈现出一番全新的景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将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吸引力。

（二）实现复兴，要积极推进践行“四个伟大”治国理政方针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四个伟大”治国理政方针理论。“四个伟大”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对党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要求，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战略、引领全局的总蓝图、谋划工作的总坐标，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怎样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们党对自身肩负历史使命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戴维·施韦卡特认为，“中国需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庞杂，它取得的成就就有多伟大”[13]。孙中山先生说：“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14]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伟大梦想，那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我们的伟大事业，而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四个伟大”是我们在“强起来”征程中最激动人心的期盼。

（三）实现复兴，要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共同富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向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我国虽然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为我们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15]实现共同富裕，要求中国人民同心同力谋发展、铸辉煌。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我国复兴大业的根本目标。在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要追求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与民族百业振兴和人民万家幸福三位一体，携手共进步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无论何种发展，最后都归结为人的发展，它构成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实质。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兴旺，人民是主体，必然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力谋发展、铸辉煌。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中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真正实干才能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实干才能铸就新时代辉煌。在中华文明奋斗史中，勤劳和坚韧不拔等精神是成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核心品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必定不会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必须拿出实干精神，百折不挠、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民族复兴这项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添砖加瓦，在实现“共同富裕”之路上不断前进。

（四）实现复兴，要求中国正视“风险社会”，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殷忧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16]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复兴，绝不可能是轻轻松松、一帆风顺的，必然要经历一番艰苦的磨炼和斗争。大国的复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重新崛起，这不仅将对国家内部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将对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带来影响。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会给既有的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始终生活在“每个国家反对每个国家”的“霍布斯时代”，所以所有的大国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充满疑惑。荷兰之于葡萄牙、西班牙，英法之于荷兰，英国之于法国，美国之于英法，都曾经历这些难题。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警惕“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和蝴蝶效应的出现，正视各种风险，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中伟大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既要敢于斗争、勇于碰硬，又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坚决防范化解各种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风险。

（五）实现复兴，要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历史实践中准确定位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今天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

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相互传递、交互震荡，复杂多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正在挑战整个国际秩序，特别是受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我们要有大国担当、历史自觉，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思考时代和方位。如何实现由中国积极推动的“全球化”，则是新时代的新使命，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其必然选择。全球化的早期角色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美国。如今在全球化中，中国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建立和加强互通互联的伙伴关系，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的复兴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在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罗素也说：“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去恶，再结合自己的文化，必将有辉煌的成就。”[17]实际上，对于中华文明这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文明来说，它的复兴不仅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极为关键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一定能够实现文明化和现代化的成功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有机统一，也必将超越传统的伦理文明和西方的资本文明，而步入一个能够弥补、矫正西方文明不足和偏颇，进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型人类轴心文明。我们将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大国复兴走出一条超越“大国政治悲剧”的道路，为人类新的文明轴心和世界秩序带来全新的视野。当前，我们必须注重培养适应民族复兴进程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素质能力，重视跨文化实践场景，直面全球化丰富而曲折的进程，通过正确的民族复兴史观引导人们投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浪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迎接新时代盛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