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斌 郑莉娟

“三礼”所记的礼仪规范是人们对远古以来社会控制方式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和人们立身行事的重要依据。礼仪规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更新和改变。唐宋以来，随着士庶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意在区别门第高下的礼仪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以至于新礼仪的制定势在必行，南宋朱子《家礼》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此书不仅对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礼俗有极大影响，还远波朝鲜半岛，受到朝鲜政府和学界的推崇。宋代以来，一些人在朱子《家礼》的基础之上，结合时代的需要，制定了新的礼书，邱濬《家礼仪节》、朱轼《仪礼节略》和江永《昏礼从宜》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江永《昏礼从宜》一书成于乾隆己卯年(1759)，此书在参考《家礼》等礼书的基础上，以“从宜”为制礼的指导思想，对时下的婚礼作了思考和设计。(1)今所能见的江永《昏礼从宜》仅有安徽省图书馆藏抄本，且是海内孤本。徐道彬从目录著录情况、文本内容、行文风格等角度对此书加以考察，认为此书非江永所撰。然而徐氏此说并非确论，林胜彩在驳徐氏疑《善余堂文集》的真实性时已有考证(参见林胜彩：《代序——江永〈善余堂文集〉的文献研究》，《善余堂文集》卷首，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8-9页)。此外，《昏礼从宜》中有江永自述在都门与方苞讨论“昏礼妇至不交拜”一事，江氏的《群经补义》有同样的记载，此是《昏礼从宜》为江永所撰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