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嘉

（河南大学 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一、论起：从技术到技术帮助权

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论断，旨在强调发展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也曾鲜明指出，新社会本质就是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我国，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一直是社会工作的重心，其中法律尤其是宪法上的保障又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1]。《联邦德国宪法》（1949年）第2条规定：“人人都有发展其个性的权利，但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触犯宪法秩序或道德准则。”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信息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逐渐深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之外，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无意识”冲击，为新的法律权利类型生成供给了大量实践资源，这也是本文提出应赋予公民技术帮助权的动因。

近年，诸如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在智能信息化大背景下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如生活中的网约车、即时通信、移动支付、网上购物、医院预约排队等新兴生活工具，对这类群体而言，是一条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数字鸿沟”[2]，消解宪法所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内涵，是造成这类群体“多维贫困”的一大诱因。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技术对这类“技术弱势群体”的冲击尤为严峻，其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式受之影响较大。深入探究，无论是自由权、平等权、社会权还是救济权，都不可避免地与新兴技术发生关联，而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技术帮助困境，即便被称为“由科技引发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正当化内在限制”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