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视觉共同体:“图像治愈”的诞生、散布与使命
2021-01-11刘文军
华中学术 2021年3期
刘文军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南宁,530022)
图像是发动观念战争和心理战争的武器。W.J.T.米歇尔(W.J.T.Mitchell)将由图像引起并打击图像的“反恐战争”称之为“图像战争”[1]。“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利用第一架撞向双子塔的飞机吸引媒体,目的是让媒体将第二架飞机毁灭双子塔的场景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从而制造“媒体景观”[2]。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9·11’以前,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恐怖奇观”,而这种媒体文化奇观是攻击敌人的方式[3];攻击被震慑所替代和执行,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认为“震慑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需要让那些未被直接袭击的人看到这个行动”[4]。因此,图像在其直观性和批量复制等特性的加持下成为战争的同谋与手段:大量制造并快速散播恐慌,虽然不能扼杀身体,但却造成心理创伤。
众多视觉文化和媒介文化学者以“9·11”事件为例,论述了图像和战争及恐怖之间的联姻,特别是提出“图像战争”概念的米歇尔,他在论著和演讲中多次兜售这个概念,导致诸如米尔佐夫等其他重要学者都论及此概念。诚然,“图像战争”概念恰当地描述和解释了在视觉社会中图像对个人心理的破坏力量及对整个社会的撕裂能力;但图像难道不是一枚“硬币”?“图像战争”只是这枚硬币的一面?换言之,图像可以被用来制造心理创伤,是否也可以被用来治愈受伤的心灵?是为选题的理论困惑。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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