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颂云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体制的形成时期，其政治性不言而喻。延安时期出版大众化的实践也卓有成效，不可忽视。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延安时期出版整体情况的介绍和梳理，对出版大众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主要探讨了延安时期出版大众化的想象与实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意义。

一、延安时期出版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版大众化从想象与探索真正走向了实践，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出版大众化的想象与建构

在我国古代，宋代出版文化逐渐向下层百姓靠拢，出现大众化转向[1]。到了近代，出版促进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高国民的素质。作为近代中国出版重镇的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张元济诗曰：“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认为，“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2]。此处的“多数国民”，其本质上即是大众，“似”表达出他的不确定，是他对于出版大众化的一种想象。邹韬奋具有为大众“服务之彻底精神”，可以说，他的出版生涯即是围绕“大众”二字展开，其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3]。胡愈之认为，邹韬奋“永远为大众，向大众学习。站在大众前头，而不脱离大众。如果这是大众化，韬奋是做到真正的大众化了”[4]。由此可见，出版大众化的想象与建构在近代出版界已经开始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