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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态学视域下的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研究

2021-01-10杨杰姜帆

高教探索 2021年12期
关键词:高校智库智库

杨杰 姜帆

摘要:智库已经成为当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高校智库作为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国家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言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高校智库建设是其与内外部生态环境互动的结果。本文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解析了高校智库内外部生态系统的构成,重点分析了影响高校智库建设的生态因子,从中发现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校智库;智库;组织生态学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在经济转型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形势下,国家和政府亟需一批专业化程度高、决策服务能力强、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高质量智库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时做出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指示,提出要依托不同研究力量,积極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多元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而高校在人才、学科、研究实力等方面拥有智库建设的天然优势。

高校建设智库具有明显优势。高校人才资源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可以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加强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以及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领导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适时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强调新型高校智库对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重大意义,并从建设目标、主攻方向、建设路径等方面对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进行了总体布局和全面指导,我国新型高校智库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智库的早期研究者保罗·迪克逊(Dickson)提出,智库是政府为解决各种问题所求助的对象,是利用现有知识以跨学科方法进行政策研究的持久性机构,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1]当前,智库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的新热点,西方智库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2]。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研究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学者主要采用历史路径的研究和分析方法,分析智库兴起的政治背景;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注重实证研究,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尝试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供决策层参考;同时,随着智库国际合作的不断加深以及智库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学者们在关注本国智库发展的同时,开始尝试不同国家智库之间的比较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探讨智库在各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 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近年来智库研究的前沿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智库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教育政策(education policy)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研究; (2)智库在政府(government)的影响力(power)、国家政策(policy)、民主政治(democracy)、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政治事务(politics)等方面的政策咨询系统的形成研究;(3)智库在面对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全球化(globalization)、舆论环境(public opinion)、话语权(discourse)等问题时给出的政策建议(policy advice)等。

由于我国智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如何在坚持中国特色前提下,通过借鉴和吸收欧美智库建设经验,实现我国新型智库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发展相对滞后的高校智库,已成为当前中国智库建设中的迫切问题。

(二)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对智库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早期主要侧重于智库基本情况的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智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有关智库的研究更加全面并不断深化。[3]近年来,高校智库建设成为我国智库建设的重点研究内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高校智库建设存在其优势研究。首先,高校人才密集、学科健全,研究实力雄厚,并且国际合作交流紧密。当前,我国社科研究人员绝大多数集中于高校,为高校智库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人力资源的集中有利于形成优秀的智库团队,对高校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智库研究大多面对的是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高校学科门类齐全,且跨学科交叉性强,有利于组建协同攻关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为高校从事应用对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支撑,保证了高校智库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实证水平;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较为频繁,且多为非官方的,通过国际会议、学者互访等方式,智库研究人员与国外同行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拓展了我国高校智库的国际视野。[4]其次,高校智库与政府关系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高校作为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发源地,紧密围绕国家的发展需求,确定自身的发展重点和方向,同时高校学术氛围较宽松,且高校研究人员普遍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有效保证了高校智库研究的客观性。[5]

二是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困境研究。目前我国高校智库的政府决策参与度较低,其影响力薄弱。[6]其原因可能是:大学的使命、价值和智库功能存在冲突;许多高校熟悉科研机构管理,不熟悉智库运作,在实现作为智库的管理转型中存在困难;高校智库推动、设置政策议程的能力相对薄弱;高校智库发展的象征性大于实用性[7];在管理体制方面,高校智库缺乏领军人物,辅导人员流动性强;在评价机制方面,高校科研评价指标单一,智库研究成果未被纳入评价体系[8]。

三是中国高校智库建设路径研究。关于如何推进高校智库建设,学者各抒己见。杜宝贵等学者[9]提出为了推进中国高校智库协同大发展,需要建立高校顶层制度平台,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建立国际性联合智库交流平台,推进学科交叉发展等。而陈斌[10]提出高校智库应明确发展方向,理论联系实际,为决策提供思想源泉,解读并宣传现有政策,改善评价机制,完善数据库建设;此外,还要处理好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政策咨询与人才培养的关系,以及服务当前与引领未来的关系。郭华桥[11]则指出,高校智库建设应以解决“人”的问题为突破口,将智库研究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来吸纳青年研究骨干,完善聘用制度,加强智库文化建设,培育后备人才,扩大智库自主权,推广其研究成果,提升社会声誉。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知我国高校智库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如下:(1)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实践探索与运行机制研究,以及欧美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对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启示。(2)高校智库存在问题的提出与应对策略研究,如高校智库研究力量分散,应以协同创新为机制,发挥智库更大智能。(3)“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智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4)思想库和智囊团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以及中国大学思想库建设的未来发展路径。(5)高校图书馆面向智库服务的数据优势、可行性实证、服务策略、服务模式及发展趋势分析等。

二、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

目前学界一般根据智库属性把我国智库分为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种类型。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20》[12],2020年全球共有智库11175家,其中美国拥有2203家智库,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1413家,位居第二,与美国智库数量相比虽有差距,但增长迅速,与2015年相比(435家),五年增长近23倍。从综合实力排名来看,中国仅有8家智库进入“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其中高校智库有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家,全球百强榜排名分别为第50位和第81位。从全球高校智库排名榜单来看,共有94家高校智库入选,其中中国高校智库入选5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9位)、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第13位)、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第14位)、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第58位)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79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麦甘团队的《全球智库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就中国智库建设情况而言,报告里面的部分数据并不准确,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和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据了解因属于未注册的国际组织,两个智库机构目前是暂停状态。

2015年,我国以官方名义公布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共有25家,涵盖了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等类型。后经合并、增补,目前共有29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其中官方智库18家,高校智库8家(见表1),另有社会智库3家,高校智库占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总数的27.59%。

另外,根據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13](目前正式发布的最新报告为2018年版本),2018年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前50强中,官方智库有30家,高校智库13家,社会智库7家;同时,高校智库仅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9位)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19位)两家入选前20强。可见,与官方智库相比,高校智库无论是入选数量还是整体实力仍有较大差距。

总的来看,与官方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发展相对滞后,且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虽然在决策影响力上高校智库不具有优势,但是高校智库在社会影响力上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于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在研究自主性和社会公信力上拥有较大的优势;与民间智库相比,高校智库享有更加稳定的政策扶持优势。以上独特优势保证了高校智库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发展潜力。

三、高校智库建设研究的新视角:组织生态学

高校智库作为一种重要智库组织形态,其建设和发展是与内外部生态环境互动的结果。“生态”主要指的是生物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14]。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是研究主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演化关系的科学,是在组织种群生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组织生态学理论用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待研究主体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组织生态学以生态学为基础,运用生态位的概念具体描述了组织种群的竞争资源空间,用“生态位重叠”和“生态位宽度”描述了组织种群间的竞争,将组织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组织内单元、组织、组织种群、组织群落和组织生态系统。[15]从组织生态学来看,高校智库的建设也是一个与智库生态环境互动和平衡的过程。

为促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健康快速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与智库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智库生态环境的界定主要包括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其中,外部生态环境又包括政府认知、智库意识、资源环境、决策贡献度和社会影响力等生态因子,内部生态环境则主要包括高校智库运行中所涉及的组织管理、人事管理、科研评价、经费管理以及沟通机制等生态因子。我们需要从智库生态环境中发现我国高校智库建设中的挑战和难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实现高校智库学术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最大化。

四、高校智库建设存在问题的组织生态学分析

(一)外部生态环境方面

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是智库建设和研究开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虽然近年高校智库发展较快,但总的来看,高校智库建设所依赖的外部生态环境仍存在一定问题。

1.决策部门认知不够

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迎来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如“经济增速换挡”“三期叠加”等严峻挑战,同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决策者面对的决策环境更加复杂,仅凭片面知识结构或个人经验进行决策,极易造成决策风险,因此迫切需要集思广益,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以保证决策科学性。虽然高校智库在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建言献策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总的来看,决策部门和决策人员对高校智库的认知度仍不高,双方之间信息交流和沟通不畅,对高校智库的意见建议重视不够。决策部门这一认知局限与高校智库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方式紧密相关。决策部门的信息具有复杂性、秘密性等特点,与官方智库相比较,高校智库在信息把握的准确性、全面性、及时性方面都缺少优势,产出的政策研究成果有时被决策部门视为“书生之见”[16],造成决策部门对高校智库的认知偏误。

2.智库意识不强

随着高校体制机制改革的快速推进,高校研究人员的“顶天立地”意识不断增强,部分研究人员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日益重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并产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重大决策应用成果。但总的来看,仍有多数高校研究人员没有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上海社科院将智库的专业影响力分为经济政策、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城镇化建设和国际问题等七个方面,并对国内智库影响力进行了排名。从表4可以看出,高校智库的专业影响力较大的是国际问题、生态文明和文化建设,在经济、政治和城镇建设方面则相对较弱,在社会发展领域,则没有高校智库的影响力能进入前五。

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高校科研开合机制缺乏对决策服务研究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科研人员不愿意走出“象牙塔”去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把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作为科学研究的唯一要务;认为智库成果学术性不够,因此不愿从事应用对策研究,也不愿与政府、媒体以及智库人士打交道。

3.资源优势尚待发掘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高校整体研究实力的不断提升,相较于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高校智库在基础资源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但目前来看,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与官方智库相比发展水平仍显滞后,且高校智库地域发展不均衡,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高校智库整体实力较强。2020年CTTI来源智库“年度成绩单”显示,当年申报的年度成果来自15个省份,其中,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获得年度成果数量最多,成果质量整体较高。[17]另外,高校智库内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如图3所示,CTTI收录的471所高校智库中,“211高校”智库为347家,约占高校智库737%,非“211”的高校智库为124家,约占高校智库263%。目前有影响力的高校智库主要集中在“985院校”“211院校”等实力较强的高校,而省属高校或地方高校的智库建设相对滞后。[18]多数高校智库发展特色不突出,高校之间智库资源协同不够,习惯于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合作和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4.决策贡献度有待加强

决策贡献度是衡量高校智库建设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而高校智库研究成果对决策贡献度较低的问题一直是高校智库相较于官方智库的最大弱点。

以广东省为例,相关统计数据(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公布的最新数据为2019年数据)②显示,广东高校近年人文社科成果中,论文、著作仍占绝对多数,而咨询报告等应用类成果相对较少。如2015-2019年五年间,广东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产出专著和论文128637份,提交的对决策具有积极影响的咨询报告10295份,提交报告中被政府采纳的仅5362份,其数量不足专著和论文总量的5%,其中还包括有为数不少的课题结项报告,实际并未进入政府部门的视野,所以也谈不上采纳与转化。这组统计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校智库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程度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5.社会影响力有待提升

高校智库建设的社会影响力是指其研究成果发挥的作用和所形成的社会效应。高校智库建设不仅仅服务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言,而且还要被广大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引导社会舆论。官方智库由于体制原因导致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在社会影响力上弱于高校智库。但当前我国的高校智库也面临着“不接地气”的问题,没有把研究成果和观点通俗、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布,在发挥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力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智库相比,我国高校智库主动宣传意识不足的弊端更加明显,这一方面归咎于我国高校智库与媒体合作意识和合作渠道不足,另一方面也由于缺乏专门负责智库成果推广的专业团队和专门人才,导致高校智库成果的社会普及度不足,广大群众对高校智库认识有限,智库成果很难影响公共舆论,导致高校智库社会影响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内部生态环境方面

内部生态环境是推进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重点,是实现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目标的基本保障和关键因素,事关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成败。近年来,为推动智库建设,国家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为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供了指导意见。但高校智库以体制机制为核心的内部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满足高校智库快速发展的需求,问题主要如下。

1.组织管理较为混乱

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是新型智库高效运行的保障,是打造一流智库的重要因素。但是,当前高校智库建设的组织管理较为混乱。从主管部门看,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宣传部门、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各自牵头进行高校智库建设的指导、培育工作。由于部门利益取向不同,这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组织管理体制,极易造成高校智库建设“五马拉车”“九龙治水”的局面,不利于高校智库建设的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合作发展。高校智库在这种多头组织管理的局面下,往往疲于应付来自于“上面”的任务布置和检查,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受到明显压缩。从管理模式来看,存在较大的模式差异。有的学校把智库建设的权限下放给学院,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还有的學校则建立了专业智库,如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19]高校智库的管理权限下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管理体制更为灵活,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学校层面缺乏统一管理、校内智库之间协同不够、资源难以共享的局面。

2.人事管理相对滞后

高校智库建设,人事管理制度是关键之一。高校智库的运行规律决定其要设立以聘任制为主的灵活人事管理制度。而现实情况是,事业编制仍是高校人事管理的主要形式,“能进能出”的聘任制虽然在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尝试,但尚未普及,且正处于改革探索阶段,遇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聘的问题,对智库所属高校的人员,以哪种方式聘用他们,双薪制还是单薪制?对所属高校之外的人员,智库用什么方式聘用他们?二是评的问题,新型高校智库以聘任形式进来的人员,他们的职称怎么评,是走社会评审的方式,还是在牵头高校评定职称?以上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另外,新型高校智库兼职研究人员的人事关系目前多依附于相关院系,接受院系的考核,甚至智库的专职研究人员以及工作秘书的人事考核权也挂靠在相关院系。智库和院系关系不对等,工作人员人事关系不能相对独立,致使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有的智库研究人员由于职称、聘岗、授课、专业归属等实际问题,与所在平台之间关系疏松,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平台研究工作中,等等。胡薇对161家高校智库的研究发现,大多数高校智库的专职行政人员和专职研究人员都非常有限,有11%的智库没有专职行政人员,有专职行政人员的机构职数也大多仅为1-3人。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普遍存在教师兼职的情况,有6%的高校智库没有专职专业技术人员。[20]

3.科研评价有待完善

科研评价机制对高校智库建设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但现有的评价机制尚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科研评价体系对智库成果重视不够。虽然高校对应用类成果日益重视且部分高校已出台了相应的认定办法,但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以及各级各类纵向项目仍是教师工作量评定、职称晋升等方面最主要的评价指标,教师科研水平的高低主要看有无国家级项目以及是否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等,而横向项目以及政策咨询报告等应用类成果,在整个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占据的分量有限。[21]其次,业绩成果界定困难。虽然部分高校把获高层领导批示的研究报告纳入重大奖励范畴,但对于其他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的智库类成果,如何进行界定并给予相应的激励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种过分注重领导批示的现有应用类成果科研评价模式,有“以采纳级别论英雄”之嫌,也会影响高校教师开展其他应用对策研究的积极性。总的来看,现有科研评价机制不利于高校智库社会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4.经费管理不够灵活

智库运行经费涉及较多的智力和人员成本支出,如长期驻所人员以及外聘专家的劳务费,以及对基地优秀成果的奖励等,且多为现金支付,这与现行的经费管理办法有一定冲突。另外,有些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也遇到一定的支出瓶颈,智库经费“一方面钱难用、用不完,另一方面需要用钱的地方又拿不出”,该状况已影响到相关智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了智库学术交流的正常开展。虽然建设相对成熟的高校智库多以社会资助基金支付人员费和奖金等,但在目前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争取以基金形式支持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也有难度。

5.“智政渠道”不够健全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以来,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智库建设的热潮,但是相应的“智政”沟通渠道的多样化和畅通性并没有同步提高,“智政”结合亟需渠道保障和程序规范,如若不然,政府部门与智库学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就会出现偏差。当前,我国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智政”合作形式多种多样,但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建设“旋转门”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双方之间的人员流动有限,且往往是由高校向政府部门的单项流动,而政府背景人员向高校智库流动的现象非常少见。同时,多数高校研究人员不清楚如何向政府部门推送智库研究成果,而政府部门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获取高校智库有用信息。[22]造成以上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智政渠道”不够健全,致使中国的“旋转门”机制无法真正建立,而政府部门和高校智库之间的沟通桥梁无法全面搭建。

五、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对策建议

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针对我国智库建设内外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立足《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和“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总体要求,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工作。

(一)优化高校智库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

1.改进政府部门的施政理念

政府要摈弃“一言堂”式的决策方式,树立以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为核心的现代决策理念,并清晰传达给社会各界,特别是要高度重视高校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愈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人员交流、项目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向高校征求科学施政的资政建议,引导高校不断加强社会服务职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虽然是决策咨询委托方,但一定要尽量减少对高校智库研究工作的介入和干预,保证高校智库运行和决策的独立性。

2.增强高校人员的智库意识

高校研究人员要坚决扭转“重理论、轻应用”的科研理念,主动走出校园,去关注和研究社会重大现实问题,针对政府和企业需求,开展协同攻关,不断提升针对决策咨询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高校研究人员在加强应用研究的同时,也一定要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对策研究的基础,对策研究则是理论研究的具体化、现实化,两者相得益彰”[23],相对于其他智库研究机构,高校智库的优势恰恰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3.发掘高校智库的资源优势

上文已经提到,高校在人才、学科、国际视野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些正是高校智库跨越式发展的资源保证。未来的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应该在充分发掘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实现智库的跨越式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掀起了新型智库建设的热潮,但对高校而言,决不能“一哄而上”,应根据自身资源优势,与官方智庫和其他智库错位发展,这就要求高校之间必须整合力量,协同攻关,突出特色,组建跨学校、跨学科、跨区域的大领域智库,同时,鼓励高校组建智库联盟,从而实现高校智库资源的优化重组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4.提升智库成果的决策贡献度

教育部实施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强调,高端智库建设要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同样地,高校智库建设的最终目标导向也是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这就要求高校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应不断加大应用研究的力度,同时,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在从事应用研究时,要树立精品意识,以国家急需为根本出发点,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前瞻性问题,产出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并通过多种渠道向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积极推送,不断提高成果采用率,争取在决策咨询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5.增进高校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酒香也怕巷子深。信息化时代,知识的更新十分迅速。新型高校智库要善于抢占先机,将成果快速传播,争取形成最大化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高校智库不断加强自我营销意识,培养专门负责智库成果推广的专业团队和专门人才,与媒体建立密切的沟通、合作机制,并充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论坛等现代传播技术手段,第一时间向社会推送和展示智库研究成果;同时,应树立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国际对话,通过智库人才的出访交流,举办国际性的智库论坛,并通过各种现代传媒手段,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新型高校智库声音,增强国际影响力,助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二)重组高校智库发展的内部生态环境

1.构建独立自主的组织管理模式

尝试将高校智库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校直属单位,在其组织结构中,最上层设置的是理事会,接下来是院长、副院长,院长和副院长下设不同的研究项目中心,一起组成高校智库的领导层。理事会是最高决策层,院长直接向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的重大决策并直接负责高校智库的日常管理工作。在内部人员设置方面,可以从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进行设置,以政策研究为核心,行政管理为政策研究服务。当然,这只是當前比较普遍的一种新型高校智库组织管理模式,各高校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指引下,积极探索适用于各自特点的组织管理模式。

2.试行灵活多样的人才聘任制度

新型高校智库人才聘任应以“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为导向,结合学校人才引进工作,根据“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指导思想,采用“开放式”管理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为智库广揽人才。通过首席专家制、团队滚动制、智库科研岗、专职智库助理、高级研究员制等制度,构建长短结合、专职与聘任结合、学术与智库轮转的独特高校智库人事管理体系。尝试推行首席专家制,每一个智库研究板块设1名首席专家,在全国范围内选聘。实施开放性的团队制,根据研究任务而采取滚动性的聘任考核制,破除终身制。设立智库科研岗,打通智库与学院的人才流动通道。

3.实施灵活宽松的经费管理制度

智库经费管理要打破传统科研管理中经费管理的方式,建立以智库基金制为核心的资金管理方式。智库资金的第一来源应是校友或社会慈善家捐款设立的基金。其管理一是要完善治理体系,规范运营的全流程;二是要拓宽智库基金的融资渠道,激发社会资本的合作热情;三是要探索智库基金的经营性投资,实现自我增值,为智库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同时,对智库经费使用要适度“松绑”,加大人员经费、成果购买费等支出比例。以上举措一方面能有效提高智库平台建设经费的支付率,同时也有利于智库平台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4.制定注重实效的科研评价制度

高校科研评价制度,应针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特点和规律,推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和成果奖励标准,在继续重视基础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把智库类成果纳入科研评价体系,在职称晋升、科研奖励等方面,根据智库成果的贡献度,进行核定和奖励。[24]同时,新型高校智库研究在注重政府部门采纳特别是获领导批示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智库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针对智库成果转化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型高校智库成果的科研评价要坚决破除“等靠要”和“吃大锅饭”的观念,着力推行竞争性的资源分配模式,对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智库成果进行特别奖励,对优秀智库团队进行持续支持,从而形成有利于高校智库社会服务能力全面提升的科研评价环境。

5.搭建中国式的“旋转门”机制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组织运行机制,通过政府官员与智库研究人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促进了 “智政渠道”的相对畅通,进而保证了美国高校智库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有效衔接。由于智库建设环境的巨大差异,我国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应该在借鉴和吸收美国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旋转门”机制,政府部门要多从高校借调研究人员到行政机构挂职,充分发挥高校研究人员的理论优势。另外,高校应大胆创新,尝试建立高级研究员体系,有针对性地吸收学者型官员进入智库平台,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推荐智库平台专家到党、政、军部门挂职、任职、兼职,推动形成党政机关和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的“旋转门”机制,激活双方人力资源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进而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智库成果。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CTTI官方网站整理所得,数据获取日期为2021年8月7日。

②详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15年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12月;2016年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5月;2017年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6月;2018年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7月;2019年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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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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