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剧《茶馆》是老舍先生在当代文学阶段创作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全剧共分为三幕，其中出场人物和台词数量都非常多，演绎了从1898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战胜利这五十年的中国社会历史，这部话剧有着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各个阶层面临的种种抉择以及最后的结局。

关键词：《茶馆》;老舍;近代社会;人道主义;艺术特色;创作背景

《茶馆》饱含人道主义精神，是老舍先生为旧时代唱的一曲悲歌。话剧表达的不只是老舍对旧社会的憎恶，还有对新时代的希冀与期望。整部作品蕴含的情感来源于老舍悲天憫人的情怀，他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他不懂政治，但他只是单纯地同情、怜悯旧社会的贫穷者甚至是残暴者，他从那个时代脱离出来，站在制高点上，不带任何偏见地审视那个近代以来狼狈不堪的旧社会，为它送葬并迎接新社会的到来。《茶馆》问世之后，有不少朋友给老舍去信，问为什么要单单写一个茶馆呢？后来老舍对此作了简单的回复：“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年来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1]

由此可见，《茶馆》这部作品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短短几万字便勾勒出中国近代半个世纪的社会，这也证明了老舍在现代汉语运用上的熟练。

一、“以小见大”——通过《茶馆》窥探中国近代社会

《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一类群体或阶级。比如王利发，他从始至终都在给别人请安，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封建思想在他身上的烙印，更深层次则是王利发在“求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卑躬屈膝来换得别人对自己的施舍，所以王利发是当时小市民阶层的典型代表，很多像王利发的小市民阶层都有自己的一份家产，这份家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刚好可以养家糊口，可还得跟在动荡的社会后面如履薄冰，其实他们也关注国家政事，但苦于自己力量太过渺小，因此就把生存作为唯一的目标。在康、梁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小市民阶层也往往表现出失落的情绪。

常四爷心地善良，淳朴热情，十分爱打抱不平，他始终相信凭自己的力气吃饭，这一点和《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很相似，但是常四爷最后并没有被异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本心，只是经过岁月的雕刻之后对现实无望了。他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到了七十多岁只落得卖花生米，他的老朋友都相继去世，是他拿着自己仅剩的积蓄为他们置办后事。老舍用常四爷来代表中国近代社会进城的农民，揭示了“好人没有出路”的“道理”。

还有秦仲义，他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第一幕说：“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样才能抵制外货，那样才能救国！”。由此可见，19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怀着爱国的热情，他们有着“实业救国”的精神，深信办好工厂就能抵制洋货、挽救民族危亡。可是，到了第三幕，秦仲义的工厂被拆掉了，他历经几十年奋斗的成果毁于一旦了，这也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软弱性和妥协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必须与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老舍通过秦仲义一方面展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奋斗过程和结局，另一方面揭示了其失败的原因。

庞太监是清末侥幸存活下来的“毒瘤”，老舍把他塑造成封建统治者的走狗。第一幕中庞太监说了这样一句话：“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他还净做一些买卖人口的勾当。老舍通过庞太监形象地指出了封建余毒对中国的危害。

再比如沈处长，他出现在第三幕的最后，从小刘麻子介绍自己对茶馆的想法到传老王利发出来的过程，他的台词始终只有“好！”。 沈处长的言谈举止反常、滑稽又可笑，刚开始这点很让人困惑，但是仔细品味之后就会发现原因，他刚出场时“穿军便服;高靴，带马刺;手执小鞭。后面跟着二宪兵”。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沈处长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为帝国主义卖命以身居高位，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论跟谁说话只说一两个字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故意把“好”说成“蒿”，老舍幽默风趣地用沈处长来讽刺当时的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走狗。

除了人物的身份能反映出当时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之外，人物的言行举止及茶馆场景也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情况。比如幕启中：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当时中国开眼看世界只进行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这一步，已然经历过洋务运动和鸦片战争，底层群众抵御西方入侵的思想却还停留在不着边际的幻想中，而且鸦片仍然残留在当时的社会，更加证明了近代中国探索与反抗的艰辛。常四爷说：“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这一桥段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白银外流、清政府财政亏空的情况。茶馆的规模越来越小，“莫谈国事”的字条却越来越大，反映了随着社会越来越动荡，茶馆越来越没有了栖息之地，政治的敏感度也越来越高的事实。

二、《茶馆》体现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怀

由于《茶馆》中的各色人物都属于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性格也就截然不同，而且还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年轻的王利发精明、自私，但是心眼不坏，他面对三教九流的人总是能游刃有余，他从始至终都能把账记得牢牢的。老年的王利发给人的感觉更单纯了，也许是经过岁月的雕刻和打磨，他对许多事情已经看淡了，他只盼望着他的孩子能够有出息，好好活着，他还劝小二德子不要打人，足见其善良。后来，王利发把亲人送走，并把自己埋葬在了茶馆之中，这是他对旧社会和自己人生的告别。旧社会给弱者的压迫是非常巨大的，像王利发、常四爷那样能坚守住自己本心并且不被异化成行尸走肉的人真的很少。最后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个人在大街上撒纸钱，也表现了老舍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茶馆》的艺术特色

在语言上，老舍的语言幽默、讽刺，极具戏剧特色而且使用地道的北京方言，使整部话剧的剧本乃至演出效果趣味盎然。比如第一幕王利发说的第一句台词便是：“唐先生，你外边蹓蹓吧！”这句话便委婉地拒绝了唐铁嘴想要蹭茶喝的要求，又体现了北京地道的方言。还有二德子跟常四爷斗嘴：“甭说洋人打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这里的“甭”是地道的北京方言，“管教”一词及其重复使用也展现出二德子作为打手的嚣张气焰。刘麻子招呼王利发和松二爷时说：“您二位真早班儿”。这里“早班”和儿化音的使用也体现了北京方言字正腔圓的特点。唐铁嘴在溜须秦仲义的时候说：“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这句话鲜明地反映出唐铁嘴溜须拍马的功力，真是人如其名，顺道还点出了唐铁嘴爱财的心理。后来在特务宋恩子和常四爷的对话中，常四爷说：“我，我爱大清国，怕他完了！”常四爷前后说话内容的矛盾性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层的不满，极具讽刺意味。

在情节结构上，全剧分为三幕，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戏剧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时间在细水流长地向前走。全剧以茶馆和王利发为核心，用茶馆来笼罩住三教九流的人，然后王利发来牵线搭桥，以这些人物碰撞出的火花为线索，将全剧进行下去。纵观全剧，相同的人物在每一阶段的性格和形象都有略微的差别，作者通过人物个性的表现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比如康顺子出场的时候，目的是去找庞太监算账，然后被王利发的妻子留下来打下手，康顺子温柔朴实又有反抗精神的性格支撑着她的戏份从第二幕走到最后一幕离开茶馆的时候。其它的线索大抵如此，基本都是采用以人物来带动情节发展的方式，这也是《茶馆》的独特性所在。

此外，《茶馆》在人物的设置上有着某种“轮回”的感觉，基本上都是子承父业，因为茶馆走过了半个世纪，作者想要完整地反映社会的变化，除了将特定的人固定到茶馆中，还要把他们的子孙也放到茶馆当中去类比，这样才能看到人世变迁的苍凉，读来有一种“物已不是人更非”之感。比如唐铁嘴年轻时就油嘴滑舌，吸食鸦片，以相面为生，等他老去之后，他的儿子小唐铁嘴和他一样势利，巴结庞四奶奶，而且依旧是满嘴玄言，还会看星象，有望成为“天师”，比起他父亲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刘麻子年轻时说媒拉纤，心肠歹毒，以后的小刘麻子依旧从事他父亲的这一行，而且变本加厉，不仅巴结上了沈处长，还要把茶馆改造成“花花联合公司”，可谓是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青楼”。其实，老舍对这些人物还是爱憎分明的，有的人物一直也没有后人来顶替他们的戏份，如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还有康顺子等，因为作者想要凸显社会的变肯定要以不变来做参照，那么这些人物就是不变的，也是老舍最喜爱的人物。而另一批子承父业的人物诸如小唐铁嘴、小刘麻子、小二德子等等就是真真正正没有挣扎反抗过而直接被社会淘汰的，也是作者比较憎恶的人物。但总体来讲，老舍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这些人物都十分同情、怜悯。

四、《茶馆》的主题及创作历程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茶馆》的悲剧性就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及其里面挣扎反抗的人被无情地摧毁，表达了老舍对旧时代的埋葬和对新时代的迎接，是一曲带笑的葬歌。第三幕中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在大街上撒纸钱为自己送葬让人倍感苍凉，直接点名了主题：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部话剧完成于1956年，而老舍在1946年2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建国之后，周总理让曹禺给老舍写信，请老舍尽快回国为人民继续创作文学作品。老舍回到北京之后，感叹于祖国的新气象，爱国情感油然而生，他迫切地想要在这一时期产生大量作品去歌颂祖国，但是在当时以延安文学为主要方向的文艺政策之下，老舍屡试屡败。他从前深受五四运动影响，习惯了以启蒙和批判的视角去创作，但建国之后的文艺政策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在戴上沉重的政治枷锁之下几乎不会创作了。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实施后，文艺政策稍微松动，《茶馆》才横空出世，但老舍在当代文学阶段创作成就较高的作品也就仅此一部了。

老舍的古典文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当时人艺剧院院长曹禺看到第一幕写北京裕泰大茶馆时，处于狂喜状态，“我的心怦怦跳，几乎要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状态之中。”曹禺反复强调，它“古典”、“够古典”。[2]

《茶馆》的排演还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1958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也延伸到了文学领域之中，同年3月5日，北京人艺落实大跃进指标的氛围越来越火热，而此时《茶馆》正好在首都剧场排演，共演了49场。但是大跃进的氛围不能容忍《茶馆》的存在，于是文化部某官员便开会指责《茶馆》;此外还有陈徒手在人艺《茶馆》的档案中，发现了《读书》1959年第2期有一篇《评老舍的<茶馆>》，内容大致是批评剧本中的人物大多数是消极的，没有现实教育意义，充满了火药味。由此可见，《茶馆》的前期创作和排演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的规约和管束。

“看了《茶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应当鼓起革命干劲，在一切的事业上工作上争取跃进，大跃进！”[3]当时能把政治和艺术平衡好的作家寥寥无几，而《茶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体现了老舍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还符合当时特殊时代的政治语境，是近代中国社会艺术化的缩影。

参考文献：

[1]曾广灿 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51.

[2]蒋泥.老舍之谜[M].北京：中国书店，2007：139-140.

[3]曾广灿 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46.

作者简介：张竣淇（2001.12.08），男，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