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辉

摘要：饱受战乱又痛失爱妻的端木蕻良于1942年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桂林，写下短篇小说《早春》。本文通过《早春》关注端木蕻良在桂林抗战时期悲与欢的两面性，以找寻他是如何进行自我精神救赎的。

关键词：端木蕻良 《早春》 悲与欢 精神救赎

1941年初，受战乱的影响，端木蕻良与妻子萧红从重庆辗转来到局势相对稳定的香港。但好景不长，患有肺病的萧红病情恶化，即便端木蕻良悉心照料，萧红最终还是病逝了。1942年初，端木蕻良独自一人离开伤心之地香港，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桂林。

端木蕻良在孤独中悼念亡妻的同时，也受到了外界对他的指责与谩骂。在文坛上与他一同从属于“东北作家群”的骆宾基、孙陵等人公开对端木蕻良进行攻击，“甚至还有把萧红早逝不幸的原因，归拢到端木蕻良身上。骆宾基干脆公开宣称：‘萧红就是给他（指端木蕻良）气死的’，扬言‘非揍他不可’”[1]。面对排山倒海的流言与谩骂，内向的端木蕻良选择了沉默，他在桂林城独自居住，以缓解内心的苦闷与忧愁。端木蕻良找到了一所据说会“闹鬼”的住房，并且在自己的门上、走廊上贴满了“谢绝来宾”的纸条，极少与外界来往，他将自己彻底地关在房子里，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在桂林时期的端木蕻良创作颇丰，其中姊妹篇《初吻》与《早春》这两部短篇小说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初吻》是在1942年7月份创作完成的，《早春》则是在同年9月份完成的，彼时距离他来到桂林已有半年。沉寂半年之久的他，经历了内心的反省与无尽的挣扎后，终于灵感乍现，一气呵成写下了这两部富有自我剖析色彩的小说。纵观关于端木蕻良的这两部小说的研究，大都将目光聚焦在小说中体现出的个人精神苦闷与悲伤，以及失去爱妻的痛苦、内疚与忏悔，而很少关注到小说中隐藏的作者在心底深处对母性温柔的渴望与对儿时欢乐时光的怀念。所以，通过《早春》这部短篇小说关注端木蕻良在桂林抗战时期悲与欢的两面性，以找寻他的自我精神救赎之路，显得极其重要。

一

细细品读《早春》会发现，端木蕻良在这部小说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描写主人公兰柱与金枝姐一起嬉戏的环境、人物对话等的欢乐时光，其中也穿插了对兰柱妈妈和姑姑的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安慰他心灵的一片地域。

《早春》的开篇便是描写初春河水解冻，“郁闷的河水，迸出砰然的碎响”，“装在里面的绿色便汹涌地挤出来了”，作者通过富有活力的文字从视觉、听觉上极力地将早春时节万物复苏的生命力表现出来。兰柱从深宅大院跑出来，看到“春天把什么都招呼出来了，好看的、好听的，互相挤捺着、挑笑着，这里那里都挤满了”，一派生机勃勃。从天上的小鸟写到地面的湖水，端木运用极其轻快的笔调和儿童的视野，将北方的春天描摹得淋漓尽致。而文中对于石头底下的嫩芽顶出土层的形态描写尤为细致生动，嫩芽“啮破了土地，踏出了地层”，作者以拟人的手法给予嫩芽一种生命的力量和蓬勃向上的朝气。端木观察甚微，他不拘泥于单一的景色，笔下的每一处景物都像是一帧小画，把画上的每一处都写活了，实在是生动精彩，极具吸引力。他就像是携着读者的手，参观春天的景象，参观他记忆中儿时的家乡。最早沦陷的东北地区是端木漂泊多年的梦中故乡，他在经历国破家亡、失妻之痛、他人诽谤等苦难后，把感情寄托在往昔生活的记忆里并迷醉其中。

《早春》的男主人公乳名“兰柱”，正是端木的乳名，若深入了解端木的生活经历就可以发现，其描绘自然之景的细腻笔触与他的家乡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端木小时候生活在一马平川的科尔沁草原，那儿的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晚年的随笔中写道：“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永远不能忘怀，尽管有的已经不复存在了，仿佛五风十雨里，都是向着故乡这块地面上飘洒，一切浅草疏花却是越来越滋润，它在我的心灵深处永不凋落，而年复一年，是任何事物也无法取代的。”[2]由此可見，端木蕻良远离故土，身处水深火热的桂林，与外界的隔阂愈深，愈想在曾经的回忆中寻找欢乐。所以说，《早春》开篇大量的景物描写，既寄寓着他对故乡的思念，又是他在个人精神世界里创造欢乐的表现。

相比前文所说的通过景物描写外化情感的片段，《早春》中姑姑和妈妈的对话也有着相似的手法。姑姑和妈妈在闲暇之余谈起关于女人的命运与婚姻的话题，纵览对话过程，两人的言语在俏皮之余无不流露出对女人命运的无奈之感。妈妈谈道：“我真是常常想，咱们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出嫁呢？明知道男人没有一个好的。”“什么兴家立业，贤妻良母，都是胡说，一句话活受罪，还不如死了好。”这些话语表现出妈妈对于千百年来固守家庭的女性角色的思考。父权在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人的一生被埋没于家庭之中，这无疑是女人受到压抑的来源之一。那么，为何端木要设置这一情节？就大众对于小说表现精神苦闷与对爱情的忏悔的主流解读来看，这些片段是否显得多余呢？

将目光再次放到端木的经历上，从他母亲的身世以及产生的创作源头可找到答案。端木的“母亲是被父亲抢亲成婚强占为妾的”，并且他的父亲“依当地亲属优先的习惯法，硬买回端木姑姑当初陪嫁的宅院”[3]。现实生活中姑姑和母亲的遭遇，极大地触动了幼时的端木蕻良。母亲时常“将自己的身世向他倾诉，嘱他长大后将它写成书”，而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要为母亲写出一本书。”[4]善良、敏感的端木没有忘记母亲的嘱咐，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写了一部名为《忆妈妈片段》的书。端木对母亲的感情不仅是孩童对于母亲的依恋，更是饱含对母性的崇拜。同时期的小说《初吻》同样表达了他对自己善良温柔、无私奉献的母亲的温情关怀。母亲联系着他的童年，牵动着他的情绪，他似乎要在小说中为母亲出一口气，将母亲心中的苦闷讲述出来。人到中年的端木，在失去萧红之后，怀念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女人——母亲，渴望在构建的理想社会中找到那份属于母亲的温存。 “可以说，对母亲的依恋和崇敬情感导致端木不自觉地对笔下女性的塑造趋向理想化和神圣化。”[5]

二

《早春》承载着端木蕻良的童年与母亲，看似是一個充满欢乐与温暖的“复乐园”，端木却暗暗埋下伏笔，将自己的“乐园”摧毁，最终成为一个迷失自我的“失乐园”。小说中前半部分的温情时光与后半部分的强烈谴责形成鲜明对比，不难想象端木蕻良内在精神的分裂与挣扎。

小说全文的线索离不开兰柱和金枝的感情发展。在“复乐园”中，兰柱和金枝一起挖野菜，采小黄花，快乐玩耍，他对金枝的感情也更加真切深厚，于是他对母亲说要和金枝姐永远在一起。但是，在这般深情地表白后，兰柱也有贵族少爷任性与玩心的一面。他让金枝冒险摘小黄花，在黄花失落之后，竟说出了憎恨金枝姐一辈子的话。在和金枝摘了第二朵黄花之后，他带着黄花回家，见到久违的姑姑，就把黄花随便交给谁，然后便忘了。之后，他随着姑姑到城里做客，一个多月后回来，他发现找不着金枝姐了，原来金枝姐已经“上北荒”，那是一个让金枝姐永远回不来的地方。小说到这里已经进入“失乐园”的世界。兰柱疯狂地在他家附近找人询问金枝的下落，知道她再也不能回来之后，小小的他第一次尝到了失去自己心爱之人的滋味。而这痛苦的根源就是他自己，他恨自己为什么就那么轻易答应姑姑到城里，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问金枝姐“她姓什么，住在哪里，爹是谁，爹是做什么的”，恨自己是“喜新厌旧”的人，在“一个月里”“把她忘得干干净净”。

随着小说进入尾声，端木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笔，完全进入自我沉浸式的忏悔之中。他借兰柱之口连续发出十八个“为什么”，通过一连串对自我的发问与批判，深刻剖析自己，进行无尽地自责与倾泄悲痛，表现出自我的反思和精神的苦闷。这种大篇幅的独白，是端木给自己的悲伤披上的一层外衣。在桂林城闭家的几个月中，他或许也像兰柱一样进行了无尽的自我反思，自问“为什么我永远站在快乐与悲哀的岔口上”，“不能了解我自己……为什么我这样痛苦？为什么我这样凄凉？……”萧红的去世和外界对自己的质疑，使端木蕻良背负上了沉重的枷锁，让他承受丧妻之痛的同时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在小说《饥饿》中写道 ：‘真正的我，在哪里，是什么，我还在寻找。’”[6]他已经无法辨别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只能通过不停地忏悔，把自己与兰柱的情绪都融入一种不可挽回的痛苦之中，渲染为永恒的失落感。《早春》的结尾，端木希望与父亲“骑马在原野上疯狂地奔驰”，这实质上是端木希望的幻灭和情欲的终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春》里的女主人公用了和萧红的半自传体小说《生死场》里面的女主人公相同的名字，都叫‘金枝’。”[7]端木蕻良自我创设的情节既营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来安慰心灵，使自己得到片刻的温暖，但他又亲手把这个美好的世界打破，进行自我忏悔，宣泄内心的自责，暗含面对萧红之死的无奈之感。在这个自己创造又毁掉的世界中，他的内心矛盾纠结，精神撕裂痛苦，他如同浸润在苦水中的温暖花瓣，随波逐流，任由其淹没、撕扯与分裂。小说《早春》是欢乐和悲痛交织的精神救赎，也是外部世界与内心情感的复杂交融，映射出端木蕻良起伏的人生，展现了他文学创作中丰富的艺术风采。

参考文献：

[1][7]孔海立.对自我失落的反思——端木蕻良和他的姊妹篇《初吻》与《早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2）.

[2][3][4][6]冯学民.大地之子的歌哭——端木蕻良小说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

[5]陈娇华.从性别视角考察端木蕻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6，28（2）：79-85.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