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佳颖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710119）

20世纪90年代至今，聚落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以某一县域为范围并对历史时期村落变迁及人地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农村聚落发展变化具有地方特点，不同区域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与特色，对于这一课题仍有待研究。笔者以五台县为研究范围来考察村落的演变规律、影响因素以及由此牵引出的人地关系问题，用这种“以小见大”的方法对研究大范围聚落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为历史聚落地理增添实证研究的范例，并对现代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五台县概况

（一）自然环境

五台县位于山西北部，山峦重叠，山地、丘陵约占80%，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垂直地带性明显，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降水量集中，年均气温5℃，南北温差大；年均降水量为590mm，季节变化大。境内有滹沱河、清水河、虑虒河、虒阳河、泉岩河等。滹沱河为第一大河，其他河流最终都汇入滹沱河，滹沱河流域的河谷地带是五台县重要的农业生产之所。北部山地“恒苦旱干，土厚而坚，雨非三寸不能布种”[1]。南部之下峪，地形较低，山嶂向阳，为迎风坡，降水较多，土质疏松，易于耕作，只要有少量降水即可播种。

（二）历史沿革

五台周朝为并州北鄙地；秦置县曰虑虒；两汉魏晋因之。隋大业年间始设五台县，归属雁门郡。唐、宋因之，仍属代州雁门郡。明洪武二年（1369），重新恢复五台县设置，属太原府，洪武八年（1375）更名为代州，属太原府；清雍正二年（1724），升格为直隶州。抗日战争时期五台县属晋察冀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归忻县管辖；1959年归属晋北；1961年复归忻县；1985年隶属忻州市至今。

二、聚落分布及变迁

（一）分布

据光绪《五台新志》载，五台县分为大南路、小南路、大东路、小东路、大北路、小北路、大卤路、小卤路，共有413个村落（见下表）。大东路的村落主要分布在清水河两岸的二级阶地上；同样，大、小南路的村落也是以滹沱河两岸的二级阶地为主，村落数量众多，比较密集。如环堾坪一峰独出云表，由此而下十余村皆依岩临水，临水而建。大小北路以山地为主，村落分布较为松散，但数量众多。如上庄下庄“群峰拱秀……清泉右泻，引以灌圃，故其地蔬菜丰洁，果实甘繁也”[2]；或是高山险峻处设立军事堡寨，或是专门开垦铁矿而聚集；或在寺院及周围聚集等的缘故，山地区也发展起了一大批村落。大小卤路的村落分布比较分散，数量也少，盖因环境较为恶劣，不便开发的缘故。

光绪时期五台县村落分布情况表

将海拔900m等高线作为河谷区（≤900m）和山地区（＞900m）的分界线[3]，可以看出，河谷地带的二级阶地聚落分布最为密集，其次是山地区的山前丘陵地带和山间河谷地带。由于五台县大部分为山地区，因此，山地区村落数量多于河谷区。

（二）变迁

乾隆《五台县志》仅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记载了一些重要村落。光绪《五台新志》则记载更加详细，分区也更具体。经过乾隆到光绪的发展，村落在总数上变化不大，但在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也有所增长和变化。比如，蕉蒿、小北沟等都是后来在经济文化发展态势较好的情况下出现的村落；金刚库、前后石佛村则是逐渐在寺庙周围聚集起来的村落；有的村落一分为二，比如茹村分成为东茹村、南茹村。

康熙时期，大型村落较少；到了乾隆时期，“卢舍大者不过百余家，次则数十家三五家而已”[2]；光绪时期，一些中小型村落经过发展演变，人口不断增加而成为大型村落，比如豆村、茹村、瓦窑庄等。除此之外，小型村落也出现很多，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逐渐发展起来，比如白崖村，“崦下长松两株，茅屋数家为白崖村”[2]，住户不多，但也自成一村；也有大型村落衰落转变为小型村落，如大峪口，旧设巡司一员，今裁去，可以看出大峪口规模变小。当然，也有一些村落因为灾荒或者出外经商，逐渐消失或并入其他大型村庄，如石栈村，“今无存矣”。

三、影响因素分析

（一）自然因素

1.地形地貌

五台县地势高亢，可开发土地不多，因此人们优先选择地势平坦的山前台地区和山间盆地区，村落首先在此聚集。因境内山地广布，村落避不开高山，人们也探索出新的模式——住在山地，耕作则选取比较平坦的地方；或是在岗阜纡蟠之地、近山则为梯田。因此，地形地貌是传统村落设立之初必须考虑的第一自然因素。

山地区村落地处山坡，依山而建，农田多在高阜之平地。以蒋坊、东峡、西峡三村为例，利用梯田的农业开发方式，便于灌溉，农业较为发达，村落分布自然也十分密集。

山间盆地村落分布在海拔900m左右，土壤肥沃，地势较平，适宜耕作，分布也较为密集，如东冶、沟南、茹村、豆村等。这些区域是少数适宜耕作开发的地区，故而村落分布较多。

河谷地带村落分布在海拔900m以下的河流谷地，如建安、河边等。当地居民根据夏季多暴雨、河流涨发的特点，沿河流两岸，用石头围成水池，将洪水引入池内，利用草根将洪水携带的泥沙淤积起来，几年以后，土层厚达五六寸，即可成为耕地，用于耕种；如果土层淤积达到一尺多厚就可以成为良田。这是当地居民巧妙地利用降水和地形特点，改造大自然；利用人工将淤泥变成适于耕作的土地。

2.河流

自古以来，人类定居之地大多选择河流周边地区。五台县也是如此。依岩临水，临水而建村，利用河流灌溉农田、取生活用水，使得河流周边地区的村落发展起来并不断扩大规模，形成稳定的村落群。河流不仅带来居住的便利条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在村落定居的初期，河流还是作为有利因素来影响五台县村落分布的。从五台县地形图上看[3]，河流两岸的二级阶地地带村落分布十分密集，主要集中在大南路、小南路、大东路，大约有245个村落，比如河边村、长江塘、黑石沟等。滹沱河沿岸，从潭上至张家庄，稻田遍布。滹沱河引水成渠，可以灌溉田地的只有东路的上下峪以及西南路的小营河。

泉岩河（今小营河），开挖渠道，引水灌溉，历史悠久，是五台县农田水利灌溉的成功典范。清代的村民取土筑墙，高岸成为洼地，可以灌溉，所以濒河之水田得到开发，而近村之旱田，也因此变成了丰腴的土壤，改变了原来的土质。槐荫村“北山环抱沱水，前萦时令独异，诸乡其地肥美，泉岩河左出滋以灌溉一邑之中，厥田上上，厥赋上中”[1]。王家庄、郭家庄、泉岩村也是绿树千重，清流环绕，稻田数十顷。平水道碑记载，五台县为山西“偏邑”，滹沱河像一条环绕西南的水带，奔涌浩瀚，地高而水在下，实际上无益于灌溉。泉岩河虽然细流不及滹沱十分之一，但是由郭家寨流于槐阴东冶等村，水量丰沛，对农田灌溉便利，有助于村民开垦农田，在此定居。

清水河流域的上峪和下峪，河水环流，上峪有五个村开渠灌溉，下峪有四村享有水利之便。松岩口的土地肥沃易开垦，上峪、河口村是虒阳河与清水河交汇之处。由此可知，河流干支流交汇之处，为村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灌溉条件，使得这些地方村落分布较多。

然而，由于河流季节变化大，加之人类活动的破坏，水患灾害事件频繁发生。乾隆五十二年（1787），滹沱河河水暴涨决口，冲毁南岸的稻田，禾苗悉数被黄沙覆盖，导致土壤沙化，土地肥力不及从前的十之二三，成为不毛之地，昔日良田难以再现。这样的破坏可能会导致下游村落因灾害频繁、耕地不毛，而选择向上游迁移。

通过对五台村落地形、地貌与河流的空间关系分析可知，大部分村落分布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究其原因，古人在聚落选址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吃水和农业灌溉问题，居住地离水源地太远，生活和生产上既不方便也无灌溉之便利；其次，需要考虑防洪安全的问题，如果太靠近河流，地势低洼，洪水泛滥就会冲毁房屋和农田；第三，需要考虑生产生活成本，修筑防洪设施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每年修缮。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河流的二级阶地，可以同时满足吃水、灌溉、防洪等所有便利条件，是聚落选址的最佳位置。

（二）人文因素

1.政治、军事

一是皇帝巡幸带来的政治影响。五台县气候凉爽，离京师近，故三朝皇帝常来此巡幸。康熙皇帝曾三次巡幸五台山，乾隆皇帝曾六次巡幸五台山；嘉庆皇帝也曾巡幸五台山。五台山因为清朝皇帝的巡幸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且使这一区域迅速闻名，形成了一批新的村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圣祖“遇一虎，射殪之，名其地为射虎川”[1]。由于皇帝巡幸，百姓在此建造亭舍，有近百家居住于此，从而成为一个村落。光绪《五台县志》载：“夫五台处晋北鄙，近邻恒岳，实为文殊师利宣化之所。我圣祖皇帝，省方观民，尝先后驻跸于此……宸章纪胜，澡焕日星，官斯土者，宜如何表扬盛烈，岂复他邑志载可比哉？”[1]五台县因多位皇帝巡幸，梵宇穹窿，灵迹辉照，赋予一地新的意义，使得新的村落由此产生。

二是由于军事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堡寨。历史时期的山西，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必争之地，战乱不断。明王朝在山西北部大量修建军事型镇、堡、寨。至清代，这些堡寨有的荒弃，有的则演变为村落，如灵境堡在明代是用来抵御流寇的，清代转化为村落；摩天寨“楼榭洞屋毕备，可以驰射，顺治己丑，寇据其上，大兵围数月不下，寇遁去奉”[2]，因为流寇的原因而废弃。此外还有曹寨、扬武寨、东冶堡、槐阴堡、窦村堡等等不胜枚举。

堡寨建立的地区，地势险峻、高峻可守、如壁立险、易守难攻，为了防御敌人、打败流寇，而占据有利地位建立堡寨，守卫安全。清代，由于边境线外移，山西成为关内，军事防御的功能就逐渐丧失了，民居民用的意义凸显出来[4]。虽然王朝更迭失去了原来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但由于人口的集聚，保留了其居住的功能，使此类聚落得以大量地保存下来，成为五台县村落分布及数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2.经济开发

五台县是山西与京师、直隶往来的交通要道，地理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为其商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得益于当地比较丰富的石炭资源，清代该县有很多村民以驮炭为业。以便利的交通和矿产资源为依托，县域经济逐步发展起来，村落也因此而聚集兴盛。比如窑头村、班老窑、窑沟生产煤炭；东西天河村出煤炭铁矿。东北之天和山、东南的窑头山产炭最多，有百十余处炭窑，这些炭除了供应本县之外，还能多出来供应崞县、定襄、忻州等地。村民的织衣、婚丧、杂费都仰赖于此。

其次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山区耕地较少，以杂粮种植为主。南部气候比较温暖，适宜种稷、黍、豆、荞麦等；北至县城附近，高粱已少，多玉菱、大豆、番薯；临近五台山，则以玉菱、莜麦为主。小南路的下峪村有核桃、花椒、桃、杏等其他经济作物；大南路的东部，枣林密布；大西路的田家岗等村，广种梨树。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山区村民有了经济来源，村民也因此可以定居。还有，将作物加工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比如酱坊村以生产酱油、酱菜等腌渍食品为主。但是经济作物并不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对村落分布影响较小。

三是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狭小、贫瘠的土地对于五台县的农耕来说并不是有利条件，所以发展一些副业是必然的。有的人就地取材，靠进山砍柴来换取粮食；有的人靠手艺过活，成为以手艺为生的匠人，主要有木匠、泥瓦匠、石匠和铁匠。木匠多活动在忻州、太原府、汾州各县；泥瓦匠在直隶、正定一带谋生；石匠官工不多，都在本县谋生。铁铺村以打铁或锻造铁器闻名；西瓦场村、瓦窑村烧制砖瓦陶瓷器；河边村产紫绿二色石，材质可作为砚台，又号文山紫燕。

商业发展对村落的分布和变迁具有双重性。晋商运粮北上九边，换取盐引行销全国，获得了巨额利润[5]。有的商人返乡，买房置地，继续发展农耕，从而使村落也随之扩大。而有的商人远离家乡，往返于南北之间，经商之人在千万里之外，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原来的村落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农耕搁置，村落规模逐渐缩小。

四是鸦片的种植。道光年间，晋北种植罂粟很多，五台县也不可避免f卷入浪潮，成为罂粟的主要种植区[6]。一方面，鸦片多种在高山且阳光充足的地方，五台县山地广布，吸引了一批人上山开垦，山地的开发力度变大了，村民聚居在山地的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大面积种植鸦片改变了五台县的种植结构，占了大部分耕地，对五台县的农作物种植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土地的破坏不可逆转，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不可持续。由于大量种植罂粟，挤占耕地，导致粮食危机的发生，“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积蓄渐耗，几无半岁之粮”[7]。并且。因为鸦片种植带来了暴利，导致罂粟种植屡禁不止，由此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种植结构的变化以及造成灾荒的后果都对村落分布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经济的开发作为影响五台县村落分布与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的。五台县之人虽然谋生艰苦，但即使遭遇荒年也少有饿殍遍地的景象，“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五台县的经济活动种类不多，因矿产和经济作物而聚集的村落；也有因经商或鸦片种植而分散或破坏的村落。因此，经济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五台县村落分布。

3.宗教的发展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佛教名山，比较著名的有显通寺、镇海寺、佛光寺、南禅寺等。这些庙宇大都历史悠久，因此佛教文化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并名扬全国。

五台县的佛教文化可谓是蓬勃发展，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寺庙周围建立起来的村落不在少数。比如西坡村在五台寺不远处；陡寺村、陀弥庄、善文村也是佛教发展的产物；杨柏峪村是以镇海寺为中心形成了聚落；前石佛村和后石佛村都是因石佛寺而命名，石佛寺位于后石佛村村内，因寺内石佛像面朝前村，故有前、后石佛村之分。其次是受到宗教文化影响的村落，比如石盆口“翠柏成荫、殿宇数楹，相传文殊师利始居之所，洞幽深，持炬以入约二里许截然中断，下临不测，架二木以渡”[2]；东西雷村因有雷公殿而得名，雷声率起，在此祷雨十分灵验，到乾隆年间雷公殿已经倒塌了，但是东西雷村仍然带着神话的色彩而留存下来，成为宗教文化繁荣的象征。人们可以看到，前石佛村、后石佛村、光明寺村、竹林寺村、日照寺村、白云寺村、金界寺村等村落都是和寺庙、佛教文化有关的，“五台山村寺共用同一名字的现象反映了五台山佛教文化与村落世俗文化的融合。这种村落在空间位置上与某些寺院临近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先存在寺后形成村，即已建成的寺院吸引村民前往其周边定居，后渐形成村落[8]”。反过来，这些村落与其寺院的对应关系非常明显，寺院所具有的知名度也能有助于村落的识别及定位。

五台县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宗教文化的繁荣，因此村落的分布必然受此影响。以寺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村落，承载着这片区域的佛教文化的印记；村落也因此而闻名。所以，宗教文化作为五台县的标志之一，对于村落的分布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宗教是烙在自然景观中的人类活动的文化印记，宗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村民们对聚落的选择。

四、结语

综上，清代五台县村落的分布有以下特征：一是从地形地貌来看，主要分布在山前台地和河流二级阶地上；二是村落的分布受政治、经济、宗教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在村落建立的初期，自然因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地势平坦、适于耕作的地方是聚落的首选之地。随着耕作技术、生产水平的提高，加上人们改造自然和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提升，梯田作为新的农业开发方式出现，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山地丘陵地区也逐渐地聚集起一些村落。清代五台县聚落的分布与变迁主要是受人文因素影响。皇帝巡幸带来的政治影响、佛教文化兴盛、矿产的开发、战争的背景等形成了一批新的村落并留存下来，成为现代行政区划的基础。

地理环境的优劣，尤其是农耕条件的好坏，实际上是村落分布首选因素之一。但是，人类适应环境，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生存条件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是影响聚落形成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二者共同发挥作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是聚落建立的基本要素；人类通过生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变自然环境，将文化与社会等人文因素融入其中，使村落的发展成为人们自觉地选择。因此，五台县村落分布规律是人地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