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燕 于 凌

（1.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兰州730000；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郑州450002；3.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长春130000）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洛阳为河南郡治，而河南郡为“故秦三川郡”[1]。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曾定都洛阳，发布诏令以重建统治秩序，还“置酒洛阳南宫”、征召田横“乘传诣洛阳”[1]。彼时为定都洛阳还是长安，刘邦统治集团内曾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论战。支持洛阳的一方提出：“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谋臣张良支持长安，提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1]两派的立论点围绕洛阳的防务问题展开，显然这是一个关乎都城安危、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汉高祖刘邦听取了张良的意见，定都长安，洛阳则成为河南郡的首县，郡治所在。光武帝元年（25）六月即位，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定都洛阳。[2]西汉、东汉初选定洛阳为都城，表明两汉时期洛阳在政治上具有特定的地位，尤其是其防务问题在都城选址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学术界对于汉代洛阳古城考古研究、汉代都城守卫体制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然对汉代洛阳古城防务体系如何构建，洛阳与长安在都城防务布局上如何转换，以及洛阳古城在两汉时期出现的防务危机及其应对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并未进行系统研究。笔者从防务视角对汉代洛阳古城进行专题研究，以期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两汉建都前洛阳古城城防体系的变迁

考古研究表明，今洛阳金村以北和东北一带发现有殷商文化的遗迹，甚至周灭商以后仍有殷人居住的遗迹分布。[3]汉魏洛阳古城最早修建于西周初期，春秋时期向北扩建，战国末年再度向南扩建，由此奠定汉魏洛阳都城的早期规模。[4]《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遗命营建洛邑，经由召公选址、周公主持，建成与宗周东西呼应的都邑，即“成周”；成王迁殷商遗民于洛地，进而东征淮夷、奄等东夷古族、古国，巩固其在东方的统治。[5]出土金文有关“东都洛”的记载，印证了《尚书·周书》中关于周武王遗训营建东都到召公选址洛邑以及周公定策营建都邑的记载为信史。洛阳又作“周南”。《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谈为太史公“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而卒”。如淳注曰：“周南，洛阳也。”张晏又注：“洛阳而谓周南者，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1]杨宽先生曾提出，洛阳为战国时代新兴商业城市[6]，这应该与洛邑的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国语·郑语》记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7]。西周分封以来，以洛邑为中心，周边林立大大小小三十余个封国，为商业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按照西周制度，洛邑也是封国朝觐和贡赋之地，其经济繁荣有着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西周时期洛邑设有驻军，如“成周八师”，周边还分封诸多拱卫京师的封国，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军事政治保障。尽管学术界对于洛邑、洛阳及河南“王城”的关系问题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但是从防务关系上分析，成周内建有王宫、驻有军队、迁有殷民，洛阳以安置殷遗民和发展商业为主要功能，显然处于成周防务体系的戍卫之下。成周的防务体系，以京师为中心，一方面都邑的内城、外城以邙山、洛水、谷水等山川为自然屏障，另一方面屯驻“成周八师”等军队镇守，京师周边则分封大小封国以拱卫都邑。洛阳之地属京畿之内，城墙的修筑具有防护的基本功能，京师的驻军用以镇抚安置其间的殷民。可以说，洛阳的营建与成周的防务布局相辅相成，为古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东周以来，自平王迁都成周，周王室衰落，其地限于“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1]等。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称雄，周王室内乱频起，周王的废立也受到诸侯干涉，为了巩固城防而“城周”也由诸侯承办。[5]诸侯戍防周王室，表明周王室的兵力有限，洛阳隶属周地，其军事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是，考古研究表明春秋时期洛阳古城向北扩建，城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其在周地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防务范围和规模都随之增大。《春秋》经传及《国语》中零星记载了诸侯“城周”的事件，虽可与考古研究中洛阳城扩建一事相关联，但是并不明确。战国末年，洛阳城的大规模扩建，在秦史上的记载就较为清晰了。秦昭襄王时期，西周亡，其地入为秦郡县。《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5]。以上史料表明，秦军攻取韩的阳城，又攻取赵国二十余县，东方六国以“西周君”的名号合纵攻秦，秦将摎率军攻打西周，“西周君”降，向秦王进献所辖36城邑、3万口，西周名存实亡。七年后，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周地尽入于秦。同年，秦军攻韩，韩献出成皋、巩地，秦地由函谷关至大梁连成一片，设置三川郡。也就是说，在秦王朝统一六国的进程中，攻韩、赵，灭周、夺取韩之成皋与巩，据此设三川郡。三川郡紧邻秦故土，护卫函谷关，下辖荥阳、成皋等皆为战略要地，洛阳为郡治，其在郡县防务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由于洛阳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且由吕不韦所攻取，庄襄王将其分封给秦相文信侯吕不韦，食邑达“十万户”[5]。《汉书·地理志》记载“洛阳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1]；《史记·周本纪》记载，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庄襄王灭东周”，徐广注曰：“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5]因此，文信侯所辖食邑户数远多于西汉时期洛阳户数相对较多的统计数据，甚至是西周君所辖户数的数倍之多。显然，战国时期东、西周分立，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文信侯为洛阳封君又长达十余年，因而在这一时期扩建洛阳的城市规模就恰逢其时，而“十万户”似乎也表明文信侯封邑的民户实际上超出洛阳城所辖民户，其势力范围可能达西汉时期河南郡的多地，很可能与其夺取东周君的周土大体相当或相近。自西周覆灭后，洛阳俨然成为周地的核心区域，尽管周王室的势力不堪一击，但是秦国设置三川郡后，其地的防务地位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庄襄王即位，“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秦王嬴政责问吕不韦时又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5]丞相吕不韦分封文信侯，食邑洛阳，其影响范围应扩展到周地。由丞相亲领洛阳之地，其经济地位当不容小觑，而在护卫秦土方面同样重要。秦王嬴政亲政，在镇压嫪毐叛乱后迅速着手对付吕不韦，将洛阳封邑收回，消除了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隐患。由此足见洛阳在秦统一前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商业都邑，更体现在政治上的生死较量，其军事防务重要性正是通过丞相统领其地而得以体现的，也在丞相下野后被中央王朝强制收回。

秦统一后，统治者非常重视三川郡，秦二世统治时期，丞相李斯的长子李由被任用为“三川守”。赵高污蔑丞相李斯与陈胜吴广为伍，称：“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5]赵高巧妙地将三川郡、楚地叛乱、秦王朝统治三者联系到一起，从而污蔑李斯及其子对中央王朝统治的危害。洛阳为三川郡守坐镇之地，由丞相之子出任郡守，足见统治者对此郡高度关注，不容有失。秦末，洛阳的守备相当顽强。尽管秦二世二年八月，刘邦与项羽连兵大败雍丘守军、斩杀三川守，但是随即由于项梁兵败，秦军士气复振，至三年四月刘邦攻下颍川后，未能“渡河入关”，南下“战洛阳东，军不利”，再引兵一路招降南阳守等由武关入秦，河南终被楚将申阳攻取。[1]项羽分封申阳为河南王，以洛阳为都城，三川郡更名为河南郡，或与河南王的分封有关。[1]汉高祖刘邦即位后，以洛阳为都城数月，洛阳有南宫，刘邦曾在洛阳的南宫设宴，与群臣宴饮，讨论楚汉相争的历史教训。刘邦最终抉择定都长安，洛阳转而成为河南郡首县，郡治所在。西汉时期，洛阳的战略地位备受关注。

文景时期，西汉的洛阳武库曾经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叛乱，洛阳武库成为影响双方战局的军事要地。吴王一方，桓将军谏言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1]吴王未能采纳这一建议，错失良机。相反，周亚夫听取赵涉“走蓝田，出洛阳”“直入武库，击鸣鼓”的策略，“至洛阳，使吏搜殽黾间，果得吴伏兵”，进而击败吴楚。[1]正如学者所言，两汉洛阳武库的战略地位重要非常。[8]有鉴于此，洛阳武库令的选任也颇受统治者的重视。据《汉书·魏相传》记载，霍光执政期间由魏相出任河南守，由于“禁止奸邪，豪强畏服”，因而“会丞相车千秋死，先是千秋子为洛阳武库令，自见失父，而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魏相挽留“遂不肯还”“武库令西至长安”后大将军霍光果然以此责过魏相，曰：“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1]霍光之语表明洛阳对京师防务而言具有重要拱卫功能，设置在洛阳的武库内兵器精良，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因而任人唯亲以确保为统治者所掌控。

汉武帝元鼎四年增置弘农郡，洛阳之西的“殽黾”即函谷关、渑池皆被划归弘农郡。由秦内史和河南郡分出的弘农郡，应该形成京畿之东的第一道军事防御屏障，而洛阳则在这道防线之东形成第二道军事拱卫屏障。征和四年，汉武帝初置司隶校尉，负责“察三辅、三河、弘农”[1]。三辅、三河、弘农郡，分属司隶监察之下，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监察区，由司隶校尉执掌。长安所属的京兆尹，在左冯翊、右扶风、三河、弘农的拱卫之下，因而洛阳在城防的基础上，拱卫京畿的作用仍然非常突出。与此同时，洛阳的武库又配置精良，河南郡内还有设在荥阳的敖仓[1]，集天下粮谷，另有21属县与洛阳形成郡县防务体系，相辅相成。新莽始建国四年，王莽重新恢复西周旧制，设东、西二都，下书“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长安）为新室西都”，又在天凤元年“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1]。东都洛阳的设置是新莽王朝推行复古改制的一项内容，但是仍在勾画蓝图的阶段，因而尚未对洛阳的防务布局有所影响。

从洛阳营建到西汉末年，洛阳的防务布局由东都洛邑防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东周君治下重要都邑，再到秦的三川郡防务体系的中枢以及内史京畿之地的东部战略屏障的组成部分，进而发展成为西汉时期河南郡防务体系的中枢以及拱卫京畿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故城也由西周初建而逐步向北、向南扩建，既借助山川天然屏障，又修建城墙防护。但是，由于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战国以来经历了数次战乱，确如张良所言“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

二、东汉洛阳都城防务体系的构建与功能

两汉之际，战乱频仍，洛阳几经战乱。其中有三次较为关键性的军事活动，决定了洛阳的归属。其一，更始政权与新莽王朝在洛阳正面对决。地皇四年八月，“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洛阳”“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2]。此次交锋，新莽政权一败涂地。其二，更始政权一度定都洛阳。地皇四年九月，更始一方斩获王莽首级，夺取洛阳，并于十月决定建都洛阳。[2]武信侯刘秀代行司隶校尉，负责修整洛阳宫府。[2]更始入洛阳后，光武帝“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离开洛阳。[2]更始二年二月，迁都长安。[2]其三，光武帝夺取洛阳并定都于此。更始二年十二月，青犊与赤眉进军攻入函谷关，光武帝率部乘乱西进，因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率军屯守洛阳，光武帝派遣冯异据守孟津。[2]建武元年七月，光武帝大军围困洛阳，九月辛卯日朱鲔“举城降”“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2]。自王莽设东都洛阳至光武帝定都洛阳，宫殿经多次修整，城邑的防务地位出现了新的变化。新莽设立东都洛阳时，京师防务重点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东汉定都洛阳长达160余年，统治重心即在此，因而在洛阳构建了以京师防务为核心的防务体系。

首先，东汉洛阳设有南北宫，宫城的戍卫沿袭西汉旧制，略有调整。关于宫城的守卫，志书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安作璋、熊铁基先生将光禄勋和卫尉一并考述[9]，将这一问题已经梳理清晰。据《后汉书·志·百官二》，光禄勋的主要职责为“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卫尉的职责为“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10]。光禄勋、卫尉二者分工明确，前者负责宫殿的护卫，后者负责宫殿区域内的防卫。其中宫门司马及统辖卫士数量如下表：

宫门司马及统辖卫士数量统计表

因此，洛阳宫殿内外的防卫部署已经相当严密，基本承袭了西汉时期的宫殿护卫体系。与此同时，与西汉长安相比，洛阳宫城的守卫略有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记载：“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不常置。”[1]对比而言，光武帝不仅简省“旅贲令”，并且由“卫士三丞”改为“卫士一人丞”[10]，尤其是从22位司马减少到6位司马，至明帝永平二年初建北宫朱爵南司马门，才出现北宫朱爵司马一职，这些都可视作东汉精兵简政的成效。由于南北宫的宫殿格局与西汉东西宫有别，因而简省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等官。从卫士的数量上看，东汉时期正常情况下卫尉所属卫士的数量可能略多于光禄勋，洛阳宫殿常备的卫士总数应在5000人左右或多于5000人。此外，《后汉书·志·百官三》记载少府属官有中黄门冗从仆射，这是对皇帝居行的额外防护。

其次，洛阳建都以来，城门戍防得到有效加强。《洛阳伽蓝记》中对汉代洛阳城门进行了考述：其一，东有3座城门，分别是上东门、中东门和望京门。其中，望京门又作旄门、宣平门。[11]其二，南有4座城门，分别是开阳门、平门、小苑门和津门。其中，开阳门为光武帝迁都洛阳时刚刚建成；平门又作平城门，《古今注》言“建武十三年开”，蔡邕称“平城门，正阳之门也。与宫连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汉官秩》载“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小苑门又作謻门，张衡《东京赋》有“謻门曲榭，邪阻城洫”之语，为“冰室门”，魏晋称宣阳门，注引《董卓传》载“孙坚军太谷，进宣阳门”，又注引《水经注·谷水下》云“谷水东南屈经津阳门，有东经宣阳门南，又东经平昌门南，又东经开阳门南”；津门，魏晋称津阳门，周祖谟案“津门者以洛水从此而入城，故名”，又案“晋永嘉二年王弥至洛阳，屯于津阳门”[11]。其三，西有3座城门，分别是广阳门、雍门、上西门，魏明帝时在洛阳西北新修金庸城，增建新门入洛阳城，称作承明门。[11]其四，北有2座城门，分别是夏门和谷门。其中，夏门，魏晋时称大夏门，注引《水经注》云“谷水又东历大夏门，故夏门也”；谷门，又作谷城门，注引《水经注》云“谷门对芒阜，连岭修亘，苞总众山，始自洛口，西逾平阴，悉芒垅也”[11]。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可知，建都前洛阳有10座城门，东汉光武帝时新开2座南门，即开阳门、平（城）门，2门皆在东侧，且平（城）门为宫门，由南宫南屯司马负责戍卫，公车司马令应当亦在此负责宫门的戍卫及公车上书等相关事务，还设有尉官以负责“兵禁”及戒备诸事宜。同时，洛阳南门中西侧的2座，一为谷水东流所经过的小苑门，一为洛水流入洛阳城之所，显然成为天然屏障的护城河，有利于对洛阳城以及宫城的戍卫。

郅恽任上东门候期间，光武帝曾出猎至夜方回城，郅恽拒不受诏开门，光武帝只得绕道至东中门入城，次日郅恽上书劝谏，得到皇帝“赐布百匹”，而东中门候被贬为琅琊郡的参封县尉。[2]根据这一记载，皇帝不必非经宫城门平（城）门出入洛阳城，南北宫的宫门与洛阳城门之间有纵横相连的交通线路，因而洛阳城门的戍防实际上既是宫城外的一道屏障，同时也是都城的重要门户，备受统治者重视。《后汉书·张湛列传》记载，张湛官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注引《汉官仪》曰：“洛阳十二门，东面三门，最北门名上东门，次南曰中东门。每门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2]从制度上看，洛阳城的12座城门各设有司马、候，长官还设有居所，即“候舍”。

《后汉书·志·百官四》曰：“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洛阳城门十二所。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洛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秏门，中东门，上东门，谷门，夏门，凡十二门。右属城门校尉。”[10]

再次，执金吾、北军中候等对洛阳的戍防。《后汉书·志·百官四》曰：“执金吾一人，中二千石。……中兴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罢，不复属执金吾。又省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10]东汉建都后，大规模裁撤了执金吾属官，但是武库由执金吾执掌。武库实为京师的武器装备重地，考古发现武库当在洛阳城东北角。[12]洛阳武库在西汉时期已经是战略要地，东汉时期洛阳为都城，武库的地位更为重要。执金吾车驾之盛曾为光武帝所称道，但是犹不及对武库一地的掌控来得重要。

《后汉书·志·百官四》载：“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监五营。”五营本别为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和射声校尉，皆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除长水校尉下司马、胡骑司马各一，“掌宿卫，主乌桓骑”，余皆“司马一人，千石”，屯骑校尉“员吏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越骑校尉“员吏百二十七，领士七百人”；步兵校尉“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长水校尉“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射声校尉“员吏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汉武帝时曾设八校尉，除城门校尉与五营外，还有中垒校尉、胡骑校尉。光武帝时置北军中候监管五营，中垒校尉被裁撤，胡骑校尉并入长水校尉。[10]

最后，京师周边的防务。洛阳为帝都，隶属河南尹，而京畿延续了西汉武帝以来的总体规模，司吏校尉下辖“郡七，县、邑、侯国百六”，即河南尹、河内均、河东郡、弘农郡、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10]与西汉时期不同，迁都洛阳后，建武十五年河南郡改称“河南尹”[10]。廖伯源先生研究指出，迁都洛阳后，三辅地区人口锐减，戎狄内迁，为了抵御凉州、并州的匈奴、羌、氐等民族对内郡的军事入侵，安帝、顺帝时期修筑了一条“坞堡防御线”[13]。左冯翊、右扶风、河内郡均修筑数量不等的坞堡，皆在这条防御线上，京兆尹、弘农郡、河南尹在黄河以南，实则在包括河东郡在内的诸多郡县拱卫治下。“天下之中”的洛阳，在东汉整体防务力量减弱的形势下，被定为帝都更为适合。随着东汉司吏校尉改置洛阳，京畿的防务核心也改为洛阳，河内郡在洛阳之北，河东郡在洛阳西北，弘农郡在洛阳西南[10]，对洛阳形成有效的防务屏障，抵御来自西部和北方的军事威胁。灵帝中平元年，为了抵御黄巾起义的军事威胁，灵帝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以洛阳为都亭，驻军屯守，在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设置“八关都尉”。[2]《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了其中五关所在地，其中函谷关在弘农郡，伊阙关、大谷关、轩辕关在河南尹所辖洛阳之南，旋门关亦属河南尹，在洛阳之东。[14]这也从侧面表明河南尹辖区内有军事要塞可凭依，加之司隶校尉其他属地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军事防区，洛阳防务得到有效保障。

由是观之，两汉时期，洛阳成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西汉时期，总体上延续先秦以来的城防布局，尤以武库为天下兵器所藏之所，又有敖仓之粮可供军备，成为军事战略要地。东汉时期，定都洛阳，宫城、城门守备严谨，五营可供皇帝调遣，又有“八关”可戍守，防务体系日渐完备。尽管如此，洛阳为“天下之中”的格局是不可改易的，既是战略要地，必成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在两汉之际及汉末皆遭受兵革之祸，破坏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