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诺　索格飞　巩向飞　陈博谦

【内容摘要】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舞台和桥梁。本研究以拉斯韦尔“5W模式”理论为基础，对泰国民众关于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看法进行调查后发现，该中心的国际传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塑造中国形象起到了正面作用。但在传播策略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包括优化受众布局，推行精准传播;拓展文化交流维度，提高资源配置针对性;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精选传播渠道;联合各方力量实现整合传播;有效应对舆情，抢占发声先机;健全效果评估，实现科学化发展;等等。

【关 键 词】国际传播;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泰国

一、研究背景

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指通过跨国界、跨文化传递信息，在国际上有效表达立场、观点和价值观，以实现一定利益、诉求和目标所具备的条件和力量。它反映出国际影响力大小，决定着国际舆论竞争的态势和格局，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动体现。①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②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传播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应当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当下，国际舆论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契机。而在能力提升方面，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很好地应对“如何更好地吸引国外受众，形成双向互动，乃至达到民心相通”，“怎样突破‘西强我弱’的‘信息茧房’，对网絡谣言进行有力驳斥”等问题。④作为一个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大国，中国深知中国形象的塑造不能依靠“拟态环境”⑤。

中国文化中心（China Cultural Center），现隶属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是中国政府派驻海外的官方文化机构。在对方国家设立文化中心是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旨在加强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国文化中心秉持“优质、普及、友好、合作”的宗旨，围绕“国情宣介、文化交流、人文对话、旅游推介、产业推广、教学培训、信息服务”⑥的职能定位，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东南亚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而素有“亚洲脐带”之称的泰国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建交以来，中泰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典范。东南亚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于2012年11月在泰国曼谷挂牌。①该中心成立以来，用文化架起中泰友谊的桥梁，受到了泰国各界的广泛好评。因此，本研究以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为例，对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国际传播能力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2012年以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较快，但是通过对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中的期刊、学位论文等进行梳理可知，该领域研究成果稀缺，且多停留在发展沿革这样的感性认知层面。因此，本研究通过参与性观察、问卷调研和结构化访谈等方法采集一手数据，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国际传播能力进行实证分析。

2019年8月1日—10日，笔者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社交媒体账号（Facebook、WeChat、LINE）、官方网站（www.cccbangkok.org.cn）以及问卷星平台（www.wjx.cn）发布中文、泰文、英文电子问卷，并随机发放少量线下纸质问卷。问卷设计参考了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理论，②通盘考虑国际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受众、效能等要素。③

问卷分为五部分共16题：第一部分6题，是样本背景信息，目的是了解传播受众的情况;第二部分4题，是对中国的整体印象，目的是考量该中心传播的内容与受访者兴趣点的契合度;第三部分4题，是受访者对该中心活动的认知和参与情况，目的是对该中心从传播者的角色进行分析，从而研判其传播策略;第四部分1题，是受访者的媒体使用偏好，目的是研究有效的传播渠道;第五部分1题，为开放式问题，收集受访者对该中心的评价，目的是研究其传播效果。

为保证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抽样调查兼顾了年龄、性别、职业等因素。同时，通过IP地址和设备标识等验证手段防止同一用户重复参与，确保了样本的唯一性。问卷正式发布前，组织5名正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实习的泰国佛统皇家大学（Nakhon Pathom Rajabhat University）汉语系泰国籍学生进行了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根据预测试结果对题目进行反复修改，确保表述无歧义后定稿。

调查共收到最终样本195份，其中手机端回执133份、电脑端回执42份，占比89.7%;纸质版有效问卷20份①，占比10.3%。笔者用Excel整理数据后导入SPSSAU 20.0在线软件进行分析，并对部分题目进行追踪访谈，最终形成结论。

三、研究发现

（一）样本背景信息

195名受访者的人群分布如下：女性超过男性（占比65.64%），泰国籍为主（81.03%），华裔占比高（70.26%），中老年（75.9%）和初高中教育水平者偏多（51.79%），私营业主占比高（43.08%），完全符合笔者在日常活动现场所观察到的参与群体特征。

（二）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

如表1所示，100%的受访者认同或非常认同“中国文化（广义）具有强大吸引力”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③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正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基石。

进一步探究可知，在“最想了解的中国文化（广义）”④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得票数超过100的前七项是文化、科技、经济、历史、其他、娱乐、教育（见图1）。而在每一项下，受访者最想了解的分别是，文化（狭义）：汉语、中餐、中医、功夫等;科技：高铁、网购、扫码支付等;经济：电商、脱贫攻坚等;历史：儒家思想、乡土情结等;其他：多数样本填写了“赴华旅游”。娱乐：明星、影视剧、文学作品等;教育：奖学金等。这些内容与泰国涉华新闻报道中的高频词基本一致。

表1数据显示，93.85%的受访者认同或非常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泰国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①究其原因，可能与如下因素有关：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枢，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当下正在实施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模式发展的“泰国4.0战略”和东部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简称EEC）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巨大的利益交集。②泰国总理巴育曾表示，“中国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方营造了一种归属感。”③

从表1还可看出，96.92%的受访者认同或非常认同“中泰一家亲”。泰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位居全球前列，文化传承脉络清晰;④中泰两国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化相通，友好交往始自西汉。⑤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传统友谊不断深化。2019年9月29日，深受泰国人民爱戴的诗琳通公主（Maha Chakri Sirindhorn）被授予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更是传为佳话。可以说，文化接近性①（Cultural Proximity）促进了中泰之间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进而滋养出“中泰一家亲”的沃土。但也要看到，有3.08%的受访者对这一说法持“不认同”或“中立”的态度。相关研究认为，部分中国赴泰游客素质较低、泰国作为小国的恐惧等，是构成泰国民众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②

（三）受訪者对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认知和参与活动情况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知名度与其自身的建筑风格、选址、推广策略息息相关。

由于主体建筑规模较大，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选址不在主干道和闹市区，而且毗邻泰国国家文化中心、文化部等地标性建筑。其建筑风格集中式神韵和泰式理念于一体，③

因此具有较高的识别度。成立之初，曼谷中国文化中心通过盛大的揭牌仪式和发放宣传单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活动期间，该中心提供免费中式简餐的做法赢得了良好口碑，并通过人际传播逐步扩大了受众群。如图2所示，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该中心的受访者占比46.15%，印证了这一点。随着该中心官方网站和新媒体平台账号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与当地政府、名企、媒体在泰国境内合作举办活动，曝光度明显上升。需要指出的是，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媒介了解该中心的受访者偏少，仅占5.13%，主要是因为传统媒体在泰国的发展式微，且主流媒体广告费较高、外文新闻采编存在延时，等等。

如图3所示，从受访者喜欢的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活动类型来看，演出类活动受到追捧。首先，泰国人活泼热情的性格决定了歌舞、杂技、武术等动态元素受欢迎程度较高。其次，视听元素的传播具有低语境特性①，文化门槛低，语言障碍小，因而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但也应看到，参与该中心活动的群体较为固定——受访者中，102人“偶尔参与”，55人“经常参与”，38人“从未参与”，“偶尔”和“从未”参与该中心活动的人数偏多。

作为可供当地民众使用的文化资源，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对外免费开放的实体图书馆面积达到470㎡，馆藏图书约2万册;语言版本方面，约90%为中文，9%为英文，1%为泰文。电子图书馆配备了电脑和免费WiFi，但受访者中仅51人曾经使用过实体图书馆，占26.15%;5人使用过电子图书馆，占2.56%。

（四）受访者的媒体使用偏好

约瑟夫·奈（Joseph S.Nye）曾指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还依赖于拥有的传播渠道，因为它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影响力。②技术无国界，但由于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国家政策等原因，导致不同国家受众偏好使用的新媒体不尽相同。2020年2月，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约5200万，占总人口的75%。常用的社交媒体前十名分别为：Facebook、YouTube、LINE、FB Messenger、Instagram、Twitter、TikTok、Pinterest、LinkedIn、WeChat。①以本调查中受访者的“国籍”为自变量（X），“受访者的媒体使用偏好”为因变量（Y），通过对二者进行交叉（卡方）分析（见表2），在社交媒体方面，中国籍受访者倾向于使用WeChat（占75%）;泰国籍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Facebook（占52.53%）、LINE（占29.75%）和其他（占29.11%）。中国籍和泰国籍受访者使用官方网站的比例都不高，分别为13.89%和12.03%。

需要说明的是，表2数据收集于2019年8月，当时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主要通过Facebook、WeChat、LINE和官方网站推送中泰双语资讯。其中，三个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分别为10450、5476、172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法开展线下活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陆续开通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账号，通过“云”抗疫、“云”课堂、“云”剧场、“云”游中国等直播，给受众带来更多跨界、“破圈”的沉浸式体验。交互式传播促进了文化交流，中泰人民相互鼓励、共渡难关。截至2021年1月底，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新增的四个社交媒体账号，即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账号粉丝数分别为56400、405、307和251。

（五）受访者对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评价

本次调查的最后一项设为开放式问题：“您是否认可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传播效果，有何意见和建议”。回答中，“认可”占80%，“不认可”占1%，持中立态度者占19%。根据“使用与满足”② 理论，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但也存在有待改善的空间，从收到的78条留言可以管窥一二，如“丰富活动内容，增加高铁、5G、机器人等高科技展示，摸清泰国受众的真实需求”，“改善活动品质，提升参与民众满意度”，“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如提前在主流媒体发布预告、刊登醒目广告”。③

四、分析与展望

总体而言，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国际传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塑造中国形象起到了正面作用。与此同时，从本调查的数据可见，包括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在内的中国文化海外推广机构在传播策略上还可进一步提升。

（一）优化受众布局，推行精准传播

如前所述，本次调查的问卷答题者与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活动的参加人群基本吻合。从提高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可进一步优化受众布局，使男女比例更加平衡，吸引更多青少年和高学历者，突破泰国籍华裔的圈层，延伸到更多泰国人群。

应通过人口统计学对受众进行“画像”，然后对其进行区域化、分众化、圈层化、垂直化的精细“窄播”，根据受众的重要程度及其在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首先确定重要受众——政要、知名人士、记者、网红大V等都可以作为国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KOL），而文化达人（COL）的立场和态度对传播效果起着中介和过滤作用。可通过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人群，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以实现传播正效应的最大化。

（二）拓展文化交流维度，提高资源配置针对性

据统计，2019年前三个季度，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共举办展览26场次、演出39场次、讲座4场次、旅游推介6场次，其他活动包括电影节、文化年、书展、外事拜会等共计22场次，汉语、古筝等五个培训班及文化体验共计598人次。①可见，中心工作主打各类歌舞演出、非遗展览、语言培训等。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可以将文化分为器物层、制度层和精神层，虽然后两者占比低且传播难度高，②但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还需不断调整分层占比，超越符号、器物等感官层面，在提炼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的同时，做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展示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等多维形象，全面阐述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

另外，就文化资源的供给而言，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资源配置的针对性有待加强。以图书馆为例，应补充有特色且符合泰国民众阅读习惯的外文图书;目前中心官方网站界面为中泰双语，其中，中文版内容更新及时，而泰文版除了已搭建基本框架外，内容更新较慢，虽然点击“图书信息”选项可以直接跳转到“海外中心电子图书馆”，但内容均为中文图书并需要注册账号进行阅读，而且注册系统仍为中文界面;阅读环境舒适度还需提高，并可考虑提供饮品贩卖柜、移动阅读器等设施;另外，图书管理人员为随任家属兼职，非图书管理专业且不懂泰语，很难为读者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深入的服务，这也是目前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普遍存在的問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①

（三）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精选传播渠道

新媒体的发展经历了流量为王的门户网站时代、用户至上的社交媒体时代，正走向以数据和场景为轴心的融媒体时代。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必须适应移动化、海量化、个性化、可视化的媒介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找准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共情点、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充分利用“报、网、端、微、屏”各种资源，重视生产短视频、直播等视觉传播产品，灵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AR/VR/MR、4K/8K、AI、5G、H5、区块链等技术，以贴近性思维和“他者叙事”输出能被通俗编码、清晰解码的接地气、有温度的内容，努力做到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促进文化外溢。

（四）联合各方力量实现整合传播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的性质是中国政府派驻海外的官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但文化传播是一个多层次、多客体、多元性的复杂过程，需因势利导，鼓励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不同主体参与进来，借力重大活动、赛事等热点，用好中华传统节日等载体，推进与泰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通过不同层面的同频共振，实现整合传播。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例如，2019年3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和中国报道杂志社联合泰国国家研究院和泰中记者协会，在曼谷举办《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泰文版首发式暨中泰高端智库对话会系列活动。从效果看，首发式与对话会“双拼”的创新形式丰富了传播的层次和手段，“智库+媒体+出版”的模式实现精准传播、合作传播和深度传播相结合，对推动中国话语“走出去”进行了成功探索。②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可以利用泰国将2021年中国春节首次列为法定假日的契机，联合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泰国国家电视台等机构，通过多个传播渠道，将已有17年历史的中泰合作传播品牌“欢乐春节”推向新的高度。

（五）有效应对舆情，抢占发声先机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给国际传播带来诸多挑战。例如，“信息疫情”①（infodemic） 的泛滥加重了民众对于事态演变的迷茫和焦虑，更有别有用心的国外媒体通过炒作疫情议题转移本国矛盾的视线。错综复杂的舆情凸显了及时披露涉华重大议题、主动发声的必要性。我们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抢占先机，获得良好的“首因效应”② （primacy effect）。

中国暴发疫情后，泰国各界积极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的深情厚谊，而中国也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驰援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邀请泰国歌手翻唱中文抗疫歌曲《定能挺过去》，编发泰文版抗疫漫画《等爸爸回家》，协调驻泰中资企业等向泰国社区、学校等捐赠防疫物资，并配合庆祝中泰建交45周年推出抖音线上歌咏挑战赛《萨哇迪-你好！》、守望相助图片展等一系列活动。③抗疫必胜的信念、情感的相通成为中泰友谊最朴实的见证。

传播技术的飞跃是一把“双刃剑”，在给用户带来新的体验的同时，也为诸如隐私暴露、媒介伦理争议、版权纠纷等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传播主体要适应国际传播新常态，把握好互联网传播的规律，打破“刺激-反应”的被动防御模式，编制应急预案、主动出击，灵活应变。这些也是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需要注意的。

（六）健全效果评估，实现科学化发展

针对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缺乏健全的评估体系等问题，目前履行总部职能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文化和旅游部海外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已对项目资源库启动了效果评估和淘汰机制，开通驻外文旅机构总部（筹）官方网站，并委托学术单位承担专项课题。④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修正传播过程中的偏差，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推动海外文化推广机构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深耕的蜕变。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联合个人、媒体、智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力量，通过广泛调研，将中国国情与驻在国受众所处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接受心理和表述习惯等有机结合，优化传播视角和叙事方式，通过融媒体渠道进行精准传播，监测传播效果，改进传播理念，形成良性循环。在条件成熟时，对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进行综合分析评估，以点带面达到联动效果，其学术增量和应用价值将对服务国家对外传播工作大局发挥更大作用。

（责任编辑：林凌）

作者简介：王子诺，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索格飞，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巩向飞，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陈博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8级职员，曾于2017—2019年借调派驻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从事文化外交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端智库课题“‘一带一路’布局下中华文化‘走出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K20200251）的阶段性成果。

①苏志武：《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坚实人才支持》，《求是》2011年第4期。

②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④项久雨：《“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重向度》，《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7期。

⑤“拟态环境”由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共舆论》中提出，其特点是：源于现实环境，但并非现实环境的“镜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离。

⑥来源：中国文化中心官方网站（www.cccweb.org）。

①2018年3月，由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组建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驻外机构作相应调整。成立于2017年6月的中国驻曼谷旅游办事处并入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合署办公。

②5W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③李智：《国际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①共发放22份，剔除漏答等无效问卷后剩余20份。

②本研究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③徐隽：《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 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 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

④调研结果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國与世界研究院等单位2019年10月18日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中、英文版）中类似题目调研结果一致。

①调研结果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零点有数科技2019年3月发布的《亚洲主要文明互相认知度调查》中类似题目调研结果一致。

②周方冶：《“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合作的机遇、瓶颈与路径——兼论中泰战略合作探路者作用》，《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10期。

③王国安：《泰国总理：中国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方营造了一种归属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1854268692518126&wfr=spider&for=pc。

④李沁、王玉馨：《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与中华文化传播行为研究》，《当代传播》2019年第2期。

⑤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①编者注：文化接近性理论由美国学者约瑟夫·斯特劳哈尔（Joseph Straubhaar）于1991年在《大众传播批判研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越媒介帝国主义：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与文化接近》中首次提出。

②张锡镇：《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③房木生：《敞阔深幽，张弛有度——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景观设计》，《中国园林》2013年第4期。

①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中提出了文化具有语境性，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high context）与低语境（low context）。

②【美】约瑟夫·奈著：《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①We Are Social & Hootsuite，Digital 2020 Global Overview Report，2020.2.

②该理论由美国学者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提出，主要分析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和需求从中获得满足的情况，并考察大众传播对受众心理和行为上产生的效用。

③编者注：这3条留言的原文为泰语，此处从略。

①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各类新闻统一报送并发布在中国文化网（http：//cn.chinacultureorg/）。

②徐翔：《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交媒体传播中的“话语圈层”效应》，《新闻界》2017年第2期。

①武学良：《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发展模式探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年第4期。

②范大祺：《“智库+媒体+出版”融合传播——〈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泰文版首发式的实践与思考》，《对外传播》2019年第6期。

①编者注：“信息疫情”是指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可靠的指导，这些信息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认识、理解和控制“信息疫情”，有助于正确应对疾病所带来的疫情。

②“首因效应”由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A.S.Lochins）提出，也叫首次效应、优先效应或第一印象效应，指交往双方最初接触形成的印象对今后交往行为、关系和相互评价的影响。

③来源：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微信公众号（cccinbkk）。

④首都师范大学网站：《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对外文化传播研究”研讨会召开》，https：//cnu.edu.cn/jdxw/xwzh/1619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