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对外传播实践演进

2021-01-08邓德花

国际传播 2021年4期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对日传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本文从战争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四个阶段，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对外传播实践的演进，为进一步探索提升对外传播实践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主流媒体;对日传播

引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对日传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是党领导的对外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对日传播为例，从战争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四个阶段，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对外传播实践的演进，对于进一步探索提升对外传播实践水平具有参考意义。

在历史分期方面，本文参考了既往研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划分，即在长期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风浪中逐渐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苦奋斗中曲折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升华，①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形势、新情况，从时间维度上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外传播划分为四个时期。另外，限于篇幅，本文考察的对日传播沿革主要是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日广播开播，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

一、战争时期：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

对日广播的开播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194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以领导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周恩来任广播委员会主任。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原名野坂参三）随周恩来从苏联来到延安，广泛收集日本报刊，研究当时的战事和日军动态，并提议开办对日广播，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台广播的指示》指出：“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①

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日广播正式开播，时间为每星期三的17点—17点30分，播音员是来自日本的原清志。② 当时，对日广播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主要对象是侵华日军，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瓦解敌军士气，从而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还积极声援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促进各国人民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强调“应该抓住目前的时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本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着重说明日本军阀和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冒险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③。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中提到，要“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 ④。因此，这一时期对日广播的内容主要是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稿件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编写）以及有关中国抗战的新闻和国际新闻（稿件主要来自新华社电讯、延安《解放日报》、《参考消息》）。从开播起，对日广播就非常有受众意识，没有把对内报道原封不动地拿来对日军广播，而是通过研究敌情动态和日军心理，提升内容的针对性。结合当时日军中存在的思乡、厌战等情绪，对日广播除了揭露日军的丑恶罪行外，还经常报道日本国内的情况，加上播音员的语气和音色效果，对日军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①

虽然当时对日广播技术简陋，却有不少日本士兵受到感召而投降八路军，日军不得不使用大功率设备干扰对日广播的播出信号。据曾从事过教育日军俘虏工作的赵安博同志回忆：“日军中确有人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对日广播。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士兵的情绪低落，集体投降八路军的人不少，我们的广播在这中间也起了作用。”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作为当时的新兴媒介，以其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简易灵活的特点，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对日广播极大地提高了抗日宣传的效率，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獻。

二、建设时期：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推动对外交流和外交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日广播播出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讲话录音。1950年初，对日广播收到了第一封来自日本的听众来信。这封信由东京经新加坡、香港辗转数月抵达北京，信中写道：“我通过电波收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在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大地上，人们欢快地生活着，以辛勤的劳动建设自己的国家……”③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处于被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封锁的局面之下。日本没有承认新中国，而是追随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诋毁新中国的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传播方面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宣传中国的主张。1955年，毛泽东指示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④，要求新华社快速、充分地把世界各国的情况采集回来，把中国的情况传播出去，把发挥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作用，从国内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⑤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解和认同，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传播的要务。①

突破西方世界的封锁，最直接的就是要突破当时中国在亚太地区被孤立、被封锁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政策上，一是严格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二是正确对待2000年与50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牢记1895—1945年这50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也不会忘记中日两国人民2000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史。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相信两国关系最终是要正常化的。②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历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时进时退，但是两国人民都有着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在日本，各阶层成立了许多研究中国的团体和学会，推动中日友好往来。中国方面则根据日中友好协会预订的份数，给他们邮寄《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③

为了突破日本政府的信息封锁，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直接传到日本受众耳边，对日广播这一时期努力丰富节目内容，扩大影响。1956年，对日广播的节目时长从1949年的15分钟增加到2小时15分钟，节目编播人员从3人发展到了30人，并初步确立了影响绵延至今的日语广播流程。在节目内容方面，从单一的新闻起步，增设了丰富多彩的专题节目，并尝试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临时增加机动性报道。当时的受众调查显示，对日广播的听众范围已覆盖日本各地和各行各业，报道内容常被日本电台和报纸转播、转载。在节目反馈方面，对日广播于1950年收到第一封听众来信，当年共收到43封;1956年，共收到4025封听众来信，增长了近100倍。1955年2月6日，日本媒体泛亚社东京电文章称：“北京对日广播的听众越来越多。不光是共产党人收听，工会会员和一般公众也收听。据当局调查，现今收听共产党广播的日本人有50万人左右”④ ，对日广播的影响力增长之快可见一斑。

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则是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创举，对日广播正是践行这一外交思想的主体之一。196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要求对日广播“要高举和平友好的旗帜，要潜移默化，细水长流”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日广播努力提高节目针对性。1971年、1972年，周恩来在两次接见日本来宾时均谈到了对日广播要适应对象国情况的问题。曾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指出：“对外宣传有内外不分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①

为了推动民间友好先行，对日广播确定了以政治态度上较为温和、人数最多的日本一般民众为收听对象的节目定位，节目时长从2小时15分钟进一步增加到6小时30分钟，除了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节目外，还重视播出内容的趣味性和服务性，增办了《音乐与话题》《配乐广播朗诵》《中国话讲座》等既可发挥广播节目声音优势，又更加生活化、适应日本一般受眾需求的节目。《中国话讲座》由著名语言学家陈文彬主持，是中国首个对外汉语教学节目，开创了以语言教学为桥梁、广泛介绍中国历史和当代发展的节目形态先河，节目播出后深受听众喜爱。听众自发成立了遍及日本各地的“中国话学习之会”，会员定期聚在一起学习中文，并就收听到的对日广播内容进行讨论。他们盛赞中国对日广播“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第一座人民电台”，“是联结日本和中国的友谊的桥梁” 。②很多会员由此加入了听众组织“北京电台听众之会”③。这些人以收听对日广播为契机，长期关注中国，其中许多人成为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作为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日中友好协会通过出版《日本与中国》《中国事情》等刊物，以及翻译《毛泽东选集》、举办中国画展、放映中国影片等形式，为促进中日交流和理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冷战”格局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实践，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一大创举。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并得以重返联合国，以及中日两国相关人士的不断努力，共同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日广播面向最广大的日本民众介绍中国、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针，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时期：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改革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上的两大问题，这带有全球性、战略性。”①以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根据，对外传播重点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营造有利环境。

198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提出“对外宣传的根本任务是为党的总路线服务，为党的对外路线服务”，“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可能及时地宣传中国，介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宣传我对外政策，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台湾回归祖国和国际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② 《通知》同时强调：“对外宣传必须十分注意针对性，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适合宣传对象的特点。照搬国内一套，不能解答外国人的问题。”③ 这一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社会掀起的“中国热”方兴未艾，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征程，日本受众对华信息需求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对日广播遵循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调，突出宣传两国政府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着重报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果，促进两国友好往来，努力成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沟通两国民心的桥梁。时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说：“北京电台对日广播为促进日中友谊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北京电台是日本人民了解中国的非常重要的窗口。”④

改革开放以后，对日广播加大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报道，恢复了一度停办的反映中国发展的《建设的脚步声》等节目。针对日本舆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疑虑，对日广播重点报道了中国方面信守合同承诺，保障日本参与建设的宝山钢铁公司、咸阳彩色显像管厂等项目顺利建成投产等情况，同时还加大了对其他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报道力度。

此外，对日广播还积极参与和组织两国民间交往，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对日广播每年接待到中国参观访问的日本听众多则500人，少则100多人。⑤对日广播的工作人员还参与向日本译介《西游记》《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并承担了《阿信》《三千里寻母记》等日本影视作品的译制工作。

1999年2月25日—27日，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在国际上形成同我国的地位和声望相称的强大舆论宣传力量，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促进祖国统一，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① 这一时期，以数字压缩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使信息达到的范围、传播的速度与效果都有显著增大和提高。江泽民要求，中国的外宣要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②这是首次见诸公开报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闻媒体要积极利用网络传播的重要指示。③

在这一背景下，对日广播主动适应变革，发挥网络媒体可持续、可视、互动的特点，丰富了舆论引导的手段和方式，增强了传播实效。2000年3月1日，国际在线日文网正式上线;2004年，对日广播部门调整工作重心，“树立立足于无线广播，又高于无线广播的观念。既发挥广播媒体声音的优势，又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可持续、可视、互动的特点，实现传播手段的优势互补”④。2005年，国际在线日文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日语论坛BBS，论坛经常就中日双方共同关注的话题展开讨论，并通过专家和日语部评论员共同参与，积极进行舆论引导。论坛上线次月，由于话题集中，点击量冲至100万。2007年3月，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契机，举办了一场由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参与的“中日网络对话”。两国嘉宾分别在北京和东京，通过互联网与网民讨论两国国民在生活、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探究“中日国民相处之道”。此后，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联手日本放送协会（NHK）分别于当年6月、9月、12月，以文化、体育、青少年交流为主题，举办了三次中日网络对话。网络对话充分发挥了网络传播互动性强的特点，通过北京-东京实时的、线上线下多人同步参与的直接交流，为两国人民有效沟通搭建了新平台，提升了舆论引导的实效。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建立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体系成为对外传播工作的应尽之责。2008年12月20日，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暨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总书记给大会发来贺信，指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进一步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①。2011年10月15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要加强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重要出版社建设，进一步完善采编、发行、播发系统，加快数字化转型，扩大有效覆盖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②以此为契机，对日传播通过网站改版进一步将工作重心向新媒体转移，并重新梳理工作流程，开启了对转型之路的探索。

四、新时代：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③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④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①可以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内容逐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从拓宽国际传播主体、打造外宣旗舰媒体、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到实现传播效能目标”②的一整套体系。

2018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组建，为对日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8年9月26日，在中央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广大电视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广播与电视、内宣和外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锐意改革创新，壮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③在对外传播中，总台旗帜鲜明地展示中国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为此，总台对日传播加强了对时政类产品的海外推送。

同时，为呈现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总台以生动、活泼的内容产品进行“好感传播”，并主动适应日本受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变化，变通传播思路，探索垂直生产、“一群一策”的生产、传播方式。一方面，针对日本青年群体，总台对日传播主推特色视频产品，并以社交媒体作为主要宣推平台。2018年10月，总台日语部推出原创短视频栏目《A酱讲中国》，旨在打造面向日本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的优质系列短视频产品，主要通过“KANKAN”双语APP、“CRI日本语”APP、微博、脸书、推特、“Buzz Video”（西瓜视频海外版）等境内外平台开展融合传播。《A酱讲中国》生动展示了中国普通年轻人的生活，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活力，获得众多日本青年网友的喜爱。另一方面，与青年群体相比，日本的中老年群体对本国传统媒体的依赖更强，对时政类产品的需求更为旺盛。日本的广播爱好者为数众多，总台日语部每月仍收到来自听众的来函和电子邮件，其中很多人表示，青年时代曾收听来自中国的广播，退休之后得以重拾青年时期的爱好，了解中国的变化。为此，总台日语部一如既往做好聽众服务，通过《中日交流》等“长青”节目与听众保持互动，并探索音视频产品一次生产、多次发布的机制，使内容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另外，针对日本国内存在的各类“中国威胁论”，总台对日传播加强了有理有据的舆论引导和斗争。2018年4月，总台成立伊始，日语部就开设了专门的评论栏目《CRI时评》，从总台品牌评论产品《国际锐评》中精选适合对日传播的文章，进行符合日本受众收听、阅览习惯的编译后，通过广播、网站、社交媒体等平台同步发布。通过调研和分析受众对评论产品的反应，日语部于2019年8月上线了针对日本受众的评论产品《观察眼》，发布了200多篇评论文章，引导日本受众理性思考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对日本媒体的涉华不实报道进行旗帜鲜明的驳斥，并介绍新时代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起到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作用。

此外，为适应国际传播视频化的发展趋势，总台对日传播还大力推动传播产品的视频化。除了将《北京的表情》《CRI访谈》等以图文和声音见长的品牌栏目视频化之外，2019年9月，日语部以国庆网页改版为契机推出了每日更新的视频新闻。制作团队重点研究日本推特和脸书平台的涉华热点，并适时引导话题，打造“爆款”。评论产品《观察眼》也在2020年6月推出了视频版，与图文版相比，视频版更贴近日本青年人的需求并采用更为“年轻态”的表达方式。

结语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对日传播是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对外传播实践的一个缩影：战争时期，对外广播是对日宣传的最有力武器;建设时期，对日传播为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赢得世界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对日传播贯彻执行了中央“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理念;改革开放时期，对日传播创新手段、方法，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新时代，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努力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对日传播的任务所在。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与传播，并适应国际传媒生态的变化，大力变革生产方式，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为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林凌）

作者简介：邓德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部博士后研究人员。

①郑保卫：《简论中国共产党90年新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现代传播》2011年第5期。

①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②同上。

③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94页。

④白生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媒介主角——论“二战视野”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东南传播》2009年第12期。

①白生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媒介主角——论“二战视野”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东南传播》2009年第12期。

②黄达强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回忆录》，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8页。

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第一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

④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