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升，马 越

（ 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

全球化时代，人类最为迫切需要的是达成价值共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中国方案”。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他还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那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治理难题，与西方向世界直接输出“普世价值”不同，“中国方案”则重在思考与世界各国共促全球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共谋价值实现的价值共识问题。

一、全球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方案”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一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贡献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自此以后，学者们纷纷著文热烈讨论该词的科学内涵、当代价值、世界意义，也深刻阐释了“中国方案”的全球治理内涵。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国方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发展模式，体现了“四个自信”。中国方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总括①，“四个自信”分别是中国方案的实践路径、科学指南、参考借鉴、中国智慧[1]。第二，中国方案象征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中国方案象征了国家软实力[2]，还是讲述好中国故事，融入并影响世界的话语系统[3]。第三，中国方案是全新的现代化方案。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方案，超越了苏联和西方现代化模式，是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路[4]。第四，中国方案指向国际事务与国际问题的应对和处理，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方案指互联网、扶贫减贫、全球气候治理、核安全、反恐、地区合作等领域的原则、立场、措施、主张、路径、治理模式[5]，着力于构建解决人类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6]。

学者们多是从“更好社会制度”“全球化治理方案”等意义上理解“中国方案”，或者把“中国方案”理解为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家关系、国际关系。重点都放在了解读“中国方案”是怎样的社会制度、国际秩序等。没有价值共识，难有好的社会制度、国际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这就更加需要基于全球治理背景和视域，从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价值内涵、价值意蕴、价值要求、价值优势出发，去深入探讨认识“中国方案”的科学内涵、时代意蕴、现实意义和实践视野。

其实，从冷战结束后人类就已经进入了全球治理时代[7]。如何理解全球治理时代？归根结底是各国多样问题、多元价值共同解决、共同实现的时代。国家无论多小其问题的解决和价值的实现对于世界顺利运行都不可忽视，都不可或缺。一定意义上说，全球治理的出发点就是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与管理提供一种能被广泛接受的制度安排[8]。制度安排的核心无疑是价值安排、价值共识、价值设计。因此，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困境其实是制度困境，而制度困境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分配和价值分配问题，二是全球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关联性[9]。归根结底，第一个是价值分配问题，第二个则关系到更为复杂的价值分配、调节、实现的机制设计问题。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推行自己的民主制度模式，总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西方模式或“普世价值”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没有可以共通和相互借鉴学习的东西，而在于总是输出自己的国家利益，却漠视全球治理时代的核心是各国起来共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和价值观问题。

考虑全球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关联性，更加需要各国能够达成全球价值共识，以构建起全球价值观。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方案”所要解决的全球价值共识难题。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之所以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所以称得上是“更好”的社会制度探索；应该说，“中国方案”与西方“社会制度”或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很大的不同，重点解决的是怎么样、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建立符合各国利益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另外，如果把中国方案直接理解为社会制度方案、全球治理方案、现代化方案等等，其实就偏离了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再单独提出“中国方案”这个新词的初衷与用心。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9-10抓住了人本身，从根本上讲就是切实地满足了人的需要，真正能够去关照人的价值。理论“掌握”群众的关键就是解决群众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问题。进一步说，“中国方案”所以有信心作为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我们所以能够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前提就在于其首先是在引领和倡导实现全球健康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新价值观。

1920年11月25日，青年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等人的信中写道：“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1]重视“主义”“信仰”“旗子”的作用，体现为“主义”“信仰”和“旗子”等首先对外宣扬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满足他者的价值需求，在“共同”视域下考虑他者的价值实现。这是对价值观的积极、及时的倡导与引领。这正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开放能够不断开辟胜利新境界的价值观动因。同样，当我们转向有着错综复杂矛盾关系的世界时，在全力解决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治理“三大赤字”的严峻挑战过程中，也首先要抓住倡导与引领新的全球价值观这个关键。“中国方案”更早的提法要追溯到“构建和谐世界”。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12]在今天，“构建和谐世界”已经纳入了“中国方案”的内涵。相比而言，“中国方案”更加强调价值的示范、倡导和引领，更加强调先要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中心。只有真正从自身的发展出发才会设身处地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专注于“利润”，在国际上也必然会把“掠夺”置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之上。

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不是给人的实践或世界各国的实践活动供给一种抽象的价值概念，而在于现实地满足人们的价值需要。马克思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信中说：“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10]416在这里，马克思阐释自己全新的哲学思考，即现实的人们需要的全新价值观在于更好地改变已有的世界，满足自身的价值需要。相反，旧哲学只是自顾自地为现实世界中活动的人设定抽象的价值标准，如善、自由、平等、人权、人道等，而不去思考如何实现这些价值的内容。同样，只有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有效地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才能真正获得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持久的价值共识与价值认同。在价值目标设计上，这一价值共识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社会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国家关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各类共同体。在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又具体体现为我们党领导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所提出和形成的“中国方案”。离开了“中国方案”在现实中的倡导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成为空洞的价值设想。同时，离开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方案”就失去了价值理念指引，降低为具体实践层面的“计划”“设想”和“方案”。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作为一种从整体、长远和大局高度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和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的价值观导向，“贡献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从解决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与安全的难题出发，为各国积极参与推进全球治理，倡导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务实、高效、共赢、合作、沟通、包容、创新、科学的价值设计或价值共识。

“中国方案”的形成和提出，以及对全球价值观的引领和倡导，其思维逻辑在于，中国和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积极向上的全球价值观设计，就很难有中国的和平发展、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市场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自身只有先成为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典范，各国才能真心和积极参与发展，并全力维护和平、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中国方案”不是要对外输出价值观，而是积极与各国追求价值共识，形成凝聚“最大公约数”的全球价值观。由于中国自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决定了中国在倡导和引领全球价值观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这就是对发展的需求最为迫切，对和平环境的追求和实现最为真切，对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体会最为深切，对人类能够真正拥抱“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全球化时代的希望也最为急切。建立全球价值观，并不是中国一国所能为的事情。“中国方案”意在倡导和引领全球价值观，其根本含义是中国人通过解决自身和人类问题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告诉世界“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尊崇自然”“和谐世界”完全能够成为今天的全球价值共识。

二、全球价值观：“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时代确立新价值观起点

没有对新秩序的价值共识、价值观新起点，新秩序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在现代汉语中，方案主要是指工作或行动的计划，以及所制定的制度、条例等。因此，提供新的方案或者行动计划，也离不开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其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告知接受者和施行者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解决好价值观问题是顺利解决认可方案、执行方案、提升效果等其他问题的首要问题。全球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进一步讲，全球价值观是构建国际新秩序和实现全球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价值观前提和心理认同前提。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中国方案”的新价值观重点是表达可以提供“更好”社会制度，能够“直面”人类问题。“中国方案”重要的不是指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而在于依据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进行社会制度，全球治理方案设计。在全球文明共存发展的时代，“中国方案”不同于以往的旧方案在于引领和倡导了新的人类价值观或全球价值观，从切身发展出发，为各国指明了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观追求。在这里，倡导人类各国共同实现新全球价值观，才是中国方案本身。换言之，新全球价值观不是牺牲某些国家的价值，而是各国共同更好地追求价值。相比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更为强调中国能够提供蕴含全新价值观的新方案。新方案之新主要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着眼于我们共同价值的实现和最大化。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全新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过去的东西、事实、做法必须基于新价值，才能更好地批判、继承、转化、创新。如果各国没有本着更加宽广的视野来达成新的全球价值观或人类价值观，置换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背后的西方中心或资本中心价值观，今天的许多全球治理难题，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世界安全和地区冲突风险增加、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与主权债务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就不可能得以解决。“中国方案”关注的是建设“和谐世界”，其广受关注和广受认可的原因就在于向世界各国呈现了追求全新的价值观，以及引领和倡导新的全球价值观的可能性。

“中国方案”意在倡导和引领世界价值观或人类价值观，并不是指要把中国价值观作为世界的价值观或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指全球治理时代新价值观应该是人类不同文明和价值可以实现包容性、协同性和共享性。“中国方案”不是告诉世界应该如何去做，而是告诉世界中国这样做效果很好，有助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的实现，同样也有助于这样的世界成为现实。“中国方案”的价值意蕴和价值理念，也正如费孝通先生晚年所倡导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人类大同”的文明图景正在变成现实，可以实现对文化偏见心态的跨越[1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时代特点相结合的结果。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不断推动其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全方位发展，能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同时也有利于很多国家和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时，才能谈得上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的提出和形成，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人类各国共同价值得以更好实现成为可能，全球价值观或人类价值观建立成为可能。应该说，丰富多样、独立自主、务实包容的现代化态度和发展理念，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意识和价值思维才是“中国方案”的要义和精髓。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开始就能提出中国方案。准确地说来，十八大以后才第一次真正有了中国方案的提法和决心。这是因为伴随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是在最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全球性的意义上解决发展难题；我们才能对人类价值需要，以及大多数国家当下和未来真正的价值需要有明确的表达。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第一次面临全球治理的难题。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其成功解决就越来越需要全球治理的思维和心态，即“中国方案”。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谈不上真正的全球治理，只能是全球对峙和分而治之。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和无法沟通。进入 21世纪，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广大新兴体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治理变革第一次成为一种不容忽视或者说前所未有的新呼声。问题在于，如何有效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提供新的全球价值观。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5]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眼光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是和平梦、发展梦、合作梦、共赢梦、世界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中国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梦想。中国“复兴之路”或中国梦，践行和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的“全球价值观”，意味着在“积贫积弱”时代，中华民族已经在通过践行和倡导全球价值观来实现自身命运的彻底改变。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引领和倡导全球价值观的“中国方案”。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系统阐释了指引当代中国全面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既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正确方向、科学指导、根本保障和精神力量，也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治理时代提出“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观。

要想达成人类文明共识状态，最重要的是让世界各种文明感受到共识本身的价值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简单反对“普世价值”，而是有针对性地反对以追求“普世价值”为借口把特定国家和特定文明凌驾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之上。基于此，今天中国主张人类应该有共同认可的价值，也应该倡导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方式。2015年 9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6]522。不同于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宣扬方式，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方式体现为各国建立的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奉行的是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坚持的是义利相兼、义利并重的义利观。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中国方案”是对全球价值观的引领和倡导新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新全球价值观的引领与倡导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意味着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大变动、人类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深刻把握与总体考量。唯有如此，“中国方案”所倡导和引领的新全球价值观才能会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新形势下，我们党自身建设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抓好党的伟大斗争能力的建设，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种敢于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伟大斗争精神，正体现了“中国方案”对新全球价值观坚定执着、敢于担当的引领与倡导。

三、全球价值观构建：“中国方案”是人类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系统

全球价值观构建并不是一种空想，已经有了一套从理论到现实的科学系统，这就是涵盖各个领域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七一”讲话中，从八个方面明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同时，指出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在直面并解决人类问题的意义上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方案”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是引领和倡导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新价值共识系统。在人类全球化时代，要构建全球价值观，就离不开“中国方案”价值共识系统的引领和倡导。“中国方案”形成和发挥作用于中国大地，成为世界各国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的舞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表述，“中国方案”价值共识系统分为三个层面：模式、范式、思维的具体层面，发展观、安全观等在内的理念层面，以及促进价值共识形成的哲学方法论层面。

（一）价值共识系统具体层面：公平正义、互利共赢、创新共享、包容开放

价值共识系统的具体层面是指，在共同交往的场域下，为大多数参与者在进行价值实现和表达过程中所提供公认和熟知的模式、范式、思维等。在长期的全球治理实践中，各国迫切感受到为了更好地保障和平、合作、发展，只有坚持公平正义、互利共赢、创新共享。这就必须要反对资本主义强国在几百年持续扩张中所形成的欺凌霸道、赢者通吃、守旧独占的模式，破除“我方利益优先”“以邻为壑”的思维范式。尽管以上思维范式在某些国家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但追求公平正义、互利共赢、创新共享越来越成为更多国家的共同意愿，并持续得以沟通、深化和奉行。只有持续不断战胜旧的价值共识，才能真正形成新的价值共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世界健康发展，建立起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不平衡性的国际局势，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从全球的共享模式、治理模式、发展模式三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包容开放、公正合理、平衡普惠的价值共识设计。“中国方案”价值观设计所以被证明是能够引领全球当下和未来的健康发展，根本还在于符合了当下各国走好包容开放的发展道路、追求公正合理的发展诉求、实现平衡普惠的发展愿景的价值共识与价值追求。这些新的全球价值共识和全球价值观着眼于化解全球经济矛盾，带领世界各国尽快走出发展困境。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传统大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全球治理的老问题面前，纷纷采取推卸责任的做法，搞“逆全球化”。随着其传统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旧的全球治理理念、体系和机制背后的旧价值观在复杂多变的全球难题面前就显得力不从心。中国积极推动全球难题的解决，着眼于各国价值共识的达成和实现，本着长远、全局、系统的考虑，努力塑造平等、开放、共享的国际秩序。在面对地区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主张政治解决，强调对话；在解决地区冲突问题时，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客观公道。这样的“中国方案”在实践中成效显著，赢得了更多国家的认同，也越来越转化为多数国家认可的全球价值共识的模式、范式和思维。

应该说，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所表述的公平正义的和平方案、互利共赢的合作方案、创新共享的发展方案，包容开放的共享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及积极塑造平等、开放、共享的国际秩序，共同构成了习近平“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共识系统的具体层面。这些所以属于具体层面在于，其本身就是各国直接的、共同的、迫切的追求，只是缺少在共同的问题面前有一个恰当的时机来予以系统的表达和真切的践行。“中国方案”形成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场域和时代潮流中。由于自身迫切的发展需要，中国能够更早地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价值需要感同身受，“中国方案”也就能够最为系统地表达出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价值共识。

（二）价值共识系统理念层面：正确义利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全球治理观

从根本上讲，推动国际社会的良性发展，迫切需要这些观念的落地。“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内政外交实践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正确义利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全球治理观等构成为“中国方案”价值共识系统的理念层面。在文明多样、制度迥异的世界中，在彼此不同利益的诉求下，全新价值理念有助于化解彼此间的矛盾分歧，实现共同发展。在2015年9月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中，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向世界贡献了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等[16]523-525在内的全球治理方案。在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高度凝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任务是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16]541-54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擘划推进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中国方案”，内涵了正确义利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和新全球治理观。这就为世界各国寻求价值共识和构建全球价值观提供了不同于冷战时代的全新理念。

在现实中，这些理念切实地推动了中国和各国很好地贯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体上思考了人类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利益矛盾问题、持续发展问题、安全与生存问题、国际秩序设计问题，也开辟了真正解决各国互利共赢、权责对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求同存异、包容开放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这些理念具体践行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升华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多带来的不断变革中，最终形成于“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构建中。作为价值共识系统的“中国方案”是对国际问题的系统整体回应，在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过程中，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新方向、新探索、新尝试，也在推动人类发展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寻求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可能性。

（三）价值共识系统哲学方法论层面：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循序渐进、客观公正

“中国方案”基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最后形成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循序渐进、客观公正等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能管控危机、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正因为价值共识系统有了哲学方法论的设计，“中国方案”才能持续不断地形成有效遏制国际恶性竞争、化解全球霸权观念的价值规则、价值思维、价值范式、价值理念，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良性发展，为更多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进行价值观设计提供了借鉴。2016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第 2274号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正式写入2017年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的两份安全决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新全球价值观设计的“中国方案”价值共识系统的普遍认可和衷心支持，其中就离不开“中国方案”价值共识系统背后的科学方法论支撑。

阿联酋《海湾报》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像是来自东方的使命，不掺杂欧美的殖民主义、价值观以及政治干预；这一使命是服务和关照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德国《世界报》网站指出，与傲慢的西方模式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更受欢迎的全球化模式。它不带“说教”，所有国家都有权塑造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17]。显而易见，国际社会所以普遍认可“中国方案”的新全球价值观的核心主张，其行之有效的哲学方法论功不可没。应该说，“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条件下将继续为人类社会寻找到更多、更有效、更深入的价值共识提供着哲学方法论，贡献着中国智慧。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时代“中国方案”既亲切又富于认同感的表达

学者们经常提“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难道，中国还要单独提一个属于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吗？显然不是。“中国方案”作为一种价值共识、价值观表达和价值共识系统，主要不是在表达中国的价值诉求，而是从中国实际问题和基本国情出发，着眼的是世界各国价值诉求的共同表达。没有世界各国价值的充分全面实现，也就没有中国价值的充分全面实现。形象地讲，“中国方案”就是在为国际新秩序注入公正合理的“价值核心”，提供“价值方案”，贡献“价值思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表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方案”最亲切又最富于认同感的表达。中国不是在搞利益输出和价值观“输出”，而是着眼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全球价值共识的寻求。有学者指出，纵观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贯穿其中有一条清晰的理论演进逻辑，即从“自然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真正的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18]。马克思所论述的共同体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历史存在。相对于“真正的共同体”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为一种“意识”“诉求”“价值观”“态度”“思维”等，从“价值共识”上来改变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却是“零和博弈、对立竞争”的现实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大基本制度，相互竞争超越的价值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于全球化时代，反映的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的发展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必要的和可能的。甚至在人类匍匐在自然脚下的“人与人相互依赖”的远古时代，也可以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是只有到了全球化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现实地、前所未有地迫切呼吁世界各国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此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国家关系。其原因是今天人类交往前所未有的日益紧密，国际社会出现利益差异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已经具备了寻找和确立全球价值共识的现实条件。在人类未来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长时段，资本主义文明称霸世界、人类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的，以更好地推动世界各国借鉴学习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目的，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观设计。

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共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式，强调的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传承，都是独一无二的文明存在；强调本着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的发展原则来处理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整个人类文明才能实现存续与发展。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还强调要建构起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大国形象，即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对此，中国前外长杨洁篪解释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19]。基于人类命运共同的视野和担当，中国不断塑造广受世界各国认可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大国担当”的文明形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仅考虑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心系世界人民的福祉，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在世界和平发展的诸多议题中嵌入“中国方案”的价值倡导、价值思考、价值共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世纪之问探寻的是人类各国应该如何实现价值需要，如何凝聚价值共识。中国在全方位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必须全面而深入地思考如何引领和倡导好适合今天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全球价值观。伴随着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认同感显著提升，纷繁复杂的全球治理难题正在检验着“中国方案”，而不是“西方全球价值优先”对全球价值共识的引领力与倡导力。

注释：

① 前线理论热词第一次使用了“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提法。（参见《前线》，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