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长喜

（ 铜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起，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形成了丰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为夺取、巩固、发展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论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本质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政党和政权是紧密相连的。为了实现政权的根本目标，政党会千方百计获取并牢牢掌握领导权。当然，这里所谓的领导权，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导权，更包括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权体系中，对党和党的事业发展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往往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1]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擎马克思主义光辉旗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理想信念的灵魂。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与理念，怀揣梦想与初心，在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征程中上下求索、殚精竭虑、诠释使命、书写忠诚。而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领导权，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取、掌握与巩固，离不开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用先进的文化凝聚民心，用伟大的精神激励民众，用共同的信仰引领群众；并通过探索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有效形式，筑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基础。

有鉴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漫征程中，深刻地认识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多次从党和革命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1942年7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的回信中明确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3]435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1094建国后，“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继续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1955年 3月，在中共中央制定印发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指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5]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还体现在他对推进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自主与自觉行动中。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两年后，毛泽东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自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凝聚、引领、鼓动、激励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危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安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被动摇，还要相当警惕“文化合法性”丧失的危险。为此，毛泽东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工作，通过“破”“立”结合的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与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

历史反复证明，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成功，就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不断用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武装全体民众，切实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然而，我们知道，这种领导权的最终实现，既不是领导者一厢情愿的“文化灌输”，也不是领导者简单粗暴的“文化操控”。相反，它是一个要求被领导与领导者以平等身份参与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被领导者积极响应、主动配合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获得被领导者“单独个人积极的和直接的认同的同意”的过程。由此可知，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建，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它既需要注重发挥政党的主导作用，还需要注重发挥民众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实现从外部宣传教育，向民众内心接受；从群众自觉拥护，到主动践行的根本转变。

如果说，上面的论述已经开始触及意识形态领导权某些深层次的东西，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的揭示。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呢？对此，毛泽东曾有过准确而全面的阐释。194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就深刻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3]74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领导权”，其实就包含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对“领导权”的阐述，实际上就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的揭示。

第一，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源自民众内心的强大支持力。在毛泽东看来，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基于党的意识形态自身特质和影响力所形成的发自民众内心的强大支持力。这种民众自发的支持力不是靠党员人数多，也不是靠喊口号，更不是靠趾高气扬地要求、命令形成的；而是依靠高素质的党员干部，并通过发挥这些党员干部的榜样示范和旗帜引领作用，树立党的形象，使民众从对党的直观、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对党的理论、指导思想、宗旨等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可。当然，这种支持力还依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党的决策的科学性、党的作风的民主性来赢得民众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自觉认同和忠实践行。更重要的是，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党的一面公开的旗帜，要具有领导权，并能切实担负起“带领和引导多元的社会思潮”的历史使命，其本身还应该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智识与道德方面的优势；理论和道义上的先进性与正当性，这是民众对党的意识形态内在支持力形成的根本因素，是民众认可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前提条件。当然，民众对党的意识形态这种内在支持力的形成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加强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并使其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且能始终如一地代表被领导者的利益，积极回应被领导阶级的各种诉求与关切。只有这样，党的意识形态才能永远获得广大民众的真诚欢迎，热切支持，衷心拥护与主动践行；也唯有如此，党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拥有并永葆领导权地位。

第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自觉服从的权威。列宁曾经说过，“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的才干。”[7]事实上，毛泽东对领导权的认识与列宁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民众内在的支持力，还表现为一种不诉诸强制力而服从的权威。至于什么是权威？一般认为是指对他人意志的服从状态。而就意识形态权而言，这种权威就是被领导阶级对领导阶级意识形态的服从。这里的服从，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也就是被领导阶级对领导阶级所拥有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内心认同，被领导阶级认为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在理论、实践，还是道义上都是合理、合法和正当的，并由此产生一种自觉服从的情感。不难看出，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威强调的是自觉的“服从力”，是一种基于内心认同的使人心悦诚服的软权力。二是迫于外力的服从。此处的外力一般指国家权力带来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是建立在“对不服从行为”产生严厉惩罚性后果的巨大威慑基础之上的硬权力。所以，这种服从实际上是因恐惧、害怕而做出的妥协与退让，实质上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无奈选择。显然，第二种迫于外力的服从产生的权威，并不属于毛泽东揭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范畴。因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前提就是民众建立在对该意识形态理解基础上的充分信任，认同基础上的自由选择，绝对排斥任何外在因素，尤其是武力的影响。当然，广大民众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这种内心认同和折服，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大程度来源于作为意识形态“物质武器”的党员干部的模范工作，率先垂范带来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依靠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耐心细致地说服和教育，依靠广大党员充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人民群众在所闻、所见、所感、所得中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拥护、自觉与自信。实践证明，一种意识形态一旦拥有了让人自觉服从的权威，就拥有了民众鼎力支持、真心维护、真诚信仰的磅礴力量，也就拥有了牢固的领导权地位。相反，如果这种领导权只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被迫臣服的权威，那该领导权是不牢固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也是注定会在异常激烈的领导权争夺战中败下阵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论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深邃的思想性，深刻的实践性，使其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什么，为什么等重大理论问题；更执着于探索如何建立、巩固、完善、发展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原则与方针

像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毛泽东生前也没有提出和使用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其丰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都蕴含在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诸多论述中。如在论述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原则与方针时，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857坚持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为绝大多数工农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工农劳苦民众的文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为主体的民众服务。其中，工农兵是主体，是文艺最基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和反映了文艺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确定文艺发展坚持的根本原则后，毛泽东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同时还提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8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做总结发言时，就这一方针进行了明确阐述。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8]54-55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该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迎来了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春天。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手段和途径

实践表明，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光辉旗帜，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常重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创新马克思主义；完成了马克思中国化的多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比较早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他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要倡导者、引领者、实践推动者。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领域，毛泽东始终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看作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加以重视。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同时，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毛泽东十分反对形式地、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列主义，指出：“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3]707至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问题，毛泽东曾精辟而形象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4]819-820为了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经过延安整风，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更重要的是，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党同志逐步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理论形态，还是党的意识形态发展的新阶段。理论创新确保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理论武装筑牢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民众基础。为了搞好理论武装，毛泽东先后领导了三次规模较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这对于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保障广大民众“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3]705，进而推动党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队伍保障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对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3]641“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绝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3]728因此，毛泽东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61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多次站在确立、巩固、发展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略高度告诫全党：“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9]此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和国家对旧学校教育事业和旧社会文化事业进行了有步骤的、谨慎的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队伍建设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即积极引导、努力争取，又批评教育。毛泽东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实际就是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 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10]430在整风运动这样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对待知识分子也应该坚持谅解是基础，团结、善意和建设性是基调，改造、争取、利用是目的，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批评、教育、改造。“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10]432

而当某些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因脱离民众引起延安军民不满情绪的时候，一方面，毛泽东着重引导军民从正常角度看待所发生的事情，“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教育知识分子，（与群众结合）“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实现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是可以做到的。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造。通过树立典型，感化教育，促使他们脱胎换骨地转变，既是毛泽东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和准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有益经验。所以，面对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再教育”，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都是真心诚意、心甘情愿的。当然，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时，不能不提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个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会，“大家参加了这个会都感觉到心情舒畅，又都感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由于这一个划时代的讲话的发表而得到了解决。”[11]因为这次会议结束了不少文艺工作者价值观上的流浪漂泊，使他们内心找到了一种可以皈依的价值尺度。不难看出，毛泽东正是通过讲话、座谈、整风等手段的介入，加强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成功地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机转化，使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适应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要，从而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和维护提供了队伍保障。

（四）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具体措施

弗兰克﹒克莫德曾指出：“经典与权力是同谋。经典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以别的方式去处理难以处理的历史沉积物。”[12]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红色经典”的作用，主张通过“红色经典”，即用无产阶级的文艺形式组织广大群众广泛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13]并以此来影响群众、发动群众、引领群众、武装群众，宣传革命理论，阐述党的主张，提高群众觉悟，升华革命感情，把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化合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使整体中的每个人因此重获新生。然而，这样的“红色经典”产生和形成却不容易，很大程度依赖对旧文艺形式的有效改造。毛泽东要求，要在旧文艺中充实以“革命意识形态和党在特定时期的工作重心”为主的新内容，以“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4]目的就在于用无产阶级文化指导群众有组织地进行斗争。

在变革旧的文艺形式，创造“红色经典”的过程中，延安新戏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根据“在戏中要加上抗日内容和民族英雄的故事”“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我们应该搞，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旧形式加新内容是時代的要求”等讲话精神，不断推陈出新，创作了一大批服务于党和革命工作需要的红色文化经典，如《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这些经典随着新戏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的持续推进迅速走向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可以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把“红色经典”的建构及推广变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建设运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得以形成和确立。建国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内容就是建构红色文化经典。在相关部门的领导、号召、推动下，承载着红色记忆、主流价值、社会主义道德观的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红色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红色经典被大量创作出来，其中，不少文艺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戏剧、连环画等。随着这些革命题材、文艺作品的公开出版发行，展演推广，再加上各级学校的学习教育，文化机构、媒体杂志的宣传推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话语体系、表达范式等不知不觉已渗透到城市、乡镇、村寨，融入社会各阶层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改变并塑造着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尤其是这些“红色经典”，通过艺术形式、舞台效果以及话语表述建构起的人物形象，以及这些典型人物的经典语言，都成了当时影响最深、最能决定民众思想观念的表征符号。所以，这些红色经典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聚民心、映民情、汇民意等重要作用，并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革命理念和政党要求。不难看出，“红色经典”的建构与传播过程，实际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扩大影响力，赢得广大民众支持，获得并巩固领导权地位的过程。通过打造“红色经典”来确立和维系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是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的特殊贡献。

三、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论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维系和巩固，离不开对其他有害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斗争。毛泽东在探索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实践中，非常重视对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思想的批判与斗争。通过这种方式，最大程度剔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确立、稳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权地位，这是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理论的核心思想。当然，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思想的形成与毛泽东正确认识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问题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认为，像所有的领域一样，思想文化领域也是一个矛盾普遍存在，且始终存在的地方。有矛盾就有斗争，有对立就有统一。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存在着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和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并且是长期曲折的，有时还会很激烈。

怎样处理矛盾与斗争问题呢？毛泽东认为主要办法是：文艺批评。他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毛泽东说，对艺术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应该按艺术科学的标准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艺术的档次，改变艺术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状况。况且 “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8]232-233在斗争的具体策略上，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依据矛盾的不同性质，进行分门别类，然后区别对待，精准施策。即 “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8]229对于非政治性问题，应允许进行自由争论。按照延安整风时确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

四、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实践性强。尽管该理论产生、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但其对我们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工作，坚持并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不动摇，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是深化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基本理论的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怎样？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必须回答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探索历程与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必须深化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基本理论的认识。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过程中，所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深刻认识“掌握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已成为掌握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并从而是政治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经济的。”努力摆正与其他工作的位置，处理好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坚决防止出现“意识形态领导权无用论”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至上论”等错误倾向。同时，还必须深化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的认识。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的论述揭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为我们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指明了方向。今后我们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时，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使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成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另外，改变工作方法和作风，切实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使民众在党员干部的工作服务，以及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加深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民性、革命性、实践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一种民众自觉认同的权威，形成一种民众自觉赋予的合法性。

二是积极地、主动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三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重视马克思主义“三化”建设，既是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为我们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建设，重点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就必须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工作，汇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理论界的力量，进行联合攻关、重点突破、清楚解释、科学阐发，帮助广大群众真正弄清、弄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本质精髓、品格特征等，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因为理论越是被阐释得清楚彻底，就越是具有说服力，也就越是能被群众理解和接受。此外，还必须努力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实效。首先，尽可能实现宣传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其中包括各种载体的利用，多种传播平台的搭建，不同传播渠道的拓展等。其次，实现表达方式的通俗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重大理论成果，要能被普通百姓真正理解、接受、掌握和践行，就必须从学理性语言向习惯化、口语化语言转化，从抽象化概括性语言向具体化形象语言转化。只有这样，我们在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基层民众才能听得到、听得清，听得懂、听得真、心里服，也只有这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才能真正实现。

三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聚合有利资源的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历程中，毛泽东制定了“双百”方针，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巩固和加强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探索实践表明，加强党的意识形态聚合有利资源的能力，是扩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基础，确保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安全的必然选择。这对我们加强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聚合有利资源的能力，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吸纳同质和中性非主流意识形态有益部分的能力，对那些无害的中性意识形态或有益的同质意识形态保持开放、包容、为我所用的态度，竭力维持一种与党的意识形态和谐互动关系；使党的意识形态在对这些思想观念、理论思潮、文化资源等意识形态的批判、借鉴、吸收中，保持蓬勃的生机，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引领力。当然，在加强党的意识形态聚合有利资源能力的同时，还必须坚决抵制和严厉批驳有害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如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全球论、意识形态多元论等。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过程中，对于那些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社会成员合理追求的思想观念，要充分吸纳；对于那些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思想、消极丑恶的生活方式，以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立场坚定地批驳，态度坚决地取缔。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绝不允许搞多元化，也绝不实行意识形态专制——“舆论一律”；而是在科学把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意识形态格局；从而使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这种和谐的格局中不断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