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计武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把社会学的“体制”框架引入艺术界理论，推动艺术研究向艺术社会学转向的关键人物是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他主张，艺术品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因此，对艺术品的考察必须纳入体制化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分析。在这种语境中，艺术家和受众的活动，按照某些潜在的社会规则相互协调。这些潜在的社会规则是把艺术品从非艺术品中甄选出来的重要方法。纵观迪基的艺术体制论，其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体制论阶段，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惯例论阶段。前者的研究中心是艺术品，后者则是艺术世界框架。

一、艺术品的关系属性与类别意义

对艺术生产的文化语境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①在这之前，几乎所有的艺术理论，如美的理论、趣味理论、审美态度理论，都忽视了艺术的语境。这些理论是围绕个体心理学的概念而建构起来的，却忽视了作为文化族群成员的人所经历的文化事件。事实上，没有复杂的、持续的文化组织作为语境，艺术生产是不可想象的。

受到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对艺术语境理解的启发②，迪基对艺术品的关系属性和分类意义进行了深入辨析，并据此在1974年《艺术与审美》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品定义的早期版本：

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一件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体制(即艺术界)而行动的某人或某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