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红，郭梓锋

(山东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0)

艺术管理兴起于欧美国家，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最早设置了艺术管理专业，其后，美国的其他大学也相继设置了艺术管理的相关专业。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艺术管理起步较晚。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首届艺术管理学研讨会标志着艺术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开始在我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1]24但是，直到2001年中央戏剧学院设立艺术管理系，才标志着艺术管理作为正式的学科开始走进中国高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艺术管理无论是在实践领域抑或是在理论研究中，都大量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经验。不可否认，西方艺术管理的某些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艺术管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对于“管理什么”“如何管理”，我们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机制。这个机制是中国文化视野下的本土艺术管理机制，也是探索适宜中国艺术现代发展的特色管理机制。以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模型为依据，从跨文化分析的视角比较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文化差异，可为建构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提供必要的建议和参考。

一、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及霍夫斯泰德模型释义

探究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首先要从艺术管理的基本内涵入手。在《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一书中，丹·马丁(Jay M.Shafritz)对艺术管理提出如下看法：“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v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functions-planning, organizing, staffing, supervising, and controlling to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performing or visual arts and the presentations of the artist’s work to audiences.”(艺术管理是对五种传统管理功能的应用——计划、组织、人员配备、监督和支配，以促进表演或视觉艺术的生产以及艺术作品向观众的展示。)[2]128英国的艺术行政专家约翰·皮克(John Pick)认为：“艺术管理并不新奇。艺术家一旦领取工作报酬，这项职能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支付这个行为所引起的问题与创作和鉴赏所引起的问题截然不同。……于是管理人员就作为在艺术家、观众和政府三方面之间处理具体事务的中间人出现了。”[3]9两位学者对艺术管理都侧重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去阐释，同时又十分重视西方的管理学原则。与此相关的是，国内研究者关于艺术管理的定义明显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在管理方式和文化内涵上极其相似。田川流认为：“艺术管理是人类对于艺术活动实施管理的行为，是人们充分利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艺术学、管理学的理论，对于艺术活动确认明晰的目标，并予以策划、组织与实施、控制的行为及其过程。”[4]1郑新文提到：“艺术管理就是通过管理的技能，以最高效益的方法实现艺术家或艺术团体的艺术目标。”[5]4可以看出，虽然国内研究者对于艺术管理的定义有所差异，但在艺术管理的基本内涵上具有一致性：艺术管理的对象是艺术团体或艺术活动，在管理过程中重视现代管理学的方式。

就管理机制来说，艺术管理有着艺术学和现代管理学的双重特性，在具体运作模式上同西方的工商管理有着很强的相似性。但从跨文化分析的视角来看，中国与欧美国家存在鲜明的文化差异。早在20世纪80年代，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在其著作《文化的效应》(Culture'sConsequences)中就已意识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会导致组织结构模式的多样性，并进而导致管理方式的不同。其后，霍夫斯泰德在《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①一书中把“文化”予以深度解析，并赋予了双重内涵。其文化的内涵一方面涉及“思想文明”的呈现，包括文学、艺术及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又指向社会学与人类学层面上不同国家中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包括个体及群体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行为模型等，即霍夫斯泰德所称的“心理软件”(Software of Mind)。在霍夫斯泰德看来，每个国家都对应着相应的文化层次及心理模式，由此形成了不同国家、种族及宗教在行为模式、文化表达方面的鲜明差异。基于此，霍夫斯泰德及其团队以定量研究的方法形成了衡量国家文化差异的六维模型：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放纵与克制。其中，前四个维度是霍夫斯泰德在1967—1973年间对分布在40个国家的IBM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的结果；第五个维度是邦德(Michael H.Bond)在霍夫斯泰德IBM数据库的基础上对华人价值观(CVS)进行的专项调研，样本涉及中、英、美等23个国家(地区)；第六个维度是2010年迈克尔·明科夫(Michael Minkov)以霍夫斯泰德的调研为基础，对世界上20个国家关于主观幸福感的调研。霍夫斯泰德模型的最大特点是以国家为单位考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尤其侧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对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影响。各维度的含义如下：

1.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权力等级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其衡量指数称为权力距离指数(PDI)。权力距离指数较高，意味着弱势成员对权力等级的接受度较大，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性较大。反之，权力指数较低，则代表弱势成员对权力等级的认可度较低，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现象的接纳程度较低，下属与老板之间更期望以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on)是指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是以个体利益为主，还是以群体利益为主。在IBM 的研究中，其衡量依据通常以个人主义指数(IDV)来表示。在以整体的社会或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一个维度，个人主义指数越高，意味着这个社会或国家在个人主义方面(如个人时间、自由度、挑战性等)关注得越多；反之，则代表这个国家或社会在集体主义(如培训、物质条件、技能运用)方面分配的时间较多。

3.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Masculine/Feminality)是在社会文化维度上对一个国家文化风格的整体界定。以阳刚气质为主的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较为关注，具有较强的自信、竞争性及控制意识；以阴柔气质为主的国家对生活质量较为在意，呈现出宽容、合作、分享等综合特征。霍夫斯泰德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兼具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但一个国家的文化则必须以一方为主。一个国家(地区)拥有阳刚气质价值观的人越多，那么该国(地区)拥有阴柔气质价值观的人就越少。”[6]109因此，该维度通常择取阳刚气质指数(MAS)来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整体文化风格。

4.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 Avoidance)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及其所采取的规避态度。该术语来自美国组织社会学家詹姆斯·马其(James G.March),是一种偏于主观体验的心理感受。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AI)越高，代表成员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他们会设法规避这种紧张感，从而降低或消除威胁；反之，不确定指数(UAI)越低，代表该类成员感到的威胁越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们通常不会规避威胁。

5.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Short-term Orientation)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对延迟其物质、情感或社会需求时的可接受度。拥有长期导向的人会以未来为期许，追求“坚持不懈”“节俭”等品格；倾向短期导向的人会关注过去与当前，较为“尊重传统”“维护面子”，并注重履行社会义务。该维度由邦德以儒家文化为动态变量进行调研，霍夫斯泰德将之命名，重点突出亚洲文化尤其是华人价值观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6.放纵与克制(Indulgence/Restraint)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对于幸福感、生活的掌控度及休闲等问题的基本态度。“放纵”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成员可以相对自由地享受生活、休闲和娱乐等有关人类基本自然欲望的活动；而“克制”则意味着人的行为要受到各种社会规范和禁令的约束，体现的是一种信念。“放纵与克制”是明科夫对霍夫斯泰德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变形，也是对英格哈特的主观幸福——基本生存维度的修正。其所指的欲望并非人类所有的欲望，仅指享受生活和娱乐的一种幸福感，其中包含艺术给人带来的愉悦感。

霍夫斯泰德模型因其多维视角以及广泛的文化适应性，成为了全球跨文化管理的经典范本。在模型中，霍夫斯泰德得出的终极结论是：文化的差异会决定管理方式的异同，管理者需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具体到艺术管理，国外艺术管理研究的内容与方式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而我国的文化艺术与此有鲜明的差别，因此西方的一些管理理念在我国就有些水土不服。例如，国外艺术市场的繁荣大都源于一级艺术市场(如画廊)的火爆，而我国则是通过二级艺术市场(如艺术拍卖会)的异军突起带动了艺术市场的发展。如此巨大的现实差异使我们必须思考中国艺术管理机制的特殊性。基于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们在研究中国艺术管理时，就不能脱离我国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借鉴西方经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各地的消费水平、受众的消费习惯以及各地文化的差异性，扎根于中国的艺术土壤，探索本民族、本地域艺术管理的特色，才能促成中国文化语境下艺术管理理念的迅速转变。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上海美术制片厂特伟为主的一批艺术家们，就大力倡导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语汇，以《小蝌蚪找妈妈》《猪八戒吃西瓜》《三个和尚》等一批优秀的动画片为代表，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动画学派”。如今，我们要吸取前辈的经验，推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艺术管理机制，以克服挪用西方管理模式对我国文化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所谓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就是要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把中国文化纳入到艺术管理的情境中，围绕中国艺术的特色及中国受众的艺术需求，探索出适宜我国发展的特色艺术管理模式。

二、目前中国艺术管理存在的问题：基于霍夫斯泰德模型的考察

我国的艺术管理虽起步较晚，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形成了基本的学科设置和研究范式。其中部分符合我国国情，适合于对艺术管理理论的探讨，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限制甚至阻碍了中国艺术市场及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对高度集中的文化艺术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简政放权并发挥市场的作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此项举措使我国的艺术管理机制逐渐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踏入市场经济。2009年，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转企改制”成为国有文艺院团工作的重点。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发展方针，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色发展。可以看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始终贯穿于我国艺术管理发展过程的始终。正是在如此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化艺术市场不断壮大，艺术管理初见成效。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相比，我国的艺术管理尚存在诸多问题，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只有认真审视并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使我国艺术市场及公共文化事业的后续发展得到保障。以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模型为参照，我国艺术管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长期导向”的文化惯性致使文化艺术立法滞后

根据霍夫斯泰德对华人价值观的调研，长期导向指数排名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可见我国文化具有鲜明的长期导向特征。(详见下页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具有短期导向特征的基本是西方国家，而多数亚洲国家(地区)属于长期导向。从基本特征上看，具有长期导向的国家特别强调美德的作用，且不存在绝对的正误界限和善恶标准，通常会依据实际情况的特殊性来灵活判断，而非像短期导向的国家那样依据统一的善恶标准来评判。具体到文化艺术立法上，长期导向的国家往往会依据美德而非法律的标准来判断善恶，而且善恶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长期导向的国家在文化艺术立法的速度方面会相对滞后，而且其立法的标准由于缺乏明确的评判依据而显得相对粗陋。因此，在艺术管理领域，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立法，我国在艺术管理领域的立法明显滞后于文化艺术发展的实际。现阶段，我国现有的成文法中，文化领域的立法不足4%，其中还夹杂着大量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寥寥几部法律。具有高效力的文化基本法的缺失，使文化艺术工作的权威性、规范性都受到了较大影响。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全局意义上的文化法能起到统筹全局的作用。近年来，业内人士翘首以盼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本应当能在文化法中发挥统领作用，但该法案于2014年提上日程，时至2019年其草案才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五年时间之久，我国文化市场的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多变化，相关文化立法已相对滞后于文化发展的实际。因此，我国文化艺术法律的更新速度尚有待提升。立法工作是文化艺术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推进我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息息相关。完善我国艺术管理的法律体系，不仅能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更能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艺术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艺术管理的文化立法需紧随时代，加快更新步伐。

表1 霍夫斯泰德：短期导向和长期导向国家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差异

(二)简单移植“强不确定性规避”国家的管理模式，教育机制不对接，艺术管理综合人才缺乏

根据霍夫斯泰德对全球76个国家(地区)“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研究，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国得分较高，排名均为33位以内，属于“强不确定性规避”国家。其中俄罗斯得分95分，位居第7位。而中国得分仅30分，排在第71位，属于“弱不确定性规避”国家②。在霍夫斯泰德模型中，“强不确定性规避”国家与“弱不确定性规避”国家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重视专家和技术的解决方案，后者信任通用人才和常识。[6]156然而，一个典型的文化错位是，由于早期我国较多地沿用了苏联体制，致使我国在管理学科的设置上长期以“专才”教育为主，缺乏对综合人才的培养。就艺术管理来说，虽然目前我国在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高校中设置了艺术管理专业，但二者基本奉行“专才”教育，而非“通才”培养。其典型表现是，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管理人才对艺术内容的把握较为精准，但其管理学素养有待提高；综合性大学的管理学知识及实践训练较多，但缺乏对艺术的深度体会。如此失衡的知识结构，致使多数艺术管理者在进入管理实践的时候，难以发挥自身优势，无法开展有效工作。鉴于艺术管理专业的综合性和应用性，艺术管理的人才培养不能将学生束缚在学术的象牙塔，必须要兼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善于贴近实际，亲历现场。因此，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跨学科综合培养，是艺术管理培养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是推动艺术管理之产、学、研、教联动的关键。

(三)“权力距离”过大，艺术管理的改革进度参差不齐，部分机构举步维艰

在霍夫斯泰德的权力距离指数中，中国大陆得分80，排名在12—14位之间③，属于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国家，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管理实践”。[6]64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国的文艺演出院团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管理体制的束缚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近年不断推进的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就是为了使艺术机构运转更加灵活，解决单一体制带来的人财浪费、机构臃肿以及过度平均主义的弊端。转企改制意味着将原有事业单位所属的国有文艺院团变为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求生的经营性集团，这对于文艺院团的长远发展来说是利大于弊。因为多数国有文艺院团在发展过程中，因受困于僵化的文化体制，导致艺术演出活动减少，公益艺术服务质量不高。但经过院团管理机制的改革后，重新焕发了生机，带来了活力，有效刺激了文艺演出活动的开展及文艺院团的经营管理，使其更能适应市场需求。另有部分国有文艺院团，因长期习惯于原有文化事业单位的圈养，短时期内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营方式，在投融资方面难以打开局面，无法找到足够的资金度过艰难的转换期，这一部分国有文艺院团的生存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以上三类问题都是现阶段我国开展艺术管理工作时必须要面对的。我们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借鉴西方艺术管理的优秀经验和文化政策的制定方法，但又必须敢于跳出西方话语的惯性思维，立足我国的文化现状，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不但有利于探索新的艺术管理机制，更是文化自信的鲜明体现。

三、构建艺术管理中国机制的必要性：基于霍夫斯泰德模型的分析

(一)国家文化战略的推动——由“短期导向”向“长期导向”变动的需求

文化作为一个大系统，包含着诸多子系统，从总体上来说，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艺术管理作为制度文化的一种，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提出“软实力”概念时就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7]5这一观点已成为众多国家的共识。日本在1995年确立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把发展文化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法国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积极提出“文化例外”，以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美国的文化政策强调依法治理，相关法律部门会根据美国艺术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文化立法。由此看出，以上各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无疑都高度重视文化的不同特色及其意识形态属性。“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得到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它不是一种超乎价值的科学。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一种社会)、一种价值、习惯和信念之中，植根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受到而且应当受到文化的影响。”[8]5可见，文化与政治从来就不是两条平行线，我们无法置身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或者政治场域，二者必然产生交集，相互联系。因此，讨论我国的艺术管理必然离不开我国的文化战略背景，这不仅因为其管理的对象与中国文化艺术有关，更因为艺术管理始终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密切关联。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霍夫斯泰德看来，是国家价值观中“短期导向”与“长期导向”的区别。2007年，明科夫基于霍夫斯泰德和邦德的数据库在对华人价值观进行深度调研后发现，短期导向由于过于注重当下，因而具有一种潜在的激进主义，它“重点关注盈亏状况”，认为“当年的利润很重要”，而非像长期导向的国家“重点关注市场地位”，认为“未来10年的利润很重要”。[9]178基于此，霍夫斯泰德认为，“在21世纪，东亚经济的重要性可能会继续增长。而智慧的东方人给世界带来的一件珍贵礼物，就是有关全球化的长期导向的思维方式”。[6]196因此，就全球文化价值观的未来趋势看，短期导向必定会向长期导向过渡，文化在国家价值观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国艺术管理机制的建设开始较晚，相应的战略方针难免滞后于行业的整体发展进程，但文化在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提出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文化建设初见成效，但艺术管理的水平与经济、政治所取得的成就尚有一段距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相应提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把文化建设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474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定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的文化政策就是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础，筑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这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升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艺术管理应区分不同文化的特点，重视文化差异对艺术管理机制的反馈作用。

关于文化差异与管理的关系，当代管理学家特龙·彭纳斯(Fons Trompenaars)特别强调文化差异对不同国家文化管理的重要性，并对忽视文化差异的后果予以警示：“世界的各种文化中，人们对一些概念，像权威、官僚、创造性、良好的友情、信任和责任等，是以不同方式加以体验的。而我们却倾向于用相同的词汇来描述它们。这使我们难以了解双方的固有文化，难以认识到双方习以为常的行为实际上内涵并不一样，甚至会在另一方引起冲突。”[10]3因此，我们要使本国的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就不能过分依赖于西方管理模式，而应依据自身的文化特点创建适合本国特色的艺术管理机制。这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重视艺术管理中国机制的必要性之所在。

(二)中国艺术受众的独特性——“放纵与克制”中的圆融之道

明科夫在借鉴了美国心理学家艾德·迪纳(Ed Diener)和荷兰社会学家鲁特·范荷文(Veenhoven)有关幸福感的测度后发现，主观幸福感与特定国家的文化背景及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联。霍夫斯泰德将此以“放纵与克制”指数来衡量，包括幸福感、生活的掌控度、休闲的重要性等因素。针对“放纵与克制”指数，霍夫斯泰德与明科夫对93个国家(地区)进行调研，其中中国的放纵指数整体排名较低：中国台湾得分49分，排名第37位；中国大陆得分24分，排名第75位；中国香港得分17分，排名第83位，因此中国应属于文化克制型国家；而英国、加拿大、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放纵指数较高，排名在14—17位之间，属于放纵型文化类型④。由此看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对于幸福感的文化态度截然不同。归根结底，中西方受众因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对文化的理解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文化主张主客二元对立，中国则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重视对立双方的相互融合及转化。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别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是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为一。”[11]15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孟子·尽心上》中提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其中讲的是以天命来安身立命；《老子》(第四十二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都是在论述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下，我们才能在物我合一的融通中体会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意境。若使艺术管理在中国艺术市场和公共文化事业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受众，清楚其独特的文化需求与审美特点，如此才能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把握中国艺术发展的命脉，也才能推动中国艺术管理机制的现代转型。

(三)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植根于历史的群体差异

霍夫斯泰德认为，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并非限于文化，更植根于历史。如国家的标识、价值观和制度，这三者均与历史的维度相关，并来自于不同群体的归属与认同。见表2所示：

表2 国家的标识、价值观和制度

在表2中，不同国家的标识(含语言、宗教信仰)和制度(含规则、制度、组织)均属于显性的历史范畴，而价值观(侧重心理)属于隐性的历史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三者均植根于历史，但标识与价值观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表2中分布在横向箭头两端的是价值观与制度，代表着国家价值观与其制度的相互印证。然而霍夫斯泰德强调：“这一事实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仅仅依靠输入外来制度，无法改变一国(地区)人民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方式……因为经济制度无法脱离文化而存在。”[6]17即在国家的价值观中，制度尽管可以影响国民的心理，但其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极为有限，因为国家价值观并不仅仅受制于文化的影响，更有其自身的历史根脉。在跨文化交流中，历史与文化从来都是国家价值观傲立群雄的足与翼，二者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后，西方艺术市场机制逐渐传入我国，画廊、拍卖会、艺术博览会以及艺术经纪人等涌现在我国的大江南北。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在西方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艺术市场模式，却在我国走出了一条与其原产地也即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欧美国家，画家的作品大多需经过画廊等机构的包装宣传，有了一定的市场销量后，其作品才可走向拍卖会。因此，在发展的模式上，是由一级艺术市场向二级艺术市场迈进的自然顺序。但在中国的艺术市场，画廊与拍卖会之间则呈现出倒序发展的情况：作为二级艺术市场的拍卖会，往往会跳过画廊等一级艺术市场而率先启动，这就造成了我国二级艺术市场发展基础不稳，先天发育不足，假拍、流拍现象严重。同时，画廊等一级艺术市场因为没有了通往二级艺术市场的正常通道，无法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成功晋级，因而只能自说自话、流于低档的艺术品层次而止步不前。

此外，近年来，以网络综艺、网络剧、网络大电影为代表的虚拟艺术市场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与文化语境相关的是，中国的网络艺术市场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国的虚拟艺术市场，走过了早期的免费时代，再披荆斩棘踏过盗版横行的年代，如今进入了相对规范的艺术授权时代。但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虚拟艺术市场受经济利益的捆绑较为严重。如部分文化企业会对一些观众反应好、市场热度高的文化内容进行重复收费，推出了“VIP抢先看6集，会员再交50元，更新时再多看6集”的文化套餐活动，此举直接被《人民日报》评论为“套路层出不穷，吃相太难看”。[12]如此负面现象均是中国艺术市场而非西方艺术市场在发展健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而，引导网络行业的健康发展并制定促进我国虚拟艺术市场管理的相关章程，仅靠西方艺术管理的经验是不够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社会发展与运行情况的。正因如此，构建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已迫在眉睫。

四、艺术管理中国机制的实现路径：基于霍夫斯泰德模型的启示

艺术管理中国机制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模型，在建设的初期阶段，我们必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规划。

(一)在管理原则上，以国家价值观的长期导向为抓手，做好顶层设计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列出了“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表达了在工业化时代，对艺术品走向标准化、商业化的担忧。[13]112-158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我国艺术市场中主表现为影视市场的过度商业化及娱乐化。电影《小时代》呈现出了对物质、美色的过度痴迷；抗日“神剧”《抗日奇侠》对庄重严肃的革命剧加以调侃；中国台湾地区著名主持人小S的《姐姐好饿》在内容上也有尺度过大的问题。这些创作者把艺术的社会效益放在一旁，为提高收视率、上座率，获得经济效益，不惜博人眼球，成为市场的“奴隶”。若是一直受此类庸俗文化的影响，受众将会变成“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人的精神也终将成为一片荒漠，这就要求我们在艺术管理方面应重视优秀文化价值的引领作用。这在霍夫斯泰德的模型中体现了短期导向与长期导向的辩证关系。短期导向重视尊重传统并履行社会义务，面对的是过去与现在；而长期导向则是一种培育并鼓励追求未来回报的品德，是基于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管理。这就要求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要以价值的长期导向为抓手，重视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相关行业人员履行好社会职责，不为利益所诱惑，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把握好度，坚守好底线。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冲突时，要把文化价值的优秀引领作用摆在首位。因此，构建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首先要重视国家价值观的长期导向，这是我们努力的重中之重，也是建构中国特色艺术管理的必由之路。

(二)在管理风格上，以优秀中华文化基因开创艺术的柔性管理，做好国家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的动态平衡

东西方国家在文化气质方面的差异使我们不可照搬西方模式。在霍夫斯泰德模型中，西方国家多属于阳刚气质型，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多归为阴柔气质型，由此形成了东西方管理风格上“一刚一柔”的显著差异：中国的管理文化以“柔”为主，往往更具人性化与弹性；西方的管理文化重视规章制度，讲求效率，更具刚性特质。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Frederick W.Taylor)，就强调管理的最高效率，他把工人看作会说话的机器，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压榨。这种有效管理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因为艺术管理者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管理者，在更多情况下艺术管理者充当的是艺术家和普通受众的中介，这种“桥梁”的角色要在艺术、管理以及人际关系方面获得动态平衡。在中国的管理文化中，儒家“贵和尚中”的管理思维、道家的柔性管理哲学、法家的法制管理，以及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的“道(精神性)、气(生命性)、心(审美性)、舞(音乐智慧)、悟(直觉)、和(辩证思维)”[14]38-39等美学范畴都对建构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机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构建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一方面需要我们“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基于本国的文化传统，结合我国艺术实践创作与管理运营的实际进行管理。因为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始终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亦是将我国的艺术管理学科专业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的源泉。

(三)在管理方向上，重点探索本土化议题，降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

霍夫斯泰德模型中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主要用以描述某个国家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情况时感到的威胁程度，其指数越高代表紧张感和焦虑感越强。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上，我国尽管属于低指数范围，但在现阶段我国文化的转型期之中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这无疑提高了我国艺术管理中的“不确定规避”指数。对此，我们可借鉴西方艺术管理的解决方法和成功经验，但同时必须清楚的是，我们面临的是本土化的困境。现阶段我们对国外艺术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已具有了一个较为充分的学习与吸收过程，尤其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我们应思考如何着力解决目前中国艺术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加深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比如文化艺术立法的缺失与滞后、国有文艺院团的财务困境、部分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瓶颈、城乡文化发展失衡以及区域文化需求不同而导致各地文化艺术机构发展差异等问题。要发展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就要把这些本土化的问题优先研究、加以解决。我们既要拿出一套方案指导全国的艺术管理工作，又要允许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优先发展本地特色艺术与优势产业，注入本土化的气息，打造当地的精品艺术活动，形成品牌。对待国内的成功案例，也要有所取舍，要注重与当地特色相结合，切忌各地艺术管理模式千篇一律，争取做到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多样化管理方式。只有解决好中国现阶段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探索出本土化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方式，才能使艺术管理机制的转变取得新的突破与进展。

(四)在管理者的人才培养上，应缩小“权力距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就是希望文艺作品可以关注社会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依据霍夫斯泰德的模型，目前我国艺术管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长期以来的“高权力距离”导致艺术管理中的等级意识太强，这突出体现为忽视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过于强调专业区分和模块化教育，由此导致各管理环节之间沟通和协作意识不强，理论与现实脱节，历史与时代断裂，管理者与受众孤立。因此，我们应缩小“权力距离”，让管理者深入实际，切实把握时代发展大势。

首先，在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上，要让培养对象熟悉我国的文化艺术政策，对近期我国文艺政策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保持一定的关注，并能以相应的政策指导、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其次，艺术管理者要与时代相呼应，重视文化思潮的变化，建立健全艺术管理的应急预案体系。如在2020年之初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国之时，中国艺术市场受到重创，大批艺术经营者失业，经济损失惨重。因此，建立艺术市场的应急管理体系极为重要。

再次，艺术管理者也应把握文化艺术潮流，贴近人民、了解大众的审美需求。艺术管理者作为观众与艺术家的桥梁，要善于把受众所喜爱的内容传递给艺术家，让艺术家以此为基础，倾心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之作。

最后，艺术管理者要善于把握先进科技的走向，思考技术与艺术如何深度融合。技术虽是冰冷的，但我们可用技术创作出有温度的作品，促进艺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促进艺术管理水平的不断升级，正如福楼拜所说——“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会在山顶重逢”。[15]131

(五)在管理方法上，兼顾“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使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文化的统筹管理与艺术的分类管理相结合

目前中国艺术管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艺术管理较为强调集体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僵化，暴露出诸多问题。

其一，多头管理的问题严重。在僵化的文化管理体制下，政府往往担当着组织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既需掌管文化事业单位，又需管理文化企业单位；既要进行前期融资，又要进行善后处理，管理者需要三头六臂。管理的对象千罗万象，管理的范围大而无边，管理的对象不甚明朗，管理效率不高。

其二，交叉管理的现象突出。对于同一管理对象，尽管由众多部门同时管理，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和协调机制，在相互推诿中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如中国的音像业，要同时受到广电、出版、物价、工商、公安、海关等众多部门的管理，致使被管理者极其受限，极大地降低了创作者的热情，难以进行有效创新。可见，在艺术管理中过于重视集体意识，并不能对文化事业及艺术市场起到有效的监管。

基于霍夫斯泰德模型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我国的艺术管理应注意点、线、面的结合，把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在文化的统筹管理中尤其注重对艺术门类的分类管理。这不仅是由艺术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也是当前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六)在管理的情怀上，在“放纵与克制”之间探寻艺术的创意管理

从管理的主体上看，艺术管理是基于艺术家和艺术受众，面向整个社会成员的管理，其本质是对于大写的“人”的管理。由此决定了艺术管理必须植根于人类历史，对当下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关联做出及时的反馈，并最终解答“人如何艺术化生存”的终极命题。因而，人文关怀是艺术管理主体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艺术家、艺术管理者和艺术受众三者形成的互动关系中，“放纵与克制”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极，而是管理主体基于自由与信念，遥望艺术理想的双子灯塔。在“放纵与克制”之间，艺术创作与艺术管理形成了张力，艺术的愉悦与社会规范达成了和解，从而艺术的创意管理成为了可能。正如克里斯·比尔顿(Chris Bilton)所说，“艺术家并不是精神上自由或者可以不负责任的人，而是他们更能够包容矛盾，能够在明显对立的观点间游刃有余。在现实和未来的可能之间、个人和团队之间、各组织和系统之间，创意管理都需要一个类似的折中焦点。”[16]220

五、结语

诚然，在西方艺术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艺术管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其理论建构长期处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艺术管理实践难免会出现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畸形态势，而那些符合中国现状、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华部分就要被排除在外。构建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就是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套用西方标准的直线思维，强调要以中国本土化的现状为出发点，合理吸收西方艺术管理思想的有益成分，在尊重我国艺术个性的基础上，发掘艺术管理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法，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助力我国艺术管理事业达到新的高峰。这对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为使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形成体系化发展，本文在艺术管理的理论层面，对其含义及中国艺术管理的现状进行了剖析，重点论述了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过程中始终重视艺术管理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以霍夫斯泰德的六维模型分析了跨文化管理的可能性，以促进全球化进程之中的中国艺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特色化发展。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一方面要对过去的艺术管理实践做出总结，对我国的文化艺术传统加以重新认识，另一方面，要在我国文化艺术现实的基础上开创出中国艺术管理的新的未来。

①霍夫斯泰德的著作《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英文原名为“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for Survival”。英文第一版由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独著，1991年出版；英文第二版由吉尔特·霍夫斯泰德与他的儿子格特·扬·霍夫斯泰德(Gert Jan Hofstede)合著，2005年出版；英文第三版是霍夫斯泰德父子与来自保加利亚的迈克尔·明科夫(Michael Minkov)三人合著，2010年出版。本文采用第三版中文译著，张炜、王烁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

②数据来源：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张炜、王烁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页。

③数据来源：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张炜、王烁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④数据来源：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三版)，张炜、王烁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209页。